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一公为何创办西湖大学？

近日，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2026年毕业典礼上，西湖大学校长施一公在演讲中回顾了自己三次重要的人生选择——从商海诱惑转向科研坚守，从普林斯顿大学全职回归清华，再从清华辞职全力创办西湖大学。

施一公的演讲坦诚并充满力量，尤其是他谈到创办西湖大学的初心，对于理解中国民办高等教育的价值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从个人选择到教育创新

对于为何要创办西湖大学，施一公的回答并不复杂。他认为，中国需要一所“小而精”的新型研究型大学，探索高等教育和科技创新的新路径、新做法。西湖大学不是对既有大学体系的简单复制，而是希望成为中国高教改革的“特种兵”和“尖刀排”，在体制机制、学术治理、人才培养和科研创新方面走出一条新路。

如果放在经典理论中理解，施一公创办西湖大学的意义可回应奥地利政治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关于企业家重要性的论述。

熊彼特曾强调，企业家的核心功能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经营管理，而是通过新产品、新生产方法、新市场、新生产资料来源或新组织形态推动创新。作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灵魂”，企业家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其能突破既有路径，将原本分散的要素重新组织起来，形成新的发展可能。

由此来看，施一公创办西湖大学并非简单地新建一所高校，而是在中国高等教育体系中尝试一种新制度组合和资源配置方式——把高水平科学家群体、社会捐赠、地方政府支持、现代大学治理、基础研究使命以及“小而精”的办学定位结合起来，探索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发展路径。

从民办教育理论研究的角度看，施一公的经历有助于我们重新理解国内民办高校创办者复杂而多元的办学动机。

长期以来，似乎一提到民办教育，公众就容易将其与资本、营利、市场化等概念直接相连。不可否认，在我国民办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确有部分举办者较多地从产业投资的角度办学，但也必须看到，还有相当一批创办者并不以经济回报为主要诉求，而是希望通过兴办教育来服务社会。比如，浙江树人学院创办者王家扬、西安培华学院创办者姜维之等，都可视为我国民办高等教育发展进程中具有公益情怀和教育理想的代表性人物。

施一公在演讲中反复谈到“忠于内心”“高点求变”和“小我与大我融合”，这不仅是他个人价值追求的集中表达，也可以看作中国民办教育家群体的一种精神写照。

从高校数量到教育多样性

当然，民办高校不是同一种模式。有的学校从职业教育切入，服务地方产业和应用型人才培养；有的学校从国际化教育切入，探索开放办学；也有像西湖大学这样的高校从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建设入手，尝试在基础研究和前沿科技领域作出原创性贡献。

正是因为民办学校的资源条件和创办者的办学理念不同，民办高等教育才呈现出多种可能性。而中国高等教育当前最缺少的恰恰是多样性，尤其是那些区别于现有研究型高校办学模式的高水平新型研究型大学。

过去几十年，我国高等教育实现了历史性跨越，规模不断扩大、质量持续提升，一批大学已进入世界高等教育的前列。但与此同时，大学发展模式仍然存在趋同倾向。很多学校追求相似的指标、相似的学科布局、相似的人才评价方式和相似的发展路径。

对于一个人口规模巨大、区域差异显著、产业结构复杂的大国而言，只有少数几种大学模式是不够的。中国既需要综合性研究型大学，也需要新型研究型大学；既需要应用型本科高校，也需要职业本科高校；既需要大而全的大学，也需要小而精、专而深、机制灵活的大学；既需要公办高校，也需要民办高校。

从高校数量与人口规模的关系看，我国高教机构的布局与数量仍有扩展空间。截至今年6月17日，我国共有高校3196所，其中普通高校2952所，包括本科学校1412所、高职（专科）学校1540所；2025年末，全国总人口约为14.05亿人。如果按全部高校3196所作粗略计算，我国约每43.96万人拥有一所高校；如果按普通高校2952所计算，则约每47.59万人拥有一所普通高校。

再看美国和日本。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数据显示，2021—2022学年，美国有3542所招收一年级本科生的学历授予型高教机构；美国人口在2025年约为3.42亿，约每9.65万人就拥有一家此类高等教育机构。

日本方面，该国留学官方信息平台显示，日本有86所国立大学、101所公立大学和620所私立本科层次大学，合计807所；日本总务省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10月1日日本总人口为1.23亿人。粗略计算，约每15.34万人拥有一所本科层次大学。

当然，不同国家高等教育的统计口径并不完全一致，上述比较只能作为粗略参照。但即便如此，这组数据仍然提示我们——当下我国高校数量并不能简单说“已经太多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高校数量多少，而在于高校类型是否足够丰富、空间布局是否合理、办学模式是否多样、教育评价能否支持不同高校各展其长。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西湖大学的创办特别有价值——它不是在传统赛道上增加一名竞争者，而是尝试开辟一条新的赛道。

施一公提到，西湖大学成立不到10年，已经汇聚近300位优秀科学家，在基础研究和核心技术领域产生了一系列原创性突破。这些成绩说明，一所机制灵活、定位清晰、使命坚定的新型研究型大学，完全有可能在较短时间内形成自己的学术能量和社会影响。

从单一评价到制度包容

对于西湖大学这样的新型高校，社会需要更多耐心，政府也需要给予更多制度空间。

西湖大学的发展道路不同于普通研究型大学，也不同于传统民办本科高校。它的办学规模相对较小，学科布局并不追求大而全，人才培养模式也不一定完全适配常规评价框架。如果仍简单套用传统高校的评价标准，就可能削弱这类学校的制度创新价值。

这意味着我们不能用一种标准评价所有高校。研究型大学、应用型本科高校、职业本科高校、职业专科院校、新型研究型大学所承担的功能不同、发展基础不同、组织形态不同，评价标准也应有所差异。

具体而言，对综合性研究型大学，可以更多考察其基础研究、学科体系和高层次人才培养；对应用型高校，应重点关注其服务区域产业、产教融合和应用型人才培养能力；对职业本科高校，应关注其职业教育类型特征、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和产业适配度；对西湖大学这样的新型研究型大学，则应更多关注其制度创新、学术原创能力、人才集聚能力和长期发展潜力。

评价标准一旦过于单一，就会产生两个后果。一是让新型高校在早期探索阶段承受不必要的制度压力；二是诱导所有高校向同一种模式靠拢，形成“千校一面”。

美国著名学者沃尔特·鲍威尔与保罗·迪马吉奥在组织社会学研究中提出了“制度同形”理论，指出组织往往会在强制性、模仿性和规范性压力下逐渐趋同。就高等教育而言，这3种压力共同作用于高校发展。但其中与审批、评估、资源配置和政策问责相联系的强制性压力往往具有更直接的塑造力。

事实上，越是新型高校，越需要一定的办学自主权。自主权不是不要监管，而是在依法办学、规范治理、公益导向和质量保障的前提下，允许学校在学科布局、人才引进、教师评价等各方面探索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

西湖大学的启示在于，中国高等教育的现代化不能只依靠一种大学形态、一种评价标准和一条发展道路。民办高校也绝非公办高校的简单数量补充。对于这样的探索，社会应给予更多理解，政府应给予更多制度空间。不同类型的大学各安其位、各展其长，中国高等教育才会拥有更加广阔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