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洛阳》好不好，要看它怎么塑造袁绍

袁绍究竟想干什么，他真是个“乱天下”的蠢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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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好，作为一个常写三国的老三国迷，有朋友后台私信点题，让我聊一聊最近刚刚上映的动画电影《争洛阳》。

这着实难为我了，最近一段时间身在海外，还没来得及去看这部电影。回家后一定补上。

但看过简介，了解该电影大体拍哪一段故事之后，我给自己未来观影提了一个标准——《争洛阳》好不好，不是看它怎么塑造曹操，而是看它怎么塑造袁绍。

此话怎解呢？

罗贯中写《三国演义》烘托人物最善用的手法就是构建“鄙视链”：

比如武将那边，写关二爷和吕布能打，怎么描写的？寻常大将什么潘凤、俞涉之类，遇见华雄被一刀秒，所以华雄强于大多数武将，然后关二爷“温酒斩华雄”，水平就体现出来了，再然后“虎牢关外三英战吕布”，那吕布的超人属性也就可见一斑了。

又比如谋臣那里，想写诸葛亮牛，怎么写呢？先出场一个徐庶，给刘备做“体验版军师”，曹操问他的五大谋士之一程昱，说徐庶此人比先生若何，程昱回答说“其才十倍于我”，后来诸葛亮出山，曹操又问徐庶这人才能比你怎么样？徐庶说我与孔明相比，是“萤草比之于皓月”。于是程昱就彻底沦为了计量单位，诸葛亮的才华也就体现出来了。

武将、谋臣有这种鄙视链，主公那边也得有。《三国演义》是尊刘贬曹的，但这本小说脱颖而出之处就在于，虽然最终丑化、贬低曹操，烘托刘备，但小说在前十几回里却非常聪明的抬高了曹操一手，让他能在群雄中脱颖而出，成为值得战胜的对手（否则“开着法拉利和轮椅飙车，赢了你也不露脸啊”），然后再让曹操和刘备青梅煮酒，说“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那刘备的“英雄”不就体现出来了么？虽然到煮酒那一回的时候，刘备尚在屡战屡败的低谷期，凡人没怎么看出他的特殊之处。

于是，曹操作为“战斗力天梯”中烘托主角“中介点”，他也需要一个用来踩在脚下的“计量单位”，很不幸这个计量单位就成了袁绍。

袁绍与曹操幼年相交，后来又共同参与了《争洛阳》所描绘的洛阳变乱和群雄讨董，再后来一个雄踞河北、一个经略中原，官渡打了一仗，四世三公，兵力（无论正史还是演义）十倍于曹操的袁绍一战而败，那在寻常人眼中，袁绍的才华当然就跟程昱比之于徐庶一样，远远不及，曹操的能力也就体现出来了，再拿曹操去烘托刘备，也就有了说服力。

小说里这套逻辑是通的，而且也很成功，可是真实的历史与现实，不是小说，也没有游戏中那种动辄“十倍于我”的战斗力数值天梯。真实的人物，没有那种非好即坏的脸谱化。

这个问题，十几年前易中天老师写《品三国》时其实就讲出了不少，他写《真假曹操》，提醒大众把真实的曹操与演义中那个假曹操区分开来，还原成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来看，这就非常了不起。

可惜易老师当年为了论证曹操的性格优点，还是做了和罗贯中一样的事情——拿他和袁绍做对比，曹操怎么英明，袁绍怎么愚蠢，所以官渡之战“胜败有凭”。

这也造成了后来的一种流行思维——我记得之后很多年“三国热”、更或者说“曹操热”，袁绍作为主公“英明度”计量单位的地位都是做实了的。

可是再后来有读了一些书，才发现这样想也有问题。

就像足球比赛一样，真正的中世纪骑士决斗，当两个战力、装备已经大体相当的对手真的两马相交打一回合时，谁把谁“一刀秒”都很正常，这个时候主要拼的就不是实力了，而是运气。

同理，曹操、袁绍、刘备这些乱世枭雄，其才华能力上其实没有演义那么分明的差距，说的更准确些，他们和我等凡人之间的差距，恐怕也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大。他们不过是在乱世的因缘际会中，因为出身、性格和运气等因素的叠加，偶然出现在自己的那个位置上，并成就了自己一番事业的人而已。

