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效率部迎变局 马斯克是“功成身退”还是被“清君侧”？

美国“政府效率部”（DOGE）自成立以来，始终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这一由总统川普授权、埃隆·马斯克主导的非传统联邦机构，以“降本增效”为口号，试图通过技术手段和私营部门的思维重塑政府运作。然而，其大刀阔斧的改革让联邦雇员心生不满；其存在和运行也有法律争议，并引发公众对权力滥用的担忧。随着马斯克宣布将重心转向特斯拉，政府效率部的命运悬而未决——谁将接替其改革使命？这一选择不仅关乎机构存续，更可能深刻影响美国行政体系的未来。



马斯克身穿“DOGE”标志的衣服

马斯克宣布专注特斯拉：政府效率部何去何从？

政府效率部的诞生源于川普对“联邦臃肿”的不满。尽管未经国会正式授权，这一机构通过分析联邦支出数据、提出裁员与机构重组建议，迅速成为川普政府改革的象征。马斯克以硅谷式的效率思维主导了多项激进措施，例如裁撤数千名联邦雇员、关闭多元化办公室（DEIA）等。然而，DOGE的合法性屡遭质疑：法院批评其绕过国会程序，联邦工会指责其漠视劳工权益，而公众对其透明度与数据真实性的信任也持续下滑。

与此同时，特斯拉的股价波动与投资者对马斯克政治参与的担忧，促使这位企业家不得不调整重心。近日，马斯克宣布未来五年将专注于特斯拉，逐步减少在政府效率部的工作。马斯克的离开不禁让人猜测，接棒的会是其副手格拉西亚斯还是戴维斯，或是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OMB）主任罗素·沃特？



史蒂夫·戴维斯（Steve Davis）

格拉西亚斯与戴维斯：忠诚的执行者

作为马斯克的副手，格拉西亚斯和戴维斯的政治立场与马斯克高度一致。格拉西亚斯以对马斯克的绝对忠诚著称，曾在推特裁员风波中坚定执行成本削减。戴维斯则以“节俭”闻名，他经手的采购项目可以低至几百美元。据悉，戴维斯亲自主导削减了推特80%的工作岗位。这也是马斯克最看重他的核心能力——杀伐果断，残酷决策，但迅速达到企业目标。

然而，两人的局限性同样明显：他们缺乏联邦预算管理的系统性经验，且与马斯克的私人关系可能削弱其独立决策的公信力。不仅如此，若两人推行的激进的成本削减措施得以实施，联邦政府恐将面临震荡和混乱。



安东尼奥·格拉西亚斯（Antonio Gracias）

沃特：保守派的幕后操手

与马斯克的高调不同，沃特是深谙官僚体系的幕后操盘手。作为川普“2025项目”的核心策划者，积极推动削减联邦开支和重组政府机构，以实现川普政府对联邦行政体系的愿景。

在川普第一任期内，沃特通过扣押国会拨款等争议手段，成功绕过立法权障碍推进政策；他通过鼓励川普宣布紧急状态，然后动用国防部的紧急建设预算，筹集了超过30亿美元的资金。其意识形态更带有鲜明的基督教民族主义色彩，认为政府应融入宗教价值观。

不仅如此，沃特认为总统应拥有极大的自由度来施政。沃特的政治资本不仅来自对联邦流程的精通，更源于他与保守派智库及共和党建制派的紧密联系。



罗素·沃特（Russell Vought）

接任者预测：沃特的优势与隐忧

尽管格拉西亚斯和戴维斯熟悉马斯克的改革路径，但沃特接任的可能性更高。

雷蒙德詹姆斯政策分析师米尔斯（Ed Mills）表示，如果没有马斯克的掌舵，政府效率部的使命可能会转移到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OMB）主任和兼任消费者金融保护局 ( CFPB ) 代理局长的沃特（Russell Vought）身上。

首先，DOGE与OMB保持着密切合作，例如关闭消费者金融保护局（CFPB）的实际工作主要由沃特团队完成。其次，沃特的“2025项目”与DOGE的目标高度契合，沃特强调的行政权集中也给削减预算提供了合法性支持。此外，川普对沃特的信任远超马斯克的副手——后者被视为“局外人”，而沃特则是共和党内部认可的“体制内改革者”。米尔斯表示，如果沃特接任马斯克，联邦政府的裁员工作可能会更加成功。

然而，沃特的崛起也伴随风险。其激进的基督教民族主义立场可能加剧社会分裂，而沃特在川普第一任期内扣押国会拨款等做法已引发宪法争议。若沃特将DOGE与OMB的权力进一步捆绑，美国权力分立与制衡的体制可能遭受严峻挑战。



政策转向：裁员激进化与制度、社会危机

沃特长期以来主张通过强硬手段削减联邦预算并重组政府机构，这种政策理念在其可能接掌政府效率部（DOGE）后将得到更充分的实践空间。

首先从其政策工具来看，基于其强调总统对联邦机构的绝对控制权立场，沃特很可能利用DOGE的调查权与行政指令双管齐下：一方面绕过国会监督直接削减机构预算，另一方面加速推进裁员计划。

在政府权力结构层面，这种运作模式实质上是在绕过《扣押控制法》等法律限制，通过行政手段削弱由国会创建的独立机构，从而重新定义美国三权分立的基本框架。虽然可能提升短期效率，但会加剧联邦雇员的不安，并引发法律争议。这种权力集中化可能引发国会与白宫的长期对抗，破坏政府运作的稳定性。

对社会而言，此类激进改革已埋下多重隐患。沃特如果继续效仿马斯克以“未回复邮件”等行政理由裁员的策略，可能进一步冲击美国官僚体系的稳定性，甚至激化社会矛盾。不仅如此，如果沃特将“基督教民族主义”理念渗透至政策制定中，可能加剧少数族裔与保守群体间的价值观冲突，进一步撕裂社会共识。



最终，沃特的改革可能使美国在效率与公平、集权与分权、意识形态与多元包容之间陷入更深层的结构性矛盾。

在对华政策方面，沃特的意识形态倾向和川普政府的整体战略可提供线索。作为“2025项目”的策划者，沃特可能延续并强化对华强硬路线，例如在贸易领域扩大关税壁垒，在科技竞争中推动供应链“去中国化”，以及在国家安全层面加强对中国企业的审查。此外，沃特支持的“基督教民族主义”可能将中美竞争塑造为价值观对抗，进一步渲染意识形态对立。 总体而言，沃特的接任可能使美国对华政策更加意识形态化，进一步压缩双边合作空间。

政府效率部的存续难题，本质是效率至上与民主制度的冲突。无论接任者是谁，若改革继续忽视程序正义与民众呼声，DOGE的遗产或许不是“高效政府”，而是一个权力更加集中、社会更加分裂的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