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饥荒的浮肿病 人们饿得吃土、吃屎、吃人

大饥荒很多人得了浮肿病，人们饿得吃土、吃屎、吃人。（图片来源： 网络图片）

1959～1961年，中国大陆在这三年搞所谓的“大跃进”运动，期间发生的大饥荒共造成中国大陆1500万至5500万人的非正常死亡，被广泛视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饥荒，也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人为灾难之一。三年大饥荒类似于1932年苏联大饥荒的事件重演，主要成因包括“大跃进”政策失当、人民公社化运动、制度弊病、北京当局外交困难等。

中共官方对此有“三年严重自然灾害”等宣传法，还以“三年困难时期、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称障眼法掩盖失策。

那场运动导致的严重饥荒，造成了大规模的浮肿病流行。浮肿病是指由于长期严重营养不良，尤其是蛋白质严重缺乏，导致体内水分代谢失调，进而引发全身或局部组织水肿，乃至生命危险。

浮肿病大流行

浮肿病不仅严重影响劳动力，还导致大量人口死亡，成为“大跃进”时期非正常死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很多那个年代的人回忆说，当时很多人早晨醒来“睁不开眼睛，总觉得没有从疲劳中恢复过来”，后来浮肿越发明显，“脸上、腿上一按一个坑”。有同事下放一年后回来，肚子变大，甚至因腿软滚进水沟，差点淹死。

一些有海外关系的人被允许接受海外亲友寄来的食品，而普通职工则很难获得额外营养。有单位领导以职工健康恶化为由，向高层申请营养补助，如牛奶，但大多数普通百姓只能忍受浮肿的痛苦。一位民众回忆说，当年他所在的中学由卫生室校医诊断，发现在校学生患浮肿病的占三分之一。工厂等社会单位也大致如此。城市居民中也大面积出现浮肿病，许多职工在工作中敷衍了事、节省体力，下班后则想方设法找吃的。浮肿病蔓延导致城市工作受到很大影响，不安情绪普遍存在。

当时主要的有关浮肿病的事件如下：

1.河南信阳事件：浮肿病与大规模死亡

信阳事件是大跃进期间最严重的饥荒灾难之一。1959年10月至1960年4月，河南信阳地区因浮夸风和强制征粮，导致农民口粮极度短缺，出现大规模浮肿病和饿死现象。据官方报告，信阳地区至少有100万人非正常死亡。当时的医疗资源匮乏，许多浮肿病人得不到有效治疗，死亡率极高。

2. 吉林省：浮肿病城乡蔓延

1961年，吉林省卫生厅报告称，全省农村浮肿病情况严重，部分地区病情仍在发展。例如，怀德县1961年7月下旬有浮肿病人1万人，其中重度患者1348人，病情有上升趋势。此外，城市也未能幸免，吉林市在1960年11月至12月间发现浮肿病人4179人，患者遍及机关、学校、工矿企业等单位。

3. 四川农村：荒唐的“蒸汽疗法”

在四川省的一些农村地区，为了治疗浮肿病，采取了所谓的“蒸汽疗法”。具体做法是将病人集中到一个特制的大蒸笼里，用蒸汽熏蒸，每人每天还会配发一些黄豆粉制成的食物。然而，这种方法并无科学依据，许多接受“蒸汽疗法”的病人最终未能存活下来。

4.上海医院：医学生的亲身见闻

一位当时在上海医学院实习的医学生回忆道，1960年在医院门诊中看到许多全身浮肿的病人。由于课堂上只学过浮肿是心肾疾病的症状，面对大量浮肿病人，一时不知如何诊断和治疗。老医生告诉他，这是严重营养不良性浮肿，源于蛋白质极度缺乏。

5.河南牛寨大队：浮肿医院的悲惨景象

在河南牛寨大队，1960年三四月份建立了一所“浮肿医院”，收治大量浮肿病人。尽管病人每天能获得稍多的食物，但由于营养极度匮乏，病人们甚至会捕捉老鼠充饥。医疗手段也极其简陋，医生只能在病人腿上扎针放水以减轻水肿。死亡率极高，许多病人因得不到有效治疗而去世。

