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求是网评论员撰文“以更大力度提振消费”？

以下是知乎网友@Castor对问题的回复全文：

没什么好看待的，没有实际政策、没有配套资金。

过去任何关心中国问题的人都会十分关注于官方喉舌对诸多问题的表态，因为这往往是实际政策的预告。个中缘由分外复杂，可能是因为决策序列中往往需要先定调再落地，也可能是因为官方有意识地进行预期管理，总之它们之间的关联往往被认为是真实的。

但近些年来，官方媒体的发文和实际政策却经常有脱节的。我目前没有精力把近三年和二十年前某个时间段的官方文章拉出来，分析一下这些文章有多大比例转化为了实际政策；但从我个人的体验来说，近些年二者的分离愈发明显。

我记得官方对于提振内需的表态已经有好多年了，但实际措施至今仍然寥寥。似乎没有理由相信这篇文章会成为例外。

另外，我认为没有必要期待官方会推出什么有力的提振内需的政策，内需在目前的决策层中的优先级显然相当低。更严峻的是，内需问题和其它问题相冲突。

首先是财政和银行业。这是所有问题中优先级最高的。

众所周知，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已经持续了好几年并至今仍未见好转；而解决该问题的方式现在已经逐渐明朗——各级政府比起节流，不约而同地更青睐于开源。无论开源的具体措施是什么，这都意味着民营部门的资金被进一步压缩。

银行业也不容乐观。无论经济形势好坏，中国的官方不良贷款率始终很少偏离1.5%，这一数字显然低估了银行系统的压力。实际上，被纳入该数据的标准是主观评估，各银行内部也不尽相同；相当多不良贷款已经实质性逾期，但由于银行通常会展期到期贷款、延长还款期限或允许利息资本化，不良贷款确认很少发生。欧盟安全研究所认为不良贷款率的真实水平在15%到20%之间，美国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认为，2024年僵尸企业占中国非金融企业资产的16%。作为结果，政府需要向银行注入资金以避免发生银行业危机。中国今年将发行总额为3000亿元人民币的专项主权债券，用于银行资本重组，此前政府已于去年向银行注资5000亿元人民币。

其次是科技民族主义。

如今的领导层显然在科技领域有着非同寻常的雄心壮志，几乎是不计成本地向他们认为的新质生产力注入大量资金。不久前刚刚公布计划在数据中心领域投资5万亿，在芯片等行业也持续投入了巨量资金（数据不透明，但估计每年在8000亿左右）。

当然正如领导层期望的那样，任何科技进步都会在社交媒体上引起广泛的欢呼。诚然，科技进步值得赞扬，但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些都会反映在政府财政上从而缩减内需政策可能的资金空间。假设原本有空间的话（债务危机：在想我的事？）。

最后，让我们看看实际上有提振内需而不引发其它后果的政策吗？

文章中提到了降低居民资产负债表，要实现这一目标唯一也是最好的办法就是仿照日本用国家财政预算核销住专银行的烂尾楼。但这意味着天量的资金注入，政府没什么可能在维持银行业不爆雷、科技投资不变的情况下额外发行大笔债券筹措资金替居民部门买单。

如果忽略居民资产负债表，转而从收入政策入手呢？收入政策无非三个方向：要么是税务政策，给中低收入人群进行减税或通过给高收入人群增税以扩大低收入人群福利；要么是干预雇主之间的利润分配，杠杆包括更严格的账期相关法律、取缔国有企业在银行的优势利率、抹平国有企业和政府单位由于非市场地位带来的超额收益；要么是干预雇主和雇员之间的收入分配，杠杆包括工会地位、最低工资或窗口指导。

对于前者，政府采取的措施与其恰恰相反。近些年来社保基数一再提高，中低收入人群的负担比高收入人群提高更快；对小型企业和小互联网电商增收增值税，也加重了他们的负担。这再次验证了我们前面谈到的问题，财政优先于内需。

对于中间那个，账期限制显然不利于打造国家冠军，违反了科技民族主义的雄心；国有企业和政府单位也不太可能放弃自己的特权。

对于后者，如果仅考虑私营部门，工会首先是政治问题不予考虑，最低工资或窗口指导以提高工资也不现实——消费对于各地地方政府来说是外部性的，他们很容易陷入争夺企业投资的螺旋之中；中央政府也不可能跨越发展差异巨大的省份制定最低工资，除非大幅提高转移支付的比例。如果考虑政府单位，首先政府本身财政压力巨大，其次提高本就已经很高的公务员待遇会引发政府不得不进一步侵占民营部门以筹措资金，公务员增加的消费会被私人部门减少的消费所抵消——并且收入越不平等，总体消费越差。

因此我不觉得，可以出现实质性的拉动内需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