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低保家庭的女孩去香港看了演唱会，我对她该不该去，完全没兴趣。

网上有一堆人，对当事人的消费观、道德水平津津乐道，却对事件背后的社会问题无知无觉。这就是我常说的，中国舆论场的“小事巨婴化，大事麻木化”：特别热衷于去评价一个人的道德，而对背后的制度背景避而不谈。

这篇我来谈一谈中国的低保制度。明白了这个之后，再回头看这件事，就知道那些道德判断有多么无聊。

很多人知道中国的低保水平很低，也就一百美元左右，只有很多国家的几分之一。

为什么这么低？可以看看这个标准的算法。

城镇居民的低保标准，大概是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0%左右。也就是说，普通人一个月要花个三四千块，低保标准七八百块就可以了。

这是个什么标准？就是饿不死你就行了。其他国家不是这样的，一般是最低工资的50% 左右，而且往往还有住房等其他补贴。人家的低保标准，是让你维持一个相对体面的生活，而不是“饿不死你就行”。这是两回事。

这一点很多人都知道，我快速带过。

除了低保水平极低之外，很多人并不知道，中国的低保标准到底有多严苛，严苛到了多么离谱的地步——这是我这篇文章最想谈的。

可谈的内容非常多，我重点拎两点。

第一点：子女收入默认一部分是父母的收入

这一点在全世界非常罕见。

举个例子，假设我在北京，一个月收入八千，按中国低保的核算方式，它默认我每个月给我父母寄了一笔赡养费。但实际上呢？我在北京月入八千，有房贷，有孩子的教育，还有日常各种开支，自顾不暇，很可能一个月一毛钱都没给过我父母。

但是按低保的标准，它默认我爸妈每个月已经收到我这笔钱了，就不符合低保标准了，不管我父母实际收入有多低，生活有多窘迫。

很多人对这事习以为常，觉得养父母难道不是子女首先要尽的责任吗？先把子女的收入算进来，不是很正常吗？实际上不是这样。在大多数国家的低保标准里，都不是这样。

举个例子。在美国，就算马斯克的妈妈收入低到了符合标准，照样可以去领低保。也就是说，子女的家庭收入，只要没在一起住，是可以不算的。

绝大多数国家都是这样，东亚国家略有不同，日韩会考虑子女收入，但这一块现在也在逐步放松，而且日韩的低保收入也比我们高得多。

所以，像中国这样，不管你有没有真的给父母寄钱，都默认你寄了钱，放到全世界是极其罕见的。

知道这个标准的影响有多大吗？如果我们像其他国家一样，不这么严苛地考核子女收入，中国的低保人数就不是现在这个数了。我估计得上亿，也就是说，绝大多数中西部的农村老人，都应该纳入低保范围。

这背后的问题是：到今天为什么不能把子女的责任看得这么重？

因为中国社会已经变了。我们不再是费孝通说的那个“乡土中国”，不再是传统的农业社会，养老主要靠家庭。现在是现代市场经济，是商业社会，是人员流动极其频繁的社会，子女都不在父母身边了。而且农村孩子进城，一面在缴社保、还房贷、供子女教育，与此同时，他还要去承担农村父母的养老义务，这合适吗？

这非常不合理：一个人已经通过税收、社保等方式参与现代社会保障体系，他为什么还必须同时承担如此强的家庭兜底责任？

第二点：消费行为的审查

这非常具有中国特色，而且跟这次江西女孩赴港看演唱会直接相关。

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对享受低保的家庭，并不审查他们的消费行为。也就是说，你已经审查过了，他家没钱，符合低保标准，他开始领低保。这个钱他拿去之后怎么花是不管的：哪怕他拿去吃大餐、住五星级酒店，也不管。

极个别国家除外。比如法国，它是会去看你的消费的，但它也不是禁止你消费，而是根据你频繁的高消费行为，反过来重新审核你的家庭收入是不是真的符合低保标准。也就是说，它审查的不是你的消费行为，而是通过消费行为来审查你有没有在收入上弄虚作假，这是两件事。

所以，像中国这样直接审查、限制消费行为的，几乎没有。

一定程度上，我可以理解为什么大众对消费行为这么敏感？因为寻租太常见了。对，即便低保水平如此之低，仍然存在广泛的寻租行为——这就是福利的甄别成本。

这里说远一句。我为什么赞成普惠养老金？很多学者认为，农民的基础养老金至少要提到低保标准。刚才说了，我们的低保标准基本上就是“饿不死”，如果农民的基础养老金连如此之低的标准都达不到，那是说不过去的。

而如果农民基础养老金能提到低保标准，就可以用“普惠”来代替“甄别”。我们知道，福利制度最麻烦的就是甄别成本（寻租就是其中一种形式）——既然标准本来就不高，不如实行普惠政策，可以省不少成本。

总结一下，中国低保制度：

第一，很低，只有很多国家的几分之一。

第二，要把子女的收入默认算作父母的收入，纳入家庭收入考核范围，这是全世界罕见的。

第三，消费行为审查，这也是全世界极其罕见的。

我就简单谈这三点，更完整的比较我让 WorkBuddy 整理了一张表格，大家直接看图（内容丰富文字很小，请点开放大看）。



看完这张图片，就会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知（如果懒得看，可以只看最左侧中国部分）。

所以，真正的问题，并不是某个年轻人的道德问题、消费观念问题，而是一个国家的制度设计问题。

我也有三个问题：

一、为什么它这么害怕养懒汉？

一方面是标准非常低，一方面是审核极其严格，无非就是害怕“养懒汉”。我们对于千方百计杜绝养懒汉，真的就如此在意吗？

二、为什么财政投入这么少？

审核严苛背后，是财政投入太低：中国社保占GDP 的比例约为 8%，远低于发达国家平均 25% 的水平，也低于同等 GDP 发展中国家 15%～20% 的水平。

其三，为什么福利水平这么不均衡？

最后一个问题，很多人动不动就说中国人多底子薄，那为什么少部分人高得要命，大部分人又低得要死？

就拿养老金来说。体制内的退休人员养老金替代率普遍超过80%，甚至超过 100%，这已经超过了北欧的高福利国家。在职的体制内福利我们不熟悉，但很多人至少见识过食堂两块钱随便吃，由此可见一斑。

那么，在低保政策上为什么标准这么低，审查这么严，要死死盯住他们的任何一项开支，乃至去看了一场演唱会就会被全网声讨呢？

这是为什么呢？希望有人能告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