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国际维吾尔论坛”：对中共罪行全面追责

第三届国际维吾尔论坛（IUF）已于2026年6月11日至13日在德国柏林成功举行。本次活动由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WUC)与维吾尔民主与人权中心(UZDM)联合主办，并得到德国联邦议院“维吾尔友谊小组”的支持。

正值新疆“再教育营”曝光十周年之际，论坛的核心主题定为“再教育营十周年：从认知到追责——下一步是什么？”来自25个国家的200多名与会者出席，其中有80多名演讲嘉宾以及20多位欧美国家的国会议员和政府官员等，包括来自美国、加拿大、德国、法国、捷克等国的议员。

会议聚焦中共的跨国镇压和强迫劳动、供应链合规性、受害幸存者证词，以及国际法律追责途径等。多位与会核心代表在接受大纪元深度采访时，从跨国镇压、经济供应链剥削以及精神医学滥用等多个维度，揭露了中共对维吾尔人及异见群体系统性迫害的严峻现状。

本届论坛最终发布《维吾尔种族灭绝十年》报告，并通过了《国际维吾尔论坛柏林宣言》，呼吁欧美各国在立法和贸易层面协同合作，打破国际社会因其它地缘政治危机而产生的“选择性沉默”，共同制止中共的系统性人权迫害。

库尔班：中共通过三大手段实施跨国镇压

中共对维吾尔人的迫害早已不仅限于中国本土，而是演变为针对海外流亡群体的全球性跨国镇压。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柏林办公室负责人海玉尔．库尔班（Haiyuer Kuerban）接受大纪元采访时指出，中共的跨国镇压主要通过三大手段实施。

首先是“人质策略”，直接威胁海外流亡人士在国内的留守家属。库尔班说，“中共会找到我们在国内的家人，迫使他们辞去工作，或者将他们关进拘留所，以此施加巨大压力，然后，我们的家人会被迫给我们打电话，哀求我们放弃为民主、自由和人权所做的工作，甚至要求我们与中共政府合作。”

其次是“使寡啼器化”，中共驻德等国的外交机构积极介入压迫，利用维吾尔难民办理学历认证、身份证件等事项作为要挟筹码。库尔班表示，“中共的驻外使领馆在其中扮演了极其活跃的角色。对于许多已经逃亡德国、需要办理文件认证等领事服务的维吾尔人，中共大使馆将其作为要挟的筹码。”

再者就是直接干预民主社会。库尔班举例说，“我们曾在柏林工业大学举办一场研讨会，中共政府获悉了这项资讯。它们主动联系大学行政部门，施压要求取消我们的活动。这无疑是对德国内政、对一所自由民主大学的赤裸裸干涉。这意味着，在德国大学校园内也不允许进行此类自由交流。更令人震惊的是，就在论坛召开前夕，一位受邀参加会议的法国议员也遭到中共大使馆施压，被要求不得出席活动。”

当被问及中共为何如此惧怕海外的声音时，库尔班直言，“中共的政权合法性建立在武力、死亡要挟和暴力之上，并没有经过民主选举。他们惧怕世界了解维吾尔及其他民族面临的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行，害怕国际社会根据国际公约采取制裁行动。

马萨：不能忽视供应链中隐藏的“强迫劳动”

随着国际舆论施压，尽管大众（VW）和巴斯夫（BASF）等德国巨头相继宣布退出其在新疆工厂的直接股权，但国际供应链中的人权风险依然根深蒂固。德国批判性股东协会联合常务董事蒂尔曼．马萨（Tilman Massa）在接受大纪元采访时对企业责任进行了深度剖析。

马萨表示，“表面工厂的撤离并未切断德国企业对中方原始供应链的深度依赖，而在这些初级原材料（如棉花、多晶硅等）的开采和加工中，仍存在强迫劳动和国家主导的‘劳工转移’项目的强烈迹象。”他强调，“强迫劳动早已不仅局限于新疆一地，而是作为一个全国性的系统，波及维吾尔人、其他少数民族以及任何形式的持不同政见者。”

面对企业常规的“第三方审计”，马萨给出了极为严厉的批评，“在一个没有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结社自由和工会自由的环境里进行审计，询问工人的处境，这只会给受访者带来巨大的人身风险，导致他们面临更严重的国家报复。这样的审计根本无法成为有效的工具，只能沦为‘遮羞布’。”