所谓“人的命运，个人努力固然重要，但也要考虑历史的大势”——其实当你奋斗到一定段位，能做到什么段位，主要拼的就是运气了。

就说袁绍这个人吧，读《后汉书》《三国志》正史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奇怪，这个人，无论道德水平还是战斗力，前后反差也实在太大了：

在洛阳的前半场，他是何等的英气逼人。面对废帝的董卓赤裸裸的威胁：“尔欲试我宝剑锋利否？”的威胁，他敢在朝堂上横刀长揖，硬刚一句：“天下健者，岂唯董公！（小说中改成了更帅气的“我剑也未尝不利”）” 随后挂印而去，振臂一呼便是关东群雄的天下盟主。那时候的袁绍简直是大汉脊梁。

后来逃到河北，面对公孙瓒骑兵的威胁，袁绍能在界桥之战中打出步兵以弩克骑的奇迹。还留下了“大丈夫当前斗死，岂逃漏墙壁间邪！”（大丈夫应当上前决一死战，怎么能逃跑躲在墙壁后面呢！）的名言，也堪称战神。

但是到了后来官渡之战时，他就变成了那个似乎只要是“正确的意见坚决不听，只要错误的建议坚决采纳”的笨蛋怂包，直接断送了江山。

袁绍是被灵魂夺舍了么？怎么会前明后昏如此呢？

若问，这样惊人的转变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

则答，其实这是个伪命题，胡适先生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泵娘”，这话的意思不是说某些人在故意扭曲历史，而是所有撰写历史的人都有自己的片面性。罗贯中写《三国演义》为了表达自己思想做了许多演义，但陈寿写《三国志》其实恐怕也是如此——为了掩盖许多他不愿意触及的历史真相，他只能把袁绍描写成这样一个前明后昏的迷之人物。

那么我们就来解答一下这个问题：袁绍这个人身上的“堕落之谜”背后，究竟隐藏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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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中国两千年的帝制历史，可以被视作一个帝王逐步完成专权，最终大权总于一身的过程史。

就像吴思先生在《血酬定律》当中总结的，帝王（和他所带领的功勋集团们）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从前朝手里打下了这座江山，而且随着帝制对反抗的镇压越来越严苛，付出的“血酬”也越来越高昂，那么最终得胜的帝王为了让自己的血仇回本，就一定要征收越来越高昂的“血税”，从而进行越来越严苛，越来越趋向于利出一孔、大权独揽的帝制。从秦至清，这是一个中国历史发展的总趋势。

但这个总趋势，会遇到一个非常严重的反制。那就是帝王想要专权，但被收缴权利的人不会乖乖的把权利奉上，束手就擒。因为帝王想要完成的这个动作，将遭遇的对手并不仅仅是草民，更有他的臣子，以及地方豪强。

这种矛盾在帝制初期的秦汉两代，体现的就最为明显——秦帝国想要骤然执行那套虽不及后世严苛，但也极端收束权力的秦制，六国百姓还不适应。“山东豪杰遂并其而亡秦矣”。

请注意，这里说的“山东豪杰”可不仅仅是陈胜吴广刘邦项羽这些军事上的“英雄”，更重要的其实六国留下来的富豪、富商、地主等民间精英力量（也即所谓“民英、硕民”）。

秦国执行的耕战和利出一孔体制，极大的损害了这些地方上“硕民”的利益。所以他们就支持各地的起义军一起推翻了秦王朝，这就是为什么你翻遍司马迁讲述这段历史的《史记》会发现居然找不到各地起义军缺乏粮饷记载，反而有项羽破釜沉舟这种拿己方的给养辎重不当回事的记载——秦末的大起义，是受到了民间（托克维尔意义上的）中产阶层的广泛支持的，所以秦朝能摧枯拉朽的横扫六国，却在这种力量的抵抗面前败下阵来。

秦朝之后所建立的汉朝，皇权最初面对强大且支持过自己得天下的民间力量有所让步，所以所谓“无为而治”“休养生息”的文景之治才有可能实现。但是很快，皇权就像养好伤口的巨兽一般进行了反扑，汉武帝所推行的大一统，算缗告缗，盐铁专营，本质上就是一种秦制皇权的反扑，与对民间力量的重新宣战。皇权与民间力量，在武帝之后的整个西汉王朝“垃圾时间”里进行了漫长而痛苦的博弈，最终以地方豪强“选举”民选皇帝王莽和支持光武帝刘秀复兴炎汉这两出惊世骇俗的神迹剧的方式，重新达成了新的平衡——皇帝依然可以做表面上口含天宪，维持一统的主宰，但地方豪强则改头换面，以世代“治经典”的门阀世家的方式入朝为官，完成豪强与皇帝之间的分权。这就是东汉体系的基础。

