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土高原上有重大发现！与黄帝有关？

黄土高原上曾经有过一座城，后来，城的主人亲手填埋了它。

宫殿里柱子被拆走，地面被打扫干净，随后他们运来各种土壤，将房屋、门道等部位仔细夯实，最后彻底封存。一座宫城变成土台，从历史中被抹去，再也无人知晓。

没有毁于战火，也不是被洪水或地震摧毁，如此从容的退场方式，在人类历史中堪称奇诡。

这件事发生在五千年前，也正是因为用心的填埋，城的主人确实保护住了他们的家园。直至五千年后，当这座城重见天日，当日的建筑格局几乎完好无缺，厚实的墙体仍有两米之高，剥开填土后，再现耸立之姿。

这座近几年才被揭开的古城位于陇东，在今天甘肃庆阳市郊外的田野中，被命名为南佐遗址。遗址规模惊人，是商代以前中国北方最大的城址，并且更新了一系列“中国之最”——目前所见中国最早的砖、最早的窑洞，以及年代最早、最为清晰的都邑聚落中轴线……

黄土掩埋了这座史前巨城，也埋下了诸多未解之谜。



2022年8月，俯瞰南佐遗址核心区大型宫殿建筑发掘现场。图/新华

庄稼地里的“紫禁城”

8月初，庆阳的雨水让黄土塬呈现出少见的湿润。玉米长势很好，绿色一直铺到塬边。穿过南佐村的乡道，几乎看不出这里曾经存在过一座史前大城。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韩建业第一次来这里，是2020年的夏天。当时他随着一个考察团沿着一条“黄帝之路”的路线，从宝鸡、天水一路向北，来到陇东。看到南佐遗址的高台，他当场拨通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陈国科的电话，建议合作发掘南佐遗址。陈国科也正有此意。

南佐遗址考古从2021年启动，韩建业是第一任考古领队，几年后陈国科接任队长。南佐遗址发掘进展很快，今年入选了“2025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南佐遗址的心脏，就在那座钢铁搭建的考古大棚里。大棚突兀地出现在绿色玉米地中间，步入其间，绿色骤然消失，眼前被土黄色充满。高大的夯土墙从地面立起，把空间切割成一个个房间和门道。遗迹上方搭起了栈道，人走在上面，像是俯视一座巨大的地坑院。

但最先让人感到震撼的，并不是它有多大，而是它竟保存得如此完整。五千年前的建筑通常只剩零散痕迹，但眼前却可见高耸的墙体、完整的门道和清晰的空间布局。



南佐遗址核心区地貌 图/南佐遗址考古队供

这并不是偶然。“他们自己把整个宫殿区给填起来了，要不然怎么会保存那么好？”韩建业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正是这次看似异样的举动，无意中保存了旧宫殿，整座宫城变成高于地面约2米、面积数千平方米的土台，封存至今。

现在，院落主体已被发掘出土。这里应该就是南佐的宫殿区，其中最核心的F1建筑，面积八百多平方米。数字很抽象，得走进去感受。

“你只有走进去，才能感受到它有多大。”参与南佐遗址发掘的技工李国琛说着走进F1内部。夯土墙残高仍接近2米，墙体普遍厚达1.5米以上。残墙比他还高，人走在其中，完全被墙体淹没，如同行走在战壕之中。

这座宫殿分“前厅”和“后堂”，一面墙横在中间，开着对称的三道门。从中央门道穿行至后堂，一个直径约3.2米的圆形火坛出现在房间中央，残高约0.3米。它太大了，不会只是普通人家烧火做饭的灶。更耐人寻味的是位置——火坛恰好落在整个建筑的中轴线上。内门、门道、柱列，再到火坛，组成一条清晰的轴线。

南佐人已经很在意什么东西应该放在“中间”。一种关于中心、内外和尊卑的空间意识，已经可以从这些夯土墙之间辨认出来。这种规划思想，与历代宫城乃至明清紫禁城异曲同工。“择中建宫、择中建殿、层层递进、主次分明，后世中国都城中轴线布局的特征与南佐基本一致。”陈国科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火坛后有两个大柱洞，直径约为1.7米，可见顶梁柱有多粗壮。墙体和屋顶尚在的时候，这应该是座高大、封闭、颇具压迫感的建筑。奇怪的是，这座重要建筑却被放在了低处，宫殿的地面，比东西侧室要低半米。“将最重要的建筑建于低处，这种做法具有黄土高原特色，与近现代当地‘地坑院’的建筑思路相一致。”韩建业说。

