中国制度优越神话的崩解

雾霾笼罩下的北京天安门。（图片来源：MARK RALSTON/AFP via Getty Images）

当中共在二十大后的四中全会上，隆重颂扬其“五年规划制度的优越性”时，外界的焦点却意外被三件突发事件抢去——解放军高层因严重贪腐遭集体拔官、蔚来汽车（NIO）遭新加坡主权基金GIC控告证券欺诈、以及对绿能政策的制度性灌水现象持续曝光。

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事件，其实交织出一个共同的逻辑核心：制度性腐败早已成为中共五年规划体制的内建副产品，不是例外，而是常态。

制度设计下的贪腐养殖场

从2006年起的每一轮五年规划，中共皆以“国家战略”之名，启动国家资本大规模政策投资与资源动员。从基建狂潮到绿能转型，从城镇化到数位中国，每一波热潮，表面看是发展引擎，实则是权力与资本的盛宴。

地方政府为了追指标，投入巨资发包工程，导致资金流向不透明的专案公司与人脉圈。四川燃气改造专案遭审计揭露挪用1.25亿，广州冼村改造案甚至出现“市长＋村官＋开发商”共构的腐败铁三角。制度设计变成贪腐养殖池，资源越集中，腐败越难以遏止。

而类似的逻辑也蔓延至军中。解放军为达成“建军百年现代化”的目标，近年来国防预算连年以双位数成长。然而装备采购、军事基建与后勤资源配置领域，却几乎全无透明监管。高阶将领团灭式落马，不是清洗，而是清算长年制度失控的债务。

指标绑架与数据幻术

五年规划还有另一毒瘤：KPI式的指标绑定制度。一旦GDP、能耗、减排等数字与官员仕途挂钩，便激发出一整套“数据幻术”产业链──提前认列收益、制造假项目、造假报表，从中央到地方，逐层上演。

蔚来汽车就是最典型的产物。透过“电池租赁＋资产公司”操作，粉饰成高成长新经济样板，成功吸引政策红利与国际投资。然而，当GIC控告其证券欺诈时，才揭露那套被包装成创新的财务结构，其实是对制度漏洞的精准利用。

这些操作并非个案，而是已制度化地内嵌于地方政府与国企的合作平台中，变成“从政策到利益”的扭曲产业链。

监管空白与政策套利

在新能源、数位经济、科技研发等新兴领域，中共每一个“规划重点”几乎都成为贪腐热点。监管未成形，补贴先到位，地方企业与官僚“先拿钱、再编故事”，把创新做成套利，把战略做成财务工程。

蔚来案中，企业借由新业务模式逃避财务实质揭露，在监管尚未完善的制度真空中大步狂奔。这不是技术问题，而是制度选择：当政策挂帅、问责缺席，创新很容易变成掠夺。

当制度变成合法掠夺的外壳

五年规划原应是国家治理能力的体现，如今却成为一场场失控的制度表演。中央政策愿景宏大，但地方执行脱序；政策热点成为贪腐温床，制度设计与利益分配几乎已形成默契共谋。

当制度不再被用来控管权力，而是成为掩饰风险、包装利益的工具，“制度自信”也就沦为了空洞口号。

从制度宣示到制度风险

这三件事──中共自夸的五年规划、解放军的系统性贪腐、蔚来汽车的跨国诉讼——其实是同一制度硬币的三种刻面：五年规划，是政权合法性的仪式；贪腐，是制度执行的成本；跨国诉讼，是风险外溢的结果。

一句话总结：五年一规划，十年一贪腐。

若一个制度无法建立起透明、公正、可问责的治理机制，那么不论它如何高唱优越，最终都会在风险的积累中自行崩解。中共所谓的制度优势，或许最大的讽刺，就是它始终无力处理自己制造出来的制度风险。

（本文为《上报》授权《看中国》转载。原文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