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律师抨击中共专权民众沦为“牛马”-墙外头条

在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召开之际，云南资深刑事辩护律师左志海公开抨击中共将党派利益伪装为国家利益、剥夺民众权利的一段视频，引发网络热议。

左志海律师在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讲述了他从法律实践到政治觉醒的历程，强调中国民众缺乏选举、立法及财政监督权，已沦为“牛马奴隶”而非国家主人。左律师呼吁大众实现从“贱民”到“公民”的精神转变，并寄望年轻一代推动变革。

视频中痛斥中共集权专制引发热议

10月21日，一段由云南律师左志海拍摄的视频在网络平台广泛流传。凭借律师身份和多年法律实践经验，左志海在视频中系统性地分析了中国当前的政治经济结构问题。

在视频中，左志海指出：中共借“国家公有制”之名，全面掌控中国自然资源，并以法律形式禁止民众私有化持有，彻底剥夺人民财产权。同时，国有企业和央企垄断关键行业，演变为“党企”，通过行业垄断持续剥削民众。

更为严峻的是财政体系的异化问题。左志海表示，党派利益被包装为国家利益，权力高度集中导致财政体系沦为特定群体的“金库”。民众缺乏对税收征收和使用的监督权，税收最终流向权力阶层及其关联群体。根据他的观察，中国约9亿人口面临贫困、失业、疾病等多重困境，却缺乏相应的社会保障体系。

据了解，这段引发广泛讨论的视频最初发布于左志海个人社交媒体账号，随后在海外社交平台被转载传播。

10月21日，左志海律师在接受大纪元专访时，详细回顾了自己的思想转变历程。2007年开始执业后，他主要从事刑事案件辩护工作。正是这段职业经历，让他得以近距离观察中共司法系统的运作方式。

左律师观察到，在刑事案件处理中，律师的专业能力往往不如人际关系重要。公检法系统将案件转化为利益交换机制，量刑标准深受非法律因素影响；甚至看守所的伙食供应，也被纳入牟利体系，在押人员的基本需求沦为盈利来源。

这些观察促使他开始反思法律体系的根本性问题。他逐渐意识到，表面上的司法腐败现象背后，存在着更深层的制度性原因。通过大量阅读和思考，左志海的认知从具体的司法问题扩展到整体的政治结构分析。

经过多年思考和观察，左志海律师总结出判断公民是否为国家真正主人的三个核心标准：选举权、立法参与权和财政监督权。

“第一个就是这个领导人，你有没有权利去选，你有没有选票；第二个就是国家法律的制定，你有没有权利参与制定；第三个就是税怎么收，税收用到哪里。”他认为，只有同时具备这三项权利，民众才能真正成为国家主人，否则就只是被统治者。

左志海特别强调选举权的核心作用。他以案例分析，若地方领导人由民众直选产生，一旦施政不力，民众即可罢免并选出更合适的人选。这种机制能从根源遏制权力失控与腐败；反之，在无选举权的体制下，民众对施政者毫无制约，只能被动承受各种政策后果。

在立法权方面，他指出，法律应当由全体公民通过民主程序制定，而非由特定群体单方面决定。当民众无法参与法律制定过程时，法律就可能沦为维护特定利益的工具，而非保护全体公民权利的规则。

财政监督权则直接关系到国家资源的分配正义。左志海分析说，在缺乏有效监督的情况下，税收征收和使用完全不透明，民众既无法拒绝不合理的税费，也无法监督财政支出是否真正用于公共服务。

左志海律师认为，中国社会面临的深层问题不仅在于制度层面，更在于民众的精神状态。他提出，民众需要完成从“贱民意识”到“公民意识”的根本性转变。

他指出，真正的公民意识在于敢于维护合法权益。相较西方社会，当政府侵害民众权益时，公民基于对权利的清晰认知，会立即行动维权；在中国，许多民众权益受损后既不敢争取，也缺乏有效途径，只能寄希望于“包青天”式清官出现。

这种“贱民意识”的形成有其历史根源。左志海分析，中共篡政后多次政治运动，知识精英几乎被消灭殆尽，文化大革命更是彻底清除独立思考的群体，留下的多是顺从民众，从而造成批判性思维断层与公民意识缺失。

要实现这种意识转变，需要民众首先认识到自己应当享有的权利，然后培养维护这些权利的勇气和能力。左律师认为，这不仅是个人层面的觉醒，更是整个社会文化的重建过程。

近期，左志海律师在海外的《北京之春》杂志发表《我的自白》，并起草《全民宪法草案》与《全民立宪共和提议书》。他解释初衷：中国要解决现有问题，根本在于建立由全民参与的国家规则体系；反对力量难成气候，主因在于缺乏完整的替代性社会制度构建。

然而，这些理论性较强的文章反响有限，这促使左志海调整传播策略。他开始在X（原推特）、TikTok等社交平台制作视频，用“防诈骗”这一民众熟悉的概念来类比政治问题，使抽象的制度批判变得更加通俗易懂。

左律师坦承其策略经历了从理论阐述到通俗传播的转变。“观看量不多，关注少”，这一现实让他认识到，必须用民众更容易接受的方式传递信息。他甚至考虑进一步简化表述，直接以台湾的政治发展路径作为参照，让民众有具体可感的对比对象。

对于中国的未来走向，左志海律师将希望主要寄托在年轻一代身上。他指出，从2015年至今，中国高校毕业的大学生数量已接近一亿。这些年轻人接受过高等教育，具备基本的信息获取和分析能力。更重要的是，他们正在经历社会现实的教育。

他认为，中共近年各项政策及其造成的民生困境，客观上加速了民众觉醒。极端防疫政策、经济危机下的民生问题以及政府与民争利等现实经历，比理论说教更具说服力；当更多人“吃亏上当”后，便会反思问题的根源。

谈及个人为何选择公开发声，左志海表达了一种历史责任感。他说：“我觉得如果说现在我一下子要老了，要死了的话”，面对压迫却不敢反抗，将是终生遗憾。尽管承认自己“一个普通的律师没有多大的能量”，但他认为至少应当敢于表达，敢于反抗。

“每个人的行业不一样”，作为律师，当认识到社会存在的问题后，就有责任将这些洞察告诉尚未看清真相的人。这是一种职业责任，也是—种公民义务。

目前，左志海律师已来到海外，因撰写反共内容而匝剔法返国。他坚信，社会矛盾持续积累与民众意识逐步觉醒，将催生变革之机，并冀以个人勇气与行动，为大众提供觉醒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