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官要钱 清官要命

大家好，上一期讲从改革开放到现在，中国人的希望是怎么破灭的，结尾我留了一个问题：有一样东西，是现代文明社会必不可少的，但中国人一直不在乎有没有。那种东西是什么？为什么中国人不要它？觉得无所谓？没有这种东西，中国人注定摆脱不掉任人宰割的命运。这一期，就讲这个问题。

我从一句话讲起。这句话是位家住深圳的金先生在微信上写的。袁莉在《纽约时报》的文章的结尾，引用了这句话。在朱镕基时代，金先生的家人失去了工作，还被债主逼债。2000年，朱镕基在全国人大记者会上说，他希望人们记住他是个清官，如果再慷慨一点，说他办了一点实事，他就谢天谢地了。金先生评论说：”纵观历史，最让老百姓吃苦的，往往是那些一心想做事的清官。”

这一句话，把中国政治文化最核心的那个清官想象戳破了。中国人评价官员，两千年来只有两档：不是清官，就是贪官。清官就是好官，贪官就是坏官。老百姓痛恨蔡京、严嵩、和珅这些贪官；崇拜包公、海瑞、于谦这些清官。于谦是明朝那个兵部尚书，不是跟郭德纲说相声的那个于谦。

可是，深圳的金先生说，让老百姓吃苦最多的，恰恰是清官。

这话听着离谱，仔细一想，说的一点也不假。贪官要的是钱。他当官是为了捞钱致富，他不想改造你，也不想折腾你，他怕折腾出事。中国历史上大部分时候，是贪官发大财，老百姓保温饱，有能力的奔小康，发点小财。这几代中国人日子最好过的时候，恰恰是胡温时代，贪官和老百姓的收入都随着经济起飞。

清官不一样，他们要做大事。他们不为钱，为的是江山社稷，要青史留名。他们要改造国家，改造社会，更要命的是，他们要改造人，把人当成实现政治目标的工具。为了让国家强大，他们要增加税收，提高压榨的效率，把国民当牛马使唤。他们真诚相信，或者假装相信，一切都是为了国家，所以牺牲一下老百姓，是必要的代价。他们不把人当人，不觉得自己是在作恶，事后问心无愧。

中国历史上，并不缺少这种清官。

听众都知道，有个商鞅，公元前356年在秦国变法。这个人极其清廉，极其能干。他把秦国从一个二流国家，改造成一台强大的战争机器。代价是什么？秦国人彻底工具化，连牲口都不如。牲口也不会被连坐、告奸、什伍相保，不会一头牛犯法，十头牛跟着挨鞭子，被屠宰。秦国老百姓在商鞅手里不是国民，只是国家战争机器的耗材。他自己最后被车裂，但他那套东西活了下来，活了两千年，一直活到现在。

还有一位听众都知道的北宋清官，王安石。1069年，王安石开始变法。这个人的私德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都算顶尖的，不好色，不贪财，不修边幅，生活简朴到不尽人情，衣服脏了不换，连洗澡水都省。北宋有个文人，名叫陈正敏。他有本笔记，叫《遁斋闲览》。里面记载了王安石一件轶事，说他有次上朝见皇帝，虱子从衣领子里爬出来，一直爬到胡须上。这么一个人，要干什么呢？他要富国强兵，抑制豪强，给老百姓减负。

这听着，简直是人民的好总理。但不管是好总理，还是坏总理，首先要解决的是朝廷财政危机，不是让利给老百姓。王安石推行青苗法，由朝廷给农民贷款，出息二分，也就是20%的利息。一年放两期，正月一期，五月一期，一年算下来就是四成利。名义上，青苗法是让农民免受民间高利贷盘剥。结果却适得其反。贷款指标层层下压，地方官为了完成朝廷下达的放贷任务，逼着不需要借钱的农民也得借。四成的年息，很多农民不借也得借，借完了还不上，赖以为生的土地被收走、充公。

青苗法成了搜刮农民的工具。王安石到死都认为他是为国为民。

明朝还有个张居正，1573年主持万历新政，推行一条鞭法。我在第223期节目中讲过，这里不重复。

到了我们这个时代，还有朱镕基。

这四个人，都很清廉，都很能干，推行的政策也都是后患无穷。他们都是从财政入手，大幅提高了国家搜刮国民的效率，政策都是立竿见影，也都是在自己身后爆雷。朱镕基的追悼会刚开完，政府不准民间悼念。前面那三个人，商鞅、王安石、张居正，有的生前遭到清算，有的死后遭到清算。

中国人在清官身上投注了太多的想象，把自己的苦难归咎于贪官，把摆脱苦难的希望寄托在清官身上，寄托了2000多年，得到的现实却是，贪官、清官都拿他们当牲口使，都不拿他们当人。甚至有些清官让他们吃的苦头比贪官还多。这种对清官的想象，赶上好一点的时候，算是老百姓的一种自娱自乐；赶上坏时候，就成了自愚自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