把视线从F1向外扩展，规模变得更为惊人。宫殿区外，九座大型夯土台呈拱卫之势，外围又有环壕围合，构成面积约三十万平方米的核心区。再向外，一处处院落、居址散布在黄土塬上，外围还有大型环壕。宫殿区、核心区、外围聚落区，构成了层层展开的三重空间。

这样一座经过严密规划、耗费巨大人力建造的城，后来为什么被抛弃了？



下图：陈国科在南佐遗址考古现场。图/南佐遗址考古队供

“人造河”和最后的仪式

“这个火坛是去年挖出来的。”李国琛指向一处圆形遗迹，“当时我开玩笑说，这里连门卫都有了。”这个火坛位于靠近宫殿区南大门的房中，就像一个门卫房。

火塘是南佐房屋中的常见配置，或许兼有取暖和照明功能。而宫殿后堂那个直径3米多的大火塘，应该还有仪式性用途。

走在遗址中，很多细节遍布脚下。比如贴着墙的附壁柱洞，外部还围着一圈夯土，意味着南佐人会在柱子上抹泥覆盖，让柱子与墙面融为一体。南佐人的生活虽然简单，却不乏精致，有很多精装修的设计。

现在回到这整座宫殿区，看看当时它是怎么被填埋的。

他们先专门做过清扫，以至于基本没留下器物。柱础及附壁的柱洞里没留下柱体痕迹，说明他们回收了有利用价值的立柱、梁架等构件，对房屋进行过破拆。这件事做得很细致。接着，他们把黄土、红烧土、夯土块等运来，填在各个建筑里，一层层夯填，其中还夹杂着木炭、陶片、动物骨骼等。F1“前厅”填得尤其精细，以黄、黑二色土相间版筑夯填，土质坚硬致密。

在填埋了大部分区域后，他们在F1 东侧预留出一个约七十平方米的房间，考古队将其命名为F2。这是遗址中细节最多的房间，保留了大量生动的行为痕迹，极有可能是专门预留出的祭祀礼仪空间。

在室内东墙下如同供桌的土台上，他们将一组大型彩陶罐等器物整齐地摆上去。在房屋中间，他们打碎高规格的大型陶器，撒在地面，又埋进兽骨、粮食等，最后放一把火，在烈焰中向神灵或祖先汇报。



至今，作为祭器的彩陶罐还保存着，各种打碎、播撒、烧烤的痕迹，都保留在建筑里，使得考古人员可以推断当时的仪式现场。考古人员判断，南佐人有“毁器”和“燎祭”的风俗。

F2一旁，还出现了一处古怪的遗迹。一条人工挖出的“小河”，在15平方米的范围里弯了至少12道弯，表面涂过白灰。这条“河流”显然不是自然水沟，而像是祭祀空间的一部分。水是否真的流过这里，人们又围绕它举行过什么仪式，仍不得而知。填埋这处空间时，南佐人一股脑倒进了无数的稻谷。考古人用麻袋装了一袋又一袋，至今还有不少黑色炭化水稻留在遗址中。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馆员、南佐遗址考古现场昂责人张小宁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填埋之后的宫殿区上方，又建了一些晚期建筑，说明当时核心人群可能已经迁都了，但仍然留有一部分人继续留守这里。

在夯填后的台基上，考古队发现了夯土墙的联排房屋，但因为接近地表而保存很差。这表明在原来“宫城”区之上又营建了新的宫室建筑，但总体建筑格局已不可知。在F1建筑使用的时期，南佐人在此生活了约三百年。填埋宫室后，他们在这里又留守了近两百年。



左上图：2026年8月，南佐遗址宫殿区安装着传感器。摄影/本刊记者 倪伟 左下图：南佐遗址内的人工“河流”遗迹 摄影/本刊记者 倪伟 右上图：炭化水稻 图/南佐遗址考古队供 右下图：考古队员在南佐遗址核心区大型宫殿建筑发掘现场展示炭化水稻遗存。图/新华

巨城如何建造

李国琛开着小皮卡在乡道上穿行，车里到处都是土，脚下还躺着一把小锄头。离开大棚里的宫殿区，几分钟后，他在一片庄稼地旁停下。前方是一座方形高台，方方正正，整齐的侧面可见层层夯土，像一块搁在庄稼地上的巨型千层酥。

这里是南佐遗址的西三台，边长约四十米，今天地面以上还能看到两三米，勘探发现地下还有三四米，整座台子残高可达五至七米。站在这里回望宫殿区，大棚已经缩成几百米外的一小块。南佐遗址的尺度真正显现出来：这样的高台不是一座，而是九座，围绕核心区大致对称分布。九台和环壕共同围出约三十万平方米区域，可以认为是都城范围。