针对欧盟与德国出台的《供应链法》，马萨认为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确立了企业的尽职调查义务，但他呼吁在执行过程中必须倾听受害者和独立非政府组织的声音，而不能仅仅依赖企业自说自话的合规报告。他告诫跨国企业，“决不能将利润最大化建立在强迫劳动之上，如果无法排除供应链中的迫害风险，就必须划清界限甚至退出合作。”

舒尔茨：中共滥用精神医学 对异见人士进行政治消音

除物理监禁外，中共滥用精神医学对持不同政见者、维吾尔人、藏人及法轮功学员进行政治清算的“安康系统”（精神病监狱系统），在近年呈现出死灰复燃的危险趋势。

精神病医生、世界精神病学协会（WPA）代表托马斯．G．舒尔茨（Thomas G.Schulze）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表示，“如果有人在省里抗议或抱怨某事，他很快就会被关进精神病机构，”他回顾道，在多年前局势相对缓和时，世界精神医学会曾派委员会赴华交流，中国甚至出台了《精神卫生法》禁止因言论将人非自愿收治。然而，在习近平治下，这些保护机制已经倒退或名存实亡，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此类滥用正在发生。

舒尔茨教授警告国际社会，“不要被中共政府制造的虚假的繁荣或合规表象所蒙蔽。”他指出，“许多侵犯人权的行为发生在军方管辖的医院中，外部人员和国际组织根本无法进入调查。”

面对这种医疗伦理的严重沦丧，舒尔茨教授强调了国际组织发声的重要性，“世界精神医学会的伦理标准明确规定，精神病学绝不能用于政治目的。当我们将此类侵犯人权的行为公之于众时，我们必须明确指出这属于严重的滥用。如果我们保持沉默，这种罪行就会毫无底线地继续下去。我们必须划出底线，直接而明确地对中共滥用精神病学的行为予以斥责，严厉告诉它们’到此为止’！”

从“寻求认知”走向“全面追责”的里程碑

正如本届论坛闭幕发表的《柏林宣言》所昭示的，国际社会对维吾尔人权乃至中共系统性人权迫害问题的关注已发生质的飞跃。过去，海外人权组织的主要工作是向世界证明迫害的存在，尚处在认知阶段。

而今天，国际社会正在形成一条涵盖外交防御、法治防护，以及国际行业伦理制裁的全面追责战线。这种转变在《柏林宣言》中被转化为四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具体行动共识：

第一，将制裁矛头直指利益链纽带。宣言首次打破了过去仅针对个体官员的制裁限制，确立了“跟着资金走”的惩罚机制，强力呼吁各国扩大“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的适用范畴，对所有直接或间接参与、投资、或从中方强迫劳动中获利的跨国金融机构与企业财团，实施对等的资产冻结和贸易禁令。

第二，构建不依赖联合国的联合司法网。鉴于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拥有一票否决权，宣言达成了“绕道追责”的法治共识。签署国代表承诺推动本国司法系统激活“普遍管辖权”，允许各国本土法院对犯有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的中共涉案人员，以及跨境骚扰异见人士的特工进行缺席审判和全球通缉，打破跨境迫害的“免责特权”。

第三，推行“有罪推定”的供应链去风险化。在反强迫劳动领域，宣言要求民主阵营在多晶硅、纺织、汽车零部件等关键战略供应链上，彻底摒弃传统的第三方纸面审计。倡议各国立法确立“反转举证责任”原则——即除非企业能拿出确凿的第三方独立证据，证明其初级原始原材料“完全无强迫劳动”，否则其产品在现代自由市场中将被一律实施“有罪推定”式的市场驱逐和强制销毁。

第四，建立多群体与全球行业伦理的“防卫同盟”。宣言还开创性地将维吾尔人权问题与西藏、台湾等受地缘政治和威权扩张威胁的地区进行战略联动，并在世界精神病学协会（WPA）等专业组织内推动行业伦理红线，全力阻止威权体制将现代医学、科技沦为政治消音和集中监禁的工具。

这四项掷地有声的条款表明，《柏林宣言》不再仅仅是一纸道德呼吁，而是一份将普世价值转化为法律武器的实操指南。这使得任何试图通过外交恐吓、假审计或构建“经济利益共同体”来掩盖种族灭绝行径的尝试，在现代文明和全球协同的法治框架面前，都正在逐渐失去生存的空间。在国际社会，对中共建立统一的防线并推进实质性的法律与经济“追责”，已成为当下刻不容缓的国际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