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大学参议院楼外围栏上贴着已故教授杰森·阿尔代的照片和支持者献上的鲜花。

2026年8月5日，杰森·阿尔代（Jason Arday）宣布，辞去剑桥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和耶稣学院院士职务。这名最年轻的黑人正教授，正深陷研究论文涉嫌抄袭和数据造假的漩涡中。

“我不再希望自己生活在持续的聚光灯下。”他说，自己的生活几乎每一个方面都正在接受公众的审视和评判。

9天后，阿尔代死在伦敦南部巴特西的家中，享年41岁。警方称他的死亡出乎意料，但排除了他杀的可能情形。彼时，距离他被剑桥大学聘用为正教授不过三年。

阿尔代的家人则认为，自从阿尔代进入剑桥大学以来，他一直被持续攻击，他们试图摧毁其声誉，而最终的压力已经超出了他的承受能力。

在抄袭被曝光之前，杰森·阿尔代一直被视为一种“文化偶像”。他是一所拥有数百年历史的精英大学推进“多元化、平等与包容（DEI）”政策时最醒目的面孔之一。据阿尔代自己描述，他3岁确诊自闭症，11岁才开始说话、18岁学会读写，最终凭借个人努力，获得博士学位，博士毕业6年后便被英国最高学府聘为教授。

而到了生命最后几个月，他又成了另一种故事的主角——围绕学术诚信、个人履历和大学招聘标准、DEI政策的争议，把他推向了英国文化战争的中心，在他去世后，这些争论依旧没有停止。

英国首相安迪·伯纳姆（Andy Burnham）8月15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阿尔代的去世“在许多层面上都是一场悲剧”，并称应该反思“事情究竟是怎样发展到这一步的”。



英国伦敦，剑桥大学前教授杰森·阿尔代的回忆录《伟大而不幸的事》在一家书店展出。

文化偶像、天才，还是骗子？

他是一个奇迹——至少在阿尔代自己的讲述中。

阿尔代曾在不同的场合反复讲述过童年经历：1985年，阿尔代出生于伦敦南部一个工薪阶层社区，父母是来自加纳的移民。他在幼年被诊断为自闭症、发育迟缓和阅读障碍，11岁以前能够理解语言，却无法开口说话，直到18岁才学会阅读。在一名体育教师的鼓励下，他成为了体育教师，重新回到教育体系中。此后，阿尔代获得了两个硕士学位，并取得教育学博士学位。

2018年，阿尔代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论文。同年，他获得罗汉普顿大学高级讲师职位，随后前往杜伦大学，担任社会学副教授。2021年，阿尔代成为格拉斯哥大学教育学院教育社会学教授，当时的他已经是英国最年轻的教授之一。

他所做的慈善事业同样堪称壮举：在阿尔代的自述中，他为了帮助儿童慈善机构筹集资金，在35天内跑了30场马拉松，其中最后九场是在癫痫发作、腓骨骨折的情况下完成，他还曾在6天内跑了600英里，即965公里——在这个数字被广泛质疑后，他又改口为12天跑完600英里——为80多个慈善机构筹集了550万英镑。

2023年，剑桥大学向他打开了大门。37岁的阿尔代被任命为教育社会学教授，成为剑桥最年轻的黑人教授。

然而，阿尔代的学术能力很快就遭到了质疑。两名英国学者曾向剑桥方面提出疑问，认为阿尔代的部分论文与他人作品高度相似；2025年9月，《泰晤士高等教育》的记者杰克·格罗夫则发现其博士论文中有100多处段落与另一名研究者于2009年完成的论文研究数据相同或高度相似。

当格罗夫整理出一份63页的证据报告，向阿尔代发邮件，请他就有关其博士论文抄袭的指控作出回应之后，阿尔代并没有回复，转而以“人身攻击与骚扰”为由，聘请英国顶尖诽谤诉讼律师事务所，将格罗夫告上了法庭，《泰晤士高等教育》最终没有刊发相关报道。

“我认为，这些都是完全有正当理由向阿尔代提出的问题——尤其是关于他早期论文的质疑，因为这些论文构成了他在短短六年间从博士生一路晋升为教授的学术基础。”在一篇回顾他与阿尔代交涉的文章中，格罗夫这样说道。

格罗夫也曾向剑桥大学以及授予阿尔代博士学位的利物浦约翰·摩尔斯大学提交了总计97页的证据，请求它们展开调查。剑桥大学称，调查应由利物浦约翰·摩尔斯大学进行；利物浦约翰·摩尔斯大学则调查之后，认定阿尔代不构成抄袭。

在格罗夫首次向阿尔代提出质疑的9个月后，曾因发表种族歧视言论而被剑桥大学开除的研究者内森·科夫纳斯在其博客上发布文章，对阿尔代的论文进行文本比对。这引发了英国学术界以及大众的广泛关注，阿尔代过去发表的论文、学术任职、慈善募款和耐力跑经历开始被逐项质疑。

一些媒体发现，他过去公开讲述的部分经历难以得到独立证实。他曾经讲述自己完成极限长跑、为慈善筹集巨额资金；后来他解释，自己确实参加过这些活动，但部分筹款来自一个约100人的团队，而不是由他一个人完成。