中共罪行逼百姓奇吃人吃人

饥荒时期，民间流传着许多“奇吃”故事，如吃观音土、雁粪、树皮等，甚至出现人吃人现象。有回忆录记载，有人因饥饿抢饭被原谅，因为确实饿得受不了了。

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在《吃相凶恶》中说：“在我的脑袋最需要营养的时候，也正是大多数中国人饿得半死的时候。我常对朋友们说，如果不是饥饿，我绝对会比现在聪明，当然也未必。因为生出来就吃不饱，所以最早的记忆都与食物有关。那时候我家有十几口人，每逢开饭，我就要大哭一场。……那时想，什么时候能够饱饱地吃上一顿红薯干子就心满意足了。”

莫言又说：“1960年春天，在人类历史上恐怕也是一个黑暗的春天。能吃的东西都吃光了，草根，树皮，房檐上的草。村子里几乎天天死人。都是饿死的。起初死了人还掩埋，亲人们还要哭哭啼啼地到村头的土地庙去‘报庙’，向土地爷爷注销死者的户口，后来就没人掩埋死者，更没人哭嚎着去‘报庙’了。……粮食啊，粮食，粮食都哪里去了？粮食都被什么人吃了呢？村子里的人老实无能，饿死也不敢出去闯荡，都在家里死熬着。后来听说南洼里那种白色的土能吃，就去挖来吃。吃了拉不下来，憋死了一些人”。

莫言描述的吃“白色的土”，就是民间所谓吃“观音土”，即白泥巴，其中含有大量的氧化铝。由于颗粒细腻，给人以面粉的感觉，但它不含任何营养成份，连动物都不吃。人吃了只有饱腹感。但不易消化，排泄不出，只得用竹签、树枝或手指头掏，大半天掏出不来，非常痛苦。不少人被胀死。

从1959年春开始，四川很多地方有大吃观音土的记载。北川县游坪公社马鞍山农民1960年冬到1961年春就大量挖吃观音土。这期间曲山、白泥、旋坪等公社多处发生群众挖观音土吃的严重情况。

邓小平的堂弟邓自力在回忆录《坎坷人生》中披露：“粮食不够就搞代食品，什么胡豆叶，芭蕉头，小球藻，野草根等都用来充饥。后来这些东西找不到了，有人开始吃观音土。观音土吃下去肚子发胀，不能排泄，几天后就被胀死……。”

除了观音土之外，人们还吃什么奇怪的东西呢？据莫言披露：“那时候我已经上了学，冬天，学校里拉来了一车煤，亮晶晶的，是好煤。有一个生痨病的同学对我们说那煤很香，越嚼越香。于是我们都去拿来吃，果然是越嚼越香。一上课，老师在黑板上写字，我们在下面吃煤，一片咯嘣咯嘣的声响。老师问我们吃什么，大家齐说吃煤。老师说煤怎么能吃呢？我们张开乌黑的嘴巴说，老师，煤好吃，煤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香极了，老师吃块尝尝吧。老师是个女的，姓俞，也饿得不轻，脸色蜡黄，似乎连胡子都长出来了，饿成男人了。她狐疑地说，煤怎么能吃呢？煤怎么能吃？一个男生讨好地把一块亮晶晶的煤递给老师，说老师尝尝吧，如果不好吃，您可以吐出来。俞老师试探着咬了一小口，咯嘣咯嘣地嚼着，皱着眉头，似乎是在品尝滋味，然后大口地吃起来了。她惊喜地说：‘啊，真的很好吃啊！’这事儿有点魔幻，我现在也觉得不像真事，但毫无疑问是真事。去年我探家时遇到了当年在学校当过门房的王大爷，说起了吃煤的事，王大爷说，这是千真万确的，怎么能假呢？你们的屎拍打拍打就是煤饼，放在炉子里呼呼地着呢。”

据依娃《甘肃大饥荒调查实录》披露，现年七十三岁的牛俊娣回忆说：“我大大（土语：父亲）饿得没有办法，在仓房里打了十几个老鼠，煮熟撕了一碗肉，就吃上了。我大大说；‘香得很呀，我先吃了一半，想留下一半明天吃，晚上睡下，我饿得睡不着，咋都睡不着，就又起来，把那半碗吃上了。吃上这一顿，我还能再多活五天，不会马上就死。’不久，牛俊娣的父亲牛振福还是饿死了，草草掩埋了事。”