这九座台拱卫中心的布局，再加上既宽且深的环壕，有明显的防卫目的。它们是不是瞭望台？

当时，如果站在九台台顶，向内能看到工整的宫殿群，向外望去，可以看到一片片大型“社区”，白灰面窑洞、沟渠、仓储窖穴散布各处，人们在其中来来往往。这就是南佐平民的日常生活。外部区域面积是都城的二十倍，整个遗址南北长约三公里、东西宽约两公里，面积超过六百万平方米。

韩建业说，这差不多是汉唐时二十个县城的总和，是目前所见五千年前黄河流域最大的都邑性遗址，“甚至是商代以前中国北方地区最大的遗址”。

规模之外，还有另一笔账。

韩建业计算过，仅仅修建围绕九台的环壕，工程量就需要五千个人连续干上一两年。而为九台挖壕沟，只是整个南佐基建工程中一个局部，整个城址包括宫殿、居址、高台、道路、水利设施等等。没有挖掘机，没有卡车，也没有水泥，黄土只能一筐筐挖，一担担挑，再一层层夯实。有人开沟，有人运土，有人筑台，有人伐木，还有人负责测量，让所有建筑按照规划落成，可能需要数千人连续劳作数年。

韩建业说，南佐是在很快的时间内规划和建设的，史前遗址大都是如此，良渚、石峁、陶寺等遗址也是。一个靠血缘维系的小村落很难做到，“一定是把很多不是同一个血缘的人集中到一块，大家共同建设一个都城”。

南佐周围还分布着面积数十万平方米的同时期聚落，韩建业等人推测，南佐建设时可能从周围吸引或迁入了大量人口。原本依照家族、氏族结合的人群，被重新组织在一个更庞大的共同体里，集中力量办大事。

国家，由此诞生。

“只有出现了强制性的区域‘王权’，集合起国家力量，才有可能完成如此壮举。”韩建业说。国家并不意味着有了后世的皇帝、官僚或郡县，它首先意味着，一种新的社会组织方式出现了：有人支配资源，有人组织生产，也有人承担劳役，公共权力开始凌驾于血缘集团之上。

1921年，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在河南渑池仰韶村发现一处遗址，从此，仰韶文化诞生，中国现代考古学也由此起步。距今约7000年至5000年前，以黄河中游为核心的仰韶文化不断发展，古国开始诞生，这是中国迈入文明门槛的时期。这一时期，仰韶文化的最高峰在哪里？现在终于找到了——就在南佐遗址。



1.南佐遗址内出土的带有盖塞的彩陶小口细颈平底瓶 2.厚度为3—5毫米的白陶器残片 3.宫殿区内出土的陶砖 4.2022年8月，考古工作人员在南佐遗址研究基地整理出土的大量陶片。 本版图/新华 国家文物局供

六十年，一再错过

今天南佐已经是庆阳的著名景点，来庆阳参观北石窟寺的游客，会计划着要不要去南佐看看。今年上半年南佐遗址入选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后，游客就更多了。今年发掘暂停一年，以室内整理、研究为主，但全国赶来的学者络绎不绝。

多年以前，北京大学资深教授、著名考古学家严文明就记得有一个南佐遗址。有人给过他一张铅笔勾勒的南佐F1建筑结构图，他给韩建业看过。严文明是韩建业的老师，偶尔对他提起过这个遗址，那时，考古学界还很少注意其存在。

南佐首次发现于1957年春天。当地文保员上报称，附近的“疙瘩渠”边经常翻出陶片、陶罐和石凿等古物，考古工作者倪思贤顺着线索找到那里，眼前是一片开阔的耕地，三条沟壑切开土塬，断崖上露出明显的人为夯筑痕迹。

更显眼的是九个大土堆，当地人把它们叫作“九女绾花台”。今天已经残缺的九台，在1957年还保存得比较完整。两年后，倪思贤发表了一篇不过千字的调查简报，南佐遗址第一次公开。这些遗址到底有多大？整体长啥样？是谁垒筑的？那时尚未发掘，无从知晓。巨大的古城，就这么与人擦肩而过。

近三十年后，考古人回来了。1984年至1986年，以及1994年至1996年，考古队对南佐进行了两轮六次发掘。这一次，他们碰到了真正重要的东西——F1建筑。但那两次考古没有发表正式报告，只在考古年鉴上留下简略记录。