所以东汉王朝最初的体制起点，其实跟同时代的罗马帝国有某些相似之处——皇帝（英白拉多）享有名义上的神格权威，但是元老院（门阀士族）的意见，也是很重要的。

朝堂上尊皇帝，地方上行征辟查举，东汉其实也可以看做一个元首与地方精英民主共治的二元国家。一个自盐铁会议、王莽之乱以后皇权适度回调收缩，另一个自凯撒、屋大维之后皇权大幅扩张，大汉与罗马、东方与西方的君民二元平衡，在那个时代，居然走到了最接近的拉格朗日点。

但“人猿相揖别”，紧接就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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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这个分权体系，并不能满足不断扩张的皇权的胃口，你看到了演义里，汉献帝直到被逼退位的时候还在跟大臣哭诉：“想我高祖提三尺剑斩蛇起义，非容易得此天下……”——血酬定律的那种思想就是这样的：我祖宗流血打下的江山，凭什么让你们分一杯羹呢？我打的江山就得让我子孙世世代代坐下去！我的活儿，早在我阿玛跟着顺治爷入关的时候就干完了！

所以东汉的历代皇帝也和同时代的罗马皇帝一样，也在想尽一切办法敛权。

区别在于，前者成功了。

怎么敛权呢？曾国藩说的好么，“办大事，第一要在找替手”，而中式权力的本质，就是找到和提拔“自己人”，建立自己的亲信班底。

既然大臣们已经被出自民间豪强的门阀世家所垄断（你汝南袁氏、颍川荀氏动不动就闹个四世三公，门生故吏遍天下），那么皇帝只能另辟蹊径，找些别的“自己人”来帮自己办事。

跟自己同宗同姓的宗室肯定不能找，虽然是“自己人”，但太自己了，让他们干好了直接一个禅让就把天下拿走了。

于是皇帝就找到了两波人，第一是宫里阉了的、形成不了自己家族的宦官们，第二则是生了子的母亲的娘家人。

于是就有了我们耳熟能详的“东汉末年，外戚与宦官交替专权”。

我们今天读到这段话，感觉好像这不是皇权的本意，皇帝是被架空了甚至被随意毒死的可怜虫。但如果把秦制皇权视为一种自己有生命力的“模因”，你会发现依靠外戚和宦官这两股势力完成对（与地方豪强）分权前约的毁弃，和自己的集权扩张。这恰恰是符合皇权利益的，也符合皇权的本意。

外戚和宦官是东汉皇权的左右手，笼统说来，当皇权打算打压士族的时候，一半就让宦官出面唱白脸，想要缓和与士族的关系，则一半让外戚出面。所以宦官与外戚，类似于今天一个政党中的鹰牌与鸽派，打一巴掌，给个甜枣。

东汉末年最“昏庸”也最最著名的两位皇帝——汉桓帝和汉灵帝，两个人都活到了比较大的年纪，但两个人都没有自愿摆脱宦官与外戚的“专权”统治。相反，宦官和外戚的权力，反而在桓灵两代达到了极盛。

“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诸葛丞相说的轻松。但你以为皇帝“亲小人，远贤臣”是因为他傻、他昏庸、他被架空了？恰恰相反！皇帝任用小人（外戚、宦官）正是因为他精明，他知道你们这些贤臣，哪怕离了皇帝还是士族，所以有自己主见和操守。而外戚和宦官一旦脱离了皇权，立刻什么都不是。所以，“小人”才是人家皇帝的自己人，什么党锢之祸、什么外戚和宦官欺压朝臣、鱼肉百姓、横征暴敛，那都是皇权在借宦官与外戚这两只白手套，在执行自己的集权扩张而已。

“宦官与外戚交替专权”，其实是皇权的有意为之，这才是东汉末年的实质，也的确是皇权在演化上的最优和必然选择——你看被诸葛亮教育了那么半天的蜀汉后主刘禅，最后不也还是宠信重用了宦官黄皓么？为什么？因为你丞相再怎么有能耐，再怎么会治蜀、再怎么忠心耿耿，那也不是皇帝的自己人么，万一你或你的儿子学了曹操司马懿篡了我怎么办？