据仝小澳（黄河滩）《河南大饥荒幸存者访问记》中朱登振讲述：1960年的春天，缺粮就更厉害了，能找到的吃食越来越少，人都饿得浑身没劲，越来越动弹不了了。依袍(人名)也是个力气大饭量大的人，他饿得躺在床上不会动。那一天，他侄儿在外间听见里边咯咯吱吱响，进去一看，是依袍在啃床帮呢。他侄儿问他：叔，叔，你这是干啥啊？依袍说：我啃点花生饼吃吃。依袍就这么啃着床帮啃着床帮，死了。

仝小澳根据胡山林老师的口述整理的《亲历三年大饥荒（一）》披露：村里人又打起了大雁的主意——每到傍晚，村口就聚了很多张望大雁行踪的人，因为一遇天黑，大雁就要落下来歇息，大家要估摸准它们的落脚地儿，好乘着夜黑去逮大雁。大雁歇息时有自己的哨兵，很警觉，人还没走近，雁群就叫起来呼啦啦飞走了，没人能捉得到大雁。后来，不知道谁发现了大雁屎可以吃，所以傍晚时分，村口仍聚集着许多张望大雁的人——捡雁屎也得估摸准雁群的落脚处。捡雁屎自然也是争先恐后的，可去得太早了，惊飞了雁群却捡不到雁屎，因为大雁还没拉呢！手指粗的雁屎，前边发白的一小段是不能吃的，要摘去，只有青绿的一段才可以吃。雁屎的吃法有两种，讲究的一种，是把雁屎用清水泡开，然后再滗去水，拍成小饼贴在锅边焙熟了吃；简单的一种，就是把捡回来的雁屎直接放在锅里焙炒，像炒玉米籽那样。青绿的雁屎，实际上是大雁没有完全消化了的麦苗，用前一种吃法，滗水时必然有所流失，所以这种吃法只在最初用过，等到大家摸索出焙炒法，这种奢侈浪费的吃法就被彻底弃置不用了。我现在还时常想起吃雁屎的情形：上学路上，口袋里装着炒熟的雁屎，嘴里咯嘣咯嘣嚼吃。焙炒的雁屎，火气很大，吃后嗓子肿痛，两眼满是眵目糊。幸好能找到一些野地黄，用熟地黄泡水喝，才解了雁屎的毒。

天气大冷时，大雁绝了迹，雁屎也吃不到了。

据依娃《人吃人屎——为了求生》一文披露，甘肃省通渭县张大发先生告诉笔者：“我当农村小学教师的时候，有人就指着一个老汉说，这个老汉吃过人屎。那些年饿的实在没有办法，去要饭也没有地方要，还不让出门，说给红旗县丢人。吃草根树皮也找不上，一个村子的榆树皮都被刮光了。有一天，这个老汉就拄了个棍子，摇摇晃晃走到村外转，找到一块冻硬的人屎，就拿回来，在炉子上烤一烤，烧着吃掉了。吃了以后，就不那么饿了。他第二天又去找，找回来烧着吃。也不回避人，当着人面就像吃馍一样的吃。当别人问他的时候，他说，要找干部拉下的屎，人家是吃下粮食的，品质高，能养活人。这老汉算是活下来了。”

最最可怖的是，三年大饥荒期间，中国出现的人吃人事件不仅数量极多，而且情节极为惨烈。

据安徽省亳县人委（政府）办公室原副主任梁志远在《大饥荒时安徽亳县人吃人见闻录》中，披露不少发生在亲属之间的人吃人事件。其中有父母吃儿子的，如1960年3月28日，双沟公社王阁大队王庄王某，在小儿饿死后，被煮吃，吃后夫妻两人腹泻，三天后二人均死去。全家七口饿死五口，剩下两个孩子被送进大队孤儿园；有母亲生吃女儿肉的，如1960年春，大杨公社刘匠大队朱寨村朱李氏，在全家4口人已饿死3口的情况下，自己饿得无法忍受，就在死去的女儿身上啃掉几块肉吃下去，因此引起腹泻，拉出许多烂肉。当检查人员任怀赞（大杨公社烟酒专卖主任）发现时，该人已全身浮肿，处于半昏迷状态。生产队长朱本善把真实情况告诉检查人员，并说昨天刚把生吃的女儿埋在地里；有儿子吃父亲的，如1960年5月25日，县委生活检查组长孙振林（中共党员，县文化馆副馆长）等人汇报：在魏岗公社逯楼大队陈营村检查，群众强烈反映农民马某，在其父亲死后被煮吃掉，并将一部分充当猪肉以每斤16元卖掉。由于当时政府对这类事采取回避态度，所以没加追究；还有叔父吃侄女的，据民政局离休干部葛现德回忆，其家乡城父公社葛鱼池生产队有一名社员，吃了其侄女的肉。1960年，其兄嫂死后，一个不满10岁的侄女被其收养，不久侄女饿死，被其吃掉。因吃人肉，精神紧张，患病多年。

