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媒突发文捧“公私合营” 释何信号？

中共新华社日前发文吹捧中共建政时“三大改造”，重提“公私合营”。分析人士认为，这释放中共当局继续走极左路线的信号，将给中国带来灾难；而中共现在搞的是“没有宣言的国有化”，每一步都打着“正当”“合法”的幌子。

党媒发文捧“三大改造”为哪般？

6月19日，新华社高调刊发《三大改造：一场前所未有的深刻的社会变革》文章，并加了“伟大征程”标签。该文大肆颂扬1953-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尤其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公私合营”。文章引用习近平的话，将当年以国家的名义强制把私产变成公产，包装为“实现了从社会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性跨越”，并声称这为今日“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宝贵经验”。

按中共定义，所谓三大改造，即从1953年至1956年间，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其中公私合营是中共合并资本主义工商私有财产的一种过渡手段。

在这之前，中共还发动了针对私人工商业者的“五反运动”，声称私人工商业者对官员行贿、骗取柄家财产，运动中对资本家大规模查账、要求坦白、检举和罚款、补税，许多企业面临巨额“违法所得”追缴。该运动造成了诸多冤假错案，有许多资本家和商人被迫害自杀，亦有许多人士被处决或被折磨致死，中国大陆资产阶级走向消亡。

公开资料显示，上海在1952年1月25日至4月1日不完全统计，因该运动自杀者达876人（平均每天超10人），涉及资本家及家属等。时任上海市长陈毅经常询问“今天又有多少空降兵（指在绝望中跳楼身亡的商人）”。类似自杀浪潮在其它城市也有发生。

前述党媒文章篇幅不长，仅约1200字，但引发外界高度关注，海外X平台上有不少讨论。

独立评论人士蔡慎坤在给@baodiantimes的公开投稿中表示，这篇文章最危险之处，不在于对1956年的叙事，而在于其用赞美的口吻，将一场对私人产权的制度性剥夺，重新包装为“伟大变革”“宝贵经验”与“制度支撑”。

蔡慎坤在文章中说，历史上的公私合营是依靠国家机器的强权，逼迫私营企业主交出控制权。党媒的文章刻意渲染当年狂欢，却对私人资本退出历史舞台背后的恐惧、高压与走投无路绝口不提；而党媒文章将苏州河畔的旧厂房、创意园、咖啡馆与画廊作为叙事背景，试图叠加一层现代生活的“温情滤镜”。这种叙事极其隐蔽且狡诈：它试图通过展示掠夺产物在今天的文化价值，来倒推并洗白当年野蛮掠夺的正确性与合法性。

“新高地”在X平台发文表示，中共此时歌颂三大改造，目的是为二十一大提前预热。

文章表示，这篇党媒文章绝非无谓的历史怀旧，而是当前中共在财政危机与统治危机双重夹击下，为新一轮大规模劫掠民间资本、重新控制社会资源而释放的明确政治信号。七十多年前那场“强判赎买”背后的高压、胁迫与彻底公有化，如今正被官方重新包装成光辉典范，为即将到来的“新公私合营”制造舆论合法性。中国，正被推向又一个暗无天日的时代。

许多网民留言表示：“历史真相确实没法轻易掩盖。”“肆意掳掠的黑手一刻也没间断挥舞。”“温水煮??慢慢就会再回到从前。”“危机已经来临。”

网民许茂安说：“在我看来，毛泽东为奔共产主义，不仅资产阶级被消灭，连农民阶级这个最庞大的群体最终也沦为了只消耗物资、阻碍体制超速运转的绊脚石，以至于部分人口在肉体上被直接消灭。而习近平承接了毛的衣钵。所以，有产者要警醒，无产者同样需要警醒！”

与习“两个不能否定”呼应？

事实上，除了新华社6月19日发表的文章，中共《人民日报》6月20日也刊发《社会主义改造记（伟大征程）》文章，6月21日再发《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记（伟大征程）》一文，歌颂的都是过渡时期社会主义总路线的所谓“伟大征程”。

旅美独立政经学者郑旭光在X平台上分析表示，这三篇文章同属中共中宣部宣传项目“伟大征程”，其实是中宣部系统用过多年的一个品牌，现在又作为系列稿件运作，应是主要服务于所谓“十五五”开局的制度自信和自主工业化叙事。