于是这种皇权的必然扩张，就迎头撞上了不肯再向皇权让步的士族利益。于是就有了东汉末年，作为三国前奏的“党锢之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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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锢之祸”，这场皇权与士族的内耗，特别像同时代罗马帝国的“三世纪危机”。

在亚欧大陆的那一头，罗马皇帝依靠蛮族雇佣兵和近卫军来屠杀元老院，

而东汉末年集权野心最大的汉桓帝，也在依靠宦官的扩权来压制士族，以完成自己的扩权。

这里要特别强调一下，我觉得汉桓帝刘志这个人（甚至包括他儿子汉灵帝刘宏）一点不昏庸，他特别像后来的嘉靖帝，不是昏庸，而是精明过头了。

简单来说，他当时的一系列动作，本质上都是在试图跳过东汉那套“皇权与世家分权共治”的温和前约，直接快进到明清两代那种“主奴一体、特务治国”的绝对君主专制。

有空我们详细讲讲他，这真的是一个悟性极高的人——可惜他的天赋加点，全部加在了权斗上。

于是走投无路的士族不得不进行反击。

以河南尹李膺、太尉陈蕃为首的士大夫，联合太学里三万多名指点江山的太学生，形成了庞大的世论力量，史称“清议”。他们公开抨击宦官集团的腐败与横征暴敛——名义上是反宦官，但实际上是个人都能看出宦官的背后站的其实就是汉桓帝。

当时中国的政治工具箱里，压根就没有“共和制”这种道具，“国不可一日无君”依然在每个人的脑中，于是士族们只能硬着头皮，非说皇帝是好的，只不过是被那帮死太监蒙蔽了而已。

但是这套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战术，最终还是被“英明神武”的汉桓帝所识破，桓帝一声令下，全国搜捕“党人”。李膺等两百多名官员、名士被捕入狱。

只不过，已经将士族逼入绝境的桓帝，真的是老于权数，他知道士族可以打压，但不能招惹到死。穷寇莫追，于是他就纵容另一派“自己人”，外戚大将军窦武出来求情。

最后党人们被“从宽”处理为下放劳改，并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也就是终身禁止做官，是为“党锢”。

党锢的本质，就是皇权试图把“民间精英”士族驱逐出政治分蛋糕格局的一次尝试。相当于罗马皇帝解散元老院，自己执行大权独揽。但问题是，把那么多反对派士族都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了，朝廷的官员体系怎么维持呢？

这个时候，体现汉桓帝这人超时代想象力的手段就出来了，卖官啊！延熹四年（公元161年）一纸诏书，什么关内侯、虎贲、羽林、缇骑营士……只要交钱，一律各有差遣！

后来他儿子灵帝更进一步，直接省去入职考核过程，钱给够数，郡太守、州刺史、九卿、三公直接都明码标价。

后世历史书中，别以为桓灵二帝这是纯粹的昏招，我们站在集权皇帝的角度想想这个问题：

原本东汉选拔官员的体制是“举贤良方正”，这套体系本质是什么？说白了就是一套开放给民间精英（士族）的变相选举制度——一个士族出身的青年（相当于古罗马有被选举权的青年贵族），只要邻里同乡（周围有选举权的士族）都说他好，他就可以被查举、选辟、入仕。这个“查举制”如果再精细、严谨化一下，不就是希腊罗马的“公民-贵族选举制”么？

谁说我国古代没有民主萌芽？

但我们说这套体系选出来的官员，他是代表地方民间精英利益的，官员选出来是为了和皇帝分权的。士族们“宦官外戚交替专权”“朝政黑暗”这些指责的背后，其实是在指责皇帝本人扩权太过，把手伸到我们的兜里乱摸。

所以桓灵二帝一方面党锢士人，另一方面又搞卖官制。这个做法的本质又是什么呢？就是废除作为民主选举萌芽状态的查举制，要求士族直接向皇帝购买参与政治分权的权力和相应的身份。

对皇帝来说这其实是赚的——因为你本来就不是“我的人”，与其让你通过查举进来，你感恩的是民间的舆论（推选）。还不如你给我交笔钱，我把官位给你，这样至少你官位是从我这里买的。我还趁机扩大一把财权。

更关键的是，这些靠买官上台的人，因为没有读过儒家圣贤书、更关键的是，没有经过士族内部的推选查举，自然不会跟士族清流结党，更不会去制约、教育皇帝。权力只对他的来源负责，而他们唯一的合法性来源就是皇帝的收据。为了回本，他们到了地方必然变本加厉地去帮皇权刮地皮，而为了刮地皮顺利，他们又必须站稳“皇帝自己人”的立场。

