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三阅兵前 北京等地异议人士“被旅游”

在北京9月3日大阅兵举行前夕，全国各地多名维权人士与异议学者、律师再度面临严厉维稳措施。有知情人透露，知名媒体人高瑜已被强制去外地旅游。

异见人士在所谓的敏感时刻，往往被上岗、软禁外，甚者更被国保以“旅游”名义带离北京或居所。这一做法在中国早已并不陌生，但因阅兵规模之大、安保等级之高，本次执行力度尤为强烈。

北京维权人士刘先生透露，独立媒体人高瑜自8月25日起即被国保带往外省强制“旅游”，距离北京上千公里。高瑜年逾八旬，因心脏与血压问题随身携带十余种药物，强制外出令其健康堪忧。他说：“高瑜25日上午离开北京，听说有两个机场陪同，应该是去南方某地，机票行程已经安排好，具体安置地点不便透露。”

外界普遍认为，北京当局此举是为避免她在阅兵期间透过海外媒体或网络发声。另一位不愿具名的异议学者告诉大纪元，北京已有多名知名人士受到限制：“查建国、何德普，李蔚，还有莫少平律师、尚宝军律师以及浦志强等人，部分被严密软禁在家，部分则下落不明，外界难以掌握他们的具体情况，但肯定被当局控制。”

北京疫苗受害者王先生也向记者介绍，维权人士钱大龙此前已被带到河北“旅游”十余天，返京后则被软禁于北京郊外山区，随时可能再度转移。“还有北京的刘燕、李路光，江苏常州的胡大艳，河北邢台的梁辉等人均被‘上岗’。”

王先生强调，被看守者通常由七至八名警员分班监控，有些人即使并未尝试赴京，也被要求在当地接受警方手机定位，直至9月3号阅兵结束。

另一位长期上访的李女士则表示，北京自8月21日起正式进入阅兵安保敏感期，访民群体首当其冲成为主要监控对象。据她回忆，“早在8月9日，就有人被带往昌平、平谷等地‘旅游’，也有人直接在家中被上岗。部分访民甚至在接受所谓‘慰问费’后，被要求自行离开北京，待阅兵过后方可返城。”

北京退休公务员郭先生告诉记者，近期北京市内到处封路，限行，很多人举家外游；“好多人到四川、新疆去旅游了，现在外地车辆进京受到严格限制，北京城区交通量明显减少，气氛紧张。”

知情人士透露，本次阅兵期间的维稳经费并非由中央统一拨款，而是层层下放至各街道办事处承担。经费用途包括雇用临时安保人员、支付异议人士“旅游”期间的食宿开支，甚至直接以现金形式要求相关人士离开北京。这种由基层承担的维稳模式，进一步加重了地方财政压力，但在政治任务面前，地方政府普遍选择不惜代价。

除了北京之外，其它省份亦出现大规模维稳情况。贵州多名人权研讨会成员近日亦遭遇“被旅游”或软禁。该组织人士李先生对大纪元透露，”贵州人权研讨会的陈西、廖双元、黄燕明、曾宁等十余人均被上岗。有的被带往郊外农家乐或其它偏远场所，行动自由受到严格限制，至少一周后方可解禁。”

“与往年六四周年、两会等敏感节点相比，本次阅兵所触发的管控措施毫不逊色，甚至更为严厉。”李先生说。

贵州大学退休教授方女士表示，中国政府在每一次重大政治活动或敏感时期，均会加紧对异议人士的掌控，这已成为一种制度化的维稳模式。她说，官方将其定义为“维护社会稳定”，实则透过强力安保与监控手段，消弭任何可能的异议声音。“即便中国当前财政状况普遍吃紧，地方债务压力沉重，政府在维稳方面却始终不惜投入巨资，启动跨省避控等等，这显示出官方对所谓突发事件的高度不安全感。”

方女士说，当局采用限制人身自由的做法，并无任何法律依据，却在中国已持续十多年。从北京两会到奥运会，从亚太经合会到六四周年，每逢重大政治场合与纪念日，维权人士与异议学者便首当其冲。“阅兵本应是展示国家自信的场合，但在严苛维稳背景下，却更突显了官方对社会舆情与民间行动的恐惧。”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