接着，又是25年的错过。

在2019年完稿的《中国文明的起源》中，严文明特意提起：“（南佐）显然也是一个都城级的聚落遗址。我早就知道这个发现，后来从所里发掘档案中进行了核实。我想这项工作以后还是要做的，不能不了了之。”他提醒道：“像大地湾和南佐那样高等级的聚落，在仰韶文化的中心地区还没有见到，是值得特别关注的。”

真正的转折发生在2020年。韩建业考察南佐时，九座高台还立在董志塬上，有些已经残破殆尽，但西三台却依然高出地面数米。在仰韶时代遗址中，他没有见过如此醒目的大型夯土台，“感觉还是挺震撼的”。再想到严文明那张铅笔画——地下还埋着一座大型建筑——他判断：“这个遗址应该非常了不起。”

这恰好击中了他一直感兴趣的一个问题。

距今五千年前后，是中华文明形成的关键时期，全国已经发现多个重要遗址，但庆阳、平凉这一大片黄土高原核心区域，文化谱系却不清楚，大型聚落更没找到。韩建业一直觉得，这里不应该是一片空白。

他拿出手机，给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陈国科打了那个电话。当时，甘肃考古工作主要集中在陇山西侧及河西走廊，陇东有些被忽略。“因此韩老师提议重启南佐遗址的发掘时，我想依托南佐遗址，把以大地湾和南佐为中心的陇山两侧区域的文明化进程做一系统研究。”陈国科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南佐遗址我们深知其重要性，重启发掘是带着探源陇山文明化进程的问题意识在里面，并不只是一时兴起。”

次年，由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兰州大学组成的联合考古队进入南佐。

第一个问题就有些棘手：F1找不到了。

距离上一次发掘已经过去25年，探方早已回填，庄稼重新长了起来，地面没有留下明确标志。张小宁回忆，他们找到几十年前参与过发掘的村民，村民也只回忆出大概位置，“于是我们就在那里布设探方，很幸运，我们一下子就找见了F1”。

超出预期的是，他们发现F1不是一栋孤立的建筑。随着东侧建筑、祭祀区域以及南北向的夯土墙陆续出现，一个更大的宫殿院落呼之欲出。“从这时开始，我就坚信它一定有一个非常完美的设计。我脑子里一直在画图，一直在想这些东西，后来很多布局，确实都符合脑子里的画面。”韩建业回忆。

严文明那时已经接近90岁。此后韩建业每年去看他，都会讲讲南佐发掘的新进展。那张铅笔草图，一点点变成了越来越完整的平面图。严文明很高兴，却因年事已高始终没能亲临南佐遗址。

五千年前中国发生了什么？

南佐人在董志塬上大兴土木的时候，万里之外，另一些人也在建造自己的都城。

长江下游的良渚，已经出现规模宏大的宫殿区和水利系统。贵族死后，数百件玉器随之进入墓葬，玉琮、玉璧象征着权力与信仰。西辽河流域，牛河梁的山间已经建起祭坛和神庙；长江中游，石家河也在形成庞大的聚落群……

时间拨回到五千年前，这些地方诞生了最耀眼的一批古国。当然，这只是今天认知所能抵达的范围，或许还有更多遗址埋在地下。这些地方几乎同时发生了变革，普通村落之上出现大型中心，大量人口被组织起来，去修宫殿、筑城墙、建设水利和祭祀设施。

过去讨论这个时代，良渚一直是最典型的坐标，宫殿、贵族墓、城墙、水利系统以及高度发达的玉器礼制，使它成为观察早期国家最完整的样本。相比之下，黄土高原在这一时期面目模糊。更晚的陶寺、石峁等已经显露出强大的古国形态，但向前追溯几百年，黄土高原似乎缺了一环。

南佐遗址填补的正是这个缺环。“南佐遗址在学术上的震撼力，怎么强调都不为过。”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郭伟民评价，“它的发现，改变了学术界对黄土高原和黄河流域文明进程的认知。”

六百万平方米的遗址，三十万平方米的核心区，以及背后庞大的组织动员能力，使学界将南佐和良渚放到同一张地图上讨论。韩建业说：“目前看来，中华五千年文明形成的标志性遗址，首推浙江的良渚和甘肃的南佐。”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原理事长王巍也多次用“南良渚、北南佐”概括两者的重要性。“南佐遗址有趣的一点，是它的总面积和中心区面积，这两个数字竟然跟良渚很接近——良渚外城六百三十万平方米，莫角山宫殿区也是约三十万平方米。”王巍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数字当然只是巧合，但说明以陇东为代表的区域文明进程不但不晚，而且基本上与良渚同步，规模也近似。”