这样，皇帝就把原本分给士族的参政权力逐步剥夺，用掺沙子、沙汰的办法，逐步把官员都变成了自己人。

正史中也出现过的，那个要沙汰刘备的督邮，真的就是汉灵帝意思。

这就帮我们理解了一个一直一来很多历史书都没说清楚地疑问——都说东汉末年政治特别黑暗，到底黑暗在哪里？仅仅是腐败么？说句不好听的，中国古代王朝，哪朝哪代不腐败的？绝对的权力想不导致绝对的腐败？你想什么呢?

回答其实是，这个黑暗，说的是拜桓灵二帝所赐，当时的历史又出现了一次“皇进民退”的大变迁——我们古代历史的吊诡与不幸就在于，我们总出现汉桓帝这样野心巨大、手腕高超的大有为之君。

但桓帝这一番操作，好处是精明，坏处却是太精明了——士族被平白剥夺了选举和被选举权，反而要向皇帝交钱来赎买参与政治的权利。他们会坐着等死么？这样冒进的夺权扩权行动，当然要遭遇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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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公元168年，汉桓帝一死，士族马上联合起第一次党锢之祸中作为“保皇党鸽派”的外戚，试图清除宦官势力。

汉灵帝即位后，大将军窦武（外戚）和太傅陈蕃（士族）共同执政。利用皇帝年幼（灵帝当时只有十二岁）的这个皇权空窗期，当时已经70多岁的陈蕃对窦武提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计划：

“曹节、王甫等以先帝左右，动见信用……今不悉诛，后必为患！”

也就是说士族头领陈蕃撺掇外戚、大将军窦武把宦官全杀了，以便“清君侧”……

忍耐了这么多年了，陈蕃说话却还是那个老调调——先帝本质是好的，但先帝旁边的太监都该杀！

等等，你有没有觉得，故事发展到这里，已经让人特别眼熟了呢？

是的，这不就是21年（公元168年—公元189年）以后同为士族头领的袁绍力劝新一届外戚、大将军何进干的那个事情吗？也就是《争洛阳》的故事预演。

在《争洛阳》里，我猜电影一定原文引用了的曹操对袁绍计划的嘲笑：“若欲治罪，当除元恶，但付一狱吏足矣，何必纷纷召外兵乎？”“乱天下者，必袁本初也。”

也就是说，袁绍撺掇何进引外兵来杀宦官，曹操觉得这是小题大做，叫个洛阳本地的狱吏来不就得了吗？何必招外兵来呢？你一招外兵，把董卓叫来了，结果天下乱了吧？

我们如果光看三国演义甚至三国志，会觉得曹操这话说的特别对，因为袁绍的主意就是导致了这个结果么。

可是，袁绍、何进、曹操那一代人，他们其实是活在他们的历史经验中的。办这个事情的时候，袁绍他们脑中参照的一定是陈蕃和窦武当年同类方案的经验教训。

那么陈蕃和窦宪的经验是怎样的呢？袁绍和曹操的方案，到底哪个对？

陈蕃其实就选择了曹操的方案，没有叫外兵，觉得在首都洛阳内部小辨模政变一下得了，“一狱吏足矣”。

但结果就是，这个政变进行到一半，计划就被宦官集团截获了——开玩笑，人家公公们在朝廷里代表皇上掌权这么多年，洛阳内部的消息，你还能瞒得过他们？

宦官集团瞬间炸了锅，曹节、王甫等人当夜在宫中歃血为盟，他们没有陈蕃那么迂腐，还走任何法律程序，直接伪造诏书，发动武器的批判。

而洛阳的大多数武装力量都是直接听命于代表皇权的宦官的。大将军窦武在宫外得知变故，慌忙召集北军几千人马对抗，发现根本就打不过——当时洛阳城里，公公们代表皇帝摇人，轻轻松松就是上万御林军。

七十多岁的太傅陈蕃，听说政变后连朝服都来不及穿，亲自带着八十多个太学生、门生以及手下的官吏，手里拎着三尺剑，白发苍苍地一路高呼着冲向宫门。

想象一下，一个饱读诗书、位列三公、白发苍苍的当朝太傅，最终被逼到要像个市井古惑仔一样拔刀去冲宫门，找人开片……

结果还没冲进内宫，就被王甫带来的精锐禁卫军重重包围。一家伙就撂倒了。

王甫啐了他一口，骂道：“死老头子，你以前天天在朝堂上折腾我们，今天你还想‘悉诛’我们 ？”