郑旭光提到，早在2013年1月5日，习近平就在党内抛出“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即“两个不能否定”）习声称如果当时全盘否定了毛，中共就站不住了。

郑旭光说，这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共的叙事导向，将毛泽东时代的负资产描述为正资产，为习近平拾回一套毛时代的旧政策工具箱，为中国经济社会的“再毛化”做了舆论准备。所以这三篇文章的用意并非是习近平主导的中共要对民营企业搞“公私合营”的号角，而是在习近平所谓“两个不能否定”舆论导向下为“十五五”开局年造势活动中一个最新宣传攻势。但是其所带来的后果不可不察。

中国问题专家李林一对大纪元表示，这系列所谓“伟大征程”文稿中，应该是迎合中共建党105周年的宣传需要。算不上什么新的信号，而是代表着当局对这一历史事件的基本态度，说明当局一直走的是左转的路，所以近年当局支持民企之类的口号或措施，都只是幌子。

中共去年实施《民营经济促进法》，习近平亲口说民企是“自己人”，说要保护民企。但现实是不断有民企老板跳楼、被抓，里面有不少是冤案。

英媒《经济学人》去年曾报道，中国的企业家正以惊人的速度神秘消失，几乎每周就有一人被抓。

《共产党宣言》中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据此，中国经济学者向松祚2019年曾在公开演讲中说：“现在民营企业家的普遍心态是：‘需要我们是无奈的选择，消灭我们是崇高的理想。’”

分析：恐怖的收缴民财“七步曲”

作者Finding在给@baodiantimes的投稿中表示，其实当今中共不会重演1950年代的“公私合营大会”，那太显眼。它更可能的做法是多路径并进、逐步蚕食。

文章提到，中共第一步就是已进行的党委入驻+混合所有制改造，这是温水煮青蛙的方式。并举例：目前互联网巨头已有国资通过“黄金股”机制取得一票否决权。

第二步是针对特定企业家发起腐败或逃税调查，先冻结资产、拘押本人，再迫使其“自愿”将股权转让给国有机构，或接受国资注资以换取人身自由，孙宏斌（融创）、马云（阿里）均属此例。

第三步是行政许可与监管绞杀。不直接没收，而是通过吊销执照、拒绝续期、限制融资渠道、强制下架产品等手段，将企业逼入经营困境，再由国资以低价“救助”形式接盘。如教培行业被一纸行政文件实际消灭。

第四步是“自愿捐献”与共同富裕摊派。以政治压力迫使企业家向国家基金、慈善机构或地方政府捐款，或强制分红给员工。表面上是自愿，实质上是对财富的政治性提取。金额越来越大时，便与赎买无异。比如在2021年共同富裕运动高峰期，腾讯、阿里等企业密集宣布捐款数百亿，时间节点均与政治压力高度吻合。

第五步是数据与平台国有化。中共已通过相关立法，数据一旦国有化，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便被实质剥夺。比如滴滴被下架整改期间，其核心数据已处于监管机构的实质监控之下。

第六步是战时经济动员立法。2021年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及相关配套法规，已赋予国家在“紧急状态”下征用一切民间资产的法律权力。若台海局势升级或内部出现政治危机，这一条款可以成为对特定行业民企实施全面国有化的法律依据，且完全无需走正常立法程序。

第七步是原罪清算。中国民营企业的1990至2000年代原始积累来自灰色操作。土地低价转让靠的是地方官员的私下点头，资本积累绕不开账外资金，上市融资依赖财务包装，跨行业扩张则游走于政策禁区边缘。中共完整保存了这些历史档案，却从未认真清算，直到它需要的时候。

作者Finding认为，中共现在搞的是没有宣言的国有化。党委入驻叫做“加强党的建设”，混改叫做“优化股权结构”，监管整治叫做“规范行业发展”，捐款摊派叫做“履行社会责任”，数据托管叫做“维护国家安全”，反腐调查叫做“依法治国”，原罪清算叫做“净化营商环境”。每一步都有正当叙事，每一步都在法律框架内运作，而结果却是系统性地将民间财富向国家权力转移。习近平政府的逻辑从来不是效率优先，而是控制优先、安全优先。（原文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