王巍解释，距今八千年左右开始进入温暖的大暖期，农业发展，人口增加，社会开始分化。距今六千年左右加速，社会复杂化进程明显提速，再经过近千年的积累，到距今五千年前后，中华大地进入文明形成的关键阶段。由此，各地在这一时期不约而同出现规模庞大的古国。

严文明曾用“重瓣花朵”形容中国史前文化的格局——各文化区如同不同的花瓣，各自发展，又彼此联系。根据这个比喻，南佐遗址就是一片被遗忘许久的大花瓣。

古人的活动范畴和交流半径，往往超出后人的想象。南佐遗址发现的白陶、黑陶等器物，以及绿松石、朱砂、水稻等遗存，显示出超远距离的贸易能力，辐射至长江中下游、黄河下游等地区。那时，人们生活在良渚的水网、牛河梁的山地、石家河的平原和南佐的黄土塬上，各自耕种、建城、祭祀，也交换物品、技术和观念。

文明尚未汇成一条大河，但许多支流已经同时奔涌起来。





左上：南佐遗址出土的陶子口缸 右上：骨器 下图：陶器组合。本版图/视觉中国 新华 国家文物局供

传说背后的真相

站在南佐遗址的宫城里，容易产生一个疑问：五千年前这里生活的人，会不会就是古史传说中的那些人？关于这个问题，韩建业也思考了很多年。

在中国史书和民间传说中，黄帝既是华夏始祖，也是五帝时代的核心人物。《史记》将黄帝列为五帝之首，但由于这些记载距离所谓“五帝时代”太过久远，可信度始终存疑：他们究竟是真实历史人物，还是后世塑造的文化符号？

韩建业认为，五帝时代并非完全脱离历史背景的传说。根据他的研究，五帝时代大约存在于距今4700多年至4100年前，彼时中华文明已经形成，进入初步发展，跨区域王权国家的萌芽可能已经出现。但他同时强调，不能简单把传说与具体遗址画等号，真正可靠的方法，是寻找传说与考古材料之间的相互印证。

一些学者尝试寻找过黄帝、炎帝、蚩尤等传说人物背后的考古线索，也包括对黄土高原地区的探索。南佐遗址处在黄土高原腹地，也是早期华夏文明发展的重要区域。这里出现如此庞大的中心聚落，与古史传说中黄帝时期“天下有共主”的叙事，形成了一种耐人寻味的联想。

事实上，韩建业关注的不只是确认一座“黄帝遗址”，而是试图重新理解传说时代背后的历史进程。五帝时代并不是关于几个英雄人物的故事，而是一段不同区域集团竞争、融合，最终形成更大政治共同体的历史。

现在，这段历史加入了新的角色和线索。南佐的出现，“激活”了一系列遗址的互动关系。陈国科说，南佐遗址很可能是关中、陇东地区的一个古国都邑，陕西的扶风案板、蓝田新街、宝鸡福临堡等遗址很可能从属南佐古国，南佐遗址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重要实证。

经过测年，南佐遗址使用了约四百年，在距今约5100年至4700年之间。而正是在距今4700年以后，陕北有大批石头城聚落突然涌现。韩建业因此提出一种假说：南佐衰落以后，部分人群可能向陕北迁移；经过几百年发展，北方又出现了内蒙古清水河后城咀石城址、陕西神木石峁遗址这样的中心。

最近两年，陈国科带着考古队，在南佐遗址不断发现新的惊喜。他们在F1之外又发现了一处结构几乎一模一样的大型院落，对夯土台、壕沟等进行细致的解剖。“南佐遗址的考古才刚刚开始，未来要做永久性持续性的考古工作。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要与当地政府一起保护好南佐遗址。”陈国科说。

张小宁硕士一毕业就来到南佐遗址，全程参与近年的发掘，一年四季几乎都在考古现场度过，对这里有特殊的感情。“对中华文明起源与形成的探索，是我以后会努力探索的方向。南佐遗址就是研究这一问题得天独厚的遗址。”他说，“从这个角度讲，我是极其幸运的。”

参考资料：《中华文明的形成》，韩建业，文物出版社；《甘肃庆阳市南佐新石器时代遗址》，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等，《考古》；《南佐遗址初识——黄土高原地区早期国家的出现》，韩建业、张小宁、李小龙，《文物》；《神圣与权力——南佐遗址所见政治策略试析》，杨林旭、徐紫瑾，《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