陈蕃当场被乱兵按倒在地，拖入狱中，当天夜里就在严刑拷打中气绝身亡，首级被悬挂在洛阳城门示众。而大将军窦武也因部下被宦官用假诏书分化瓦解，最终被迫自杀，全族被灭。

这，就是曹老板计划中“但付一狱吏足矣”的最终推演结果。并没有看上去那么顺利，对不对？

我们只读三国史，光看到了袁绍计划最终导致的泼天大祸，就本能的觉得曹操的计划是可行的，而袁绍是那个“乱天下”的罪魁祸首。

但是参与这场计划的当事人，他们反而是牢牢的记住了21年前陈蕃计划是怎么失败的。

在禁军和行政体系都被宦官掌握的洛阳，搞这种政变绝对不是“但付一狱吏足矣”那么轻巧的事情。这么干纯属找死。

那么袁绍为什么想到了“招外兵杀宦官”呢？这个计划为什么又可行呢？

因为在从陈蕃到袁绍的这21年里，东汉爆发了黄巾起义。围绕黄巾起义，史学界一直有一种猜想，那就是这场起义也许是受到不满于桓灵二帝过度扩权的地方士族的默许甚至纵容的，否则波及蔓延这么广的太平道教众，不可能完成那么广泛的动员，而很晚才惊动朝廷。另外起义最初的中心地之一就是颍川，颍川这个地方就是士族的大本营。

所以作为民间精英的士族，是存在一种可能性，通过纵容更底层的黄巾起义，向过度扩权的皇权（宦官）抗议、争权的。

不管这个猜想对不对，朝廷确实在起义爆发的第一时间下令解除党锢。而黄巾起义仅仅不到一年就被平定了，平定后的结果，也就是很多地方的武装力量，已经落入了士族的手中。

就说董卓吧，在后世演义和民间刻板印象里，他是一个粗鄙、残暴、跟洛阳世家格格不入的西北军阀。但如果翻开正史，你会发现一个让人惊掉下巴的真相——董卓，其实是汝南袁氏门下最嫡系的“故吏”！

正史《三国志·董卓传》裴松之注引《吴书》中记载得明明白白：董卓年轻时在凉州混出名堂，并州刺史段颎看中了他的军事才能，将他推荐到了中央公府。而当时负责面试、并亲自将董卓辟为“掾”（公府属官）的司徒，不是别人，正是袁绍和袁术的亲叔叔——当时汝南袁氏的在朝掌门人、后来的当朝太傅袁隗。

《三国演义》里，一提起袁绍他家，就是“门生故吏遍天下”，但翻遍整本演义小说，你好像也没看到袁家这个人脉起啥作用。

殊不知，其实袁家的“门生故吏”小说一开始就登场了，而且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董太师是也么。

更别说，袁绍也没有头脑简单到让董卓这一支部队，人家想的本来是调集各路外地兵马一同进京——前文我们说过了，经过黄巾之乱朝廷下放募兵权，各地的地方武装力量，已经大多掌握在地方士族手中了。所以如果这个计划顺利进行，最终的结果会是什么呢？

是各个地方士族力量在洛阳达成平衡，填补宦官（皇权激进派）留下的权力真空。最终士族和外戚（皇权温和派）共治天下。

这其实就是陈蕃当年想要达到的结果。

一千年以后，英国地方贵族们对着试图过分扩权王权，搞了一次相似的“进京勤王”，逼着无地王约翰签署了《大宪章》，那被认为是英国乃至全世界宪政制度的先声。

我们当然不能简单类比、假设袁绍这次“招外兵入洛”能起到相似的结果，但毫无疑问，如果这个计划成功，对东汉末年逐渐走向专权和暴走的皇权，能起到的纠偏效果将是显著的。

袁绍这个人骨子里，其实是一个“武装起来的陈蕃”，

只可惜历史不允许假设，我们没有看到中国历史按照他的设想，走向那个岔路后会是什么样子。

那么袁绍的这个计划为什么会失败，到底是必然还是巧合呢？中国的历史在三国那个三岔路口上，最终走向了后来的那种道路，又到底是巧合还是必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