也有阿尔代曾经的同学向媒体表示，他关于童年时期“直到11岁都不会说话”的说法与他们记忆中的情况并不一致。医学和语言发展领域的专家也表示，这样的经历极其罕见。

“这在英语的学术界是个大新闻。”

施笛闻（Nashef Stephen）是来自英国的翻译家、诗人，目前在四川大学任教。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最初得知这个新闻是在回英国的旅程中。他的朋友跟他聊起此事，谈到阿尔代的自传中那些略显荒诞的细节时，朋友展现出英国人的幽默，“居然真有出版社和大学相信”。

直到去世，阿尔代自始至终否认自己是学术欺诈者。

他承认自己的早期研究存在错误，并认为其中一些问题与自己的神经多样性、早期学术训练不足以及信息处理方式有关。他说，自己愿意为犯下的错误负责，但不能接受被描述为一个“骗子”或者“幻想家”。



英国伦敦，特拉法加广场举行杰森·阿尔代守夜活动。

当个体成为文化战争的燃料

阿尔代去世后，整个事件很快就脱离了关于阿尔代本人学术诚信的讨论，变成了高度政治化的文化战争。

“其他大学老师也可能存在类似学术不端的情况，为什么只有阿尔代成了新闻？”

在施笛闻看来，或许正因为阿尔代身上有着有色人种、自闭谱系障碍、贫困家庭出身等众多标签，是用来宣扬或者批判DEI政策的完美素材。

在支持者眼中，阿尔代这样的一名学者最终能够进入剑桥，本身就是打破英国精英教育壁垒的象征。对他们来说，围绕阿尔代的猛烈攻击，很难与英国社会长期存在的种族偏见完全分开。

但在阿尔代的批评者看来，媒体和学界对他的审视，本质上仍然属于公共人物应当承担的正常监督：如果剑桥为了实现种族多元化，而在招聘过程中降低了原本应当坚持的学术标准，那么阿尔代事件暴露的就不只是一个人的问题，而是一整套制度的问题。

科夫纳斯甚至宣称，“在一个不考虑肤色的制度下，黑人几乎会从体育和娱乐业之外的所有高知名度职位中消失。”英国右翼评论人士则把矛头直指DEI政策，甚至公开讽刺剑桥“喝下了DEI的迷魂汤（D.E.I. Kool-Aid）”。

英国记者内斯林·马利克认为，目前英国DEI政策的推行确实存在诸多问题：许多结构性的困境被压缩成“代表性不足”的问题，“仿佛《Vogue》封面出现更多黑人就能解决问题”。然而，事实上，在大学入学、职场招聘、选拔、提升等诸多环节，依旧有着大量结构性的不公存在。

“在事态发展过程中，许多现实已经被扭曲，这个故事被简化成了这样一种叙事：黑人及其轻信的支持者制造了一个痴迷于身份认同，却牺牲质量和公平的社会。”马利克说道，“我们应该谨慎，不要急于从阿尔代的故事中得出宏大的结论，最终又编造出另一个谎言。”

郦菁是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在她看来，“需要首先澄清的是，DEI政策、比例制的安排，本身是有用的。首先要让少数群体能够进入牌桌，才有促进他们的发展、促进社会公平和公正的可能性。”郦菁说，“在新的制度设立之后，总会有人钻空子，这是制度设立的成本，但从更长远的收益来看，这样的制度有助于建立更多元的社会价值，也需要持续地评估和修正。”

在施笛闻看来，将所有问题归咎于DEI政策，是一种过于简单化的说辞。更深层次的问题或许在于，英国的大学正在“衰落”。在以前，大学的主要任务是精进学术，但教育机构日益市场化，政府资金越来越少流向高校，高校不得不将留学生视为重要的收入来源，宣传自己的“多元化”便是获得留学生青睐的方式。

“（英国）高校越来越像一个以利润为目标的私营公司，教学和研究不再是最重要的任务，这会改变整个大学的生态。”施笛闻说。

郦菁提到，自1980年代起，新自由主义浪潮在全球范围内兴起，科研机构也受此裹挟。是否得到市场的认可，成为判断一项学术研究是否有价值的标尺，来自学术共同体内部的价值感也越来越低。研究者需要被迫思考“我做的研究，能带来什么外部的价值”，高校也需要制造“学术明星”来提高学校排名、扩大声誉。

这种变化并不只发生在高校之内，它也与更广泛的文化生产逻辑相互呼应。学术、媒体、出版社需要快速造神，将一个人的学术成就包装成具有传播性的公共形象，再迅速将这种影响力转化为流量、声誉乃至商业价值。在这样的运作逻辑中，学者首先被看见的往往不再是其漫长而具体的学术工作，而是作为“学术明星”所能产生的传播效应；当这个身份被反复消费之后，其学术能力与价值也会被消耗殆尽。

另一方面，郦菁认为，面对学术不端，将注意力集中在对涉事个人的公开批判上，或许能够形成短期的舆论震荡，却很难触及问题真正发生的机制。比起单纯追究一个人的责任，学界或许更需要讨论的是，面对抄袭等学术不端行为，究竟应该建立怎样的调查、惩戒与纠错机制，“如何处理抄袭行为，还需要有更多的公共讨论”。

阿尔代去世后，伦敦特拉法加广场举行了悼念活动。得知此事后，施笛闻的那位本来嘲笑阿尔代的朋友，愧疚地对施笛闻说，“我们应该去参加他的追悼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