据宋永毅《大饥荒“人相食”双重悲剧之一瞥》披露，四川省石柱县桥头区人吃人的问题，最严重的是桥头公社的瓦屋管区。据一队何学珍和两个吃人者谈，在去年冬月和今年春共计吃掉马德惠、马德秀、陈世兰等16个死尸，冬月二十开头开始吃人肉的是罗文修老婆婆，她把一家一个死绝的三岁女孩马德惠从地里挖起切成片，用海椒面拌来蒸起吃。接着是坏分子何朝必（已逮捕、死亡）把一个十八岁的男孩袁家林尸体弄来吃了。陈世兰将儿子五岁男孩袁二头尸体吃了，结果她死后又被别人吃了。冯厚珍也将七岁儿子袁毛尸体吃了。这个管区共计吃人肉的有18人，因尸体有毒素吃后人身上发黄发肿而死的13人，剩下五人未死的原因是只吃了一点。其它公社也有吃人的事，如马六营区何国芳的母亲（58岁），叫刘清淑，埋后第二天就被别人将大腿和手臂割去。

据任彦芳《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的大饥荒》披露，原开封市纪检委书记姚学智到南尧大队，发现一家老人饿死了，只剩下哥弟俩和一个妹妹，冬天晚上烤火，哥问弟：饿不饿？饿了咋办，咱不能等死啊！两人一商量：吃了妹妹吧！便把小妹打死，在火里烤着吃。当家叔叔闻到烤肉味儿，过来一看，哥儿俩正烧妹妹的大腿撕着嚼呢。便大骂他们，他们像没听见，还撕着吃，把啃完的头骨放在窗台上，叔叔报告了，公安局来人抓他俩，弟弟跑了，哥哥被抓去，又送回来——在路上死了。逃走的弟弟也饿死了。

梁志远在《关于“特种案件”的汇报──安徽亳县人吃人见闻录》中记录了大量的人吃人的惨状。该文称，在农民大批非正常死亡中，人吃人并不是个别现象。“其面积之广，数量之多，时间之长，实属世人罕见。从我三年近百万字农村工作笔记中查证和我自己耳闻目睹的事实来看，绝对没有一个公社没有发现吃人的事，有的大队几乎没有空白村庄。”这个严重问题是由少到多，到1960年4月达到顶峰。有时路上死人被人埋后，一夜就不见尸体了。有些地方，农民家里死了人，为了防止被人扒吃，就守坟多夜，待尸体腐烂发臭为止。有的吃人家的死人，有的吃自家的死人；人肉有吃熟的，也有吃生的；有吃死尸的，也有杀吃活人的；有吃自己搞来的，也有从市场上买来的（多为熟肉）。在城郊、集镇、村头摆摊卖的熟猪肉中，有不少是人肉冒充的。在吃人肉的人当中，约有40％引起腹泻而死亡；另一些人常吃人肉而没出事主要是吃瘦弃肥、肉菜混吃、少食多餐、腌咸常吃等。

在大跃进、大饥荒期间，“人相食”现像一直被中共掩盖。但是新华社1960年4月14日《内部参考》里留下唯一的一篇报道：据甘肃宁夏回族自沼区和贵州等地十一个县市的统计，今年以来，发现“吃人肉”案件十七起。其中甘肃十一起，宁夏、贵州各三起。在这十七起案件中，惨遭杀害的有十五人（内小孩十三人），掘吃尸体十六具。

《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记载，1962年7月上旬的一天下午，阳光炽热。在中南海游泳池，毛泽东游兴正浓。刘少奇等毛上岸后说道：“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

1962年初，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将大饥荒的成因归结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论点，引发毛泽东不满（毛认为应当坚持三面红旗、成绩大于错误），刘少奇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打倒，批斗折磨致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