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时工在马驹桥街头等活，中间挎包者为丛瑞安。南方周末记者 陈鹏 摄

劳动节当天傍晚，北京南六环附近的一个十字路口，上百名打工者聚在这里，等待一份夜班工作。一个招工的声音传来：“8小时200（块），有去的吗？差一个人。”一群人立刻围上去询问具体情况。有人边高喊“我去”，边往里挤。

这里是“马驹桥零工市场”，北京最大的灵活就业集散地。每天早上和下午六点左右，是临时工们集中等工作的时段。没有节假日，没找到工作就是放假。“昨天干160（块），今儿个还没找着活，搁这块，经常没谱。”一位中年妇女在和旁边人聊天，“但总比种地强。”

一个戴眼镜的青年，身处找工作的人群中，倾听着别人的讨论，偶尔插一句话，看似对这里的环境很熟悉。他叫丛瑞安，是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博士生。8年前，他怀着体验生活的想法，第一次到马驹桥做日结工，没想到持续下来，已经20多次来此地。

2026年5月，他根据亲身经历和观察写成的《马驹桥的时间：我打零工的那些日子》出版。书中，他企图打破大众的猎奇心理，还原临时工群体真实又复杂的面貌。“我是在尽力反驳那些污名化或鼓吹式的言论，他们和我们一样，只是一群普通的人。”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这并不是丛瑞安的学术研究项目，纯粹是因为个人兴趣而坚持做的一件事。他的导师、知名学者刘瑜评价：“清北大学生的精英生活，与城南农民工的‘城中村’世界本无交集，但是丛瑞安通过其奇妙的生活实践将其编织在了一起。”

作为被观察对象的打工者，是怎么看待这本书的？南方周末记者将书送给一位名叫张顺治的工人，他从2012年起就在马驹桥生活，近期也将自己的经历写成文章，发布在自媒体平台。“还是比较真实的，好多打零工的，确实是这样的，得过且过。”他说，书中一些打工情景的描写，引发了他对过往很多不美好经历的回忆。

“看生产关系如何影响生产中的人”

从清华大学出发，坐一个半小时地铁，到达同济南路站；再往南行一公里，就进入了北京通州区马驹桥镇。街边是密集的丧葬用品店、19.9元的自助餐、两元百货铺……同时也有流行的快消品牌，这是典型的“城中村”形态。“从这里走过去，有一种穿透感。”丛瑞安说。

他穿着一身黑衣，走路时塌着脊背，并不时撩起衣服下摆扇风。他是故意这么做的，为了“不显眼”，行事就比较方便。“我的设定身份是一个打工的，而不是一个学生。”



马驹桥城中村街头。南方周末记者 陈鹏 摄

2018年10月2日，丛瑞安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读大二。几天前，一个朋友要去马驹桥做调研，问他要不要去。“我说去呗，就一块儿去了。”当时他并没有想到会和马驹桥产生长期关联。

丛瑞安出生于山东滨州一个石油工人家庭，不像农村孩子那样干过体力活，但他喜欢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常去做义工。高考时，他选择了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我感觉很多问题的讨论和解决，最后都是要归结到政治学上来”。

那天他们一行6人，晚上到达马驹桥，找了个破旧的出租屋住了一夜，40元一间房。第二天早上五点起床，和其他临时工一起到街头等活。他和两个同学找到了一份冷库搬运、整货的工作，从早八点到晚八点，工资140元。还有三人没找到工作，只好回学校了。

工作地点是在河北廊坊，一辆面包车坐了19个人，拉他们到目的地。穿上防寒服，他和工友们在零下18摄氏度的冷库里工作，每待上一段时间就得出去，不然受不了。最长一次，他进去了将近一小时，出来后“脸上是红黄青紫蓝在一起”，旁边的人说他有点冻伤了。

他称自己是个i人（按，近似于内向），但强行变e（按，近似于外向），主动和工友聊天，了解他们的家庭情况、打工经历和待遇，把要点记下来。“我是想去了解不同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看生产关系如何影响生产中的人。”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回到学校后，他将自己当天的经历和观察写成文章，发在公众号上，开启“北京体验记”系列。这次工作的强度并不是很大，他没有发表什么感想。但是一个月后，11月17日，当他第二次去马驹桥找活时，遇到了挑战。

这是一份快递分拣工作，早七点到晚八点，报酬200元。起初，他的工作是“将快递从这一堆扔向另一堆”，扔得动就直接扔，扔不动的搬几步路再使劲扔。有时要爬上快递堆，将大袋子拆开，把快件倾倒出来，“任何快递都可以随便踩，随便扔”。他干了一上午，“完全没有时间休息”；一个工位一个人，也没法聊天。



丛瑞安曾工作的快递分拣场所。受访者供图

到了下午，他被分配到流水线上，将快递翻到标签朝上，用扫码枪扫码后，再扔到相应的快件堆……传送带不停，他的手也不能停。“一直从下午2点干到7点，中间只有一次我以出去上厕所为借口买了瓶水喝，休息了会儿。”

真正的痛苦是收工后。他打车回学校，“临下出租车，却发现全身酸痛得不得了，硬撑着才能爬出车门”。第二天下床时，只能让腿拖在地上慢慢挪。更重要的是精神影响，“看见屋里任何一个东西都像是快件，每一样东西都仿佛装在一个土黄色小纸箱里”。

他由此明白了，为什么马驹桥的街头，每天都有中介扯着嗓子招快递零工，但很少有人理睬，继续等其他活。这种高强度的重复工作，对身体和精神是双重折磨，往往“干一天要躺两天”，看似工资相对较高，实则并不合算。

但是，清闲的工作也不一定就是好工作。丛瑞安在书中以“保安”为例，这是北京零工市场上最普遍的一个工种，因为门槛低，没有技术含量，也就缺乏提升自我的机会。工作时往往不允许玩手机，非常无聊，只能熬时间。临时工之间流传一个说法：“干保安会把人干废了。”

除了2020年因为新冠疫情待在老家外，丛瑞安每年都会在北京打零工，体验不同工种和工作场景。其间，他加了几十个零工微信群，观察他们的讨论，了解这些临时工的精神状态，往往一会儿没看，就有成百上千条未读消息。“社会调查就是去看别人怎么想，而不是看自己怎么想。”他说。

工作中的“敌人”

马驹桥是自发形成的一个劳务市场，存在时间起码超过20年，这得益于其位置和环境。它位于京沪高速和北京六环接合处，从南边来的打工者很容易到达；从这里坐车又能方便通往北京城区各处。马驹桥北侧，跨过凉水河，就是年生产总值超过4000亿元的北京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电子厂、汽配厂、物流仓库等密布，提供了大量的工作机会。



马驹桥在北京市的位置和书中描述区域。资料图

张顺治第一次知道马驹桥是在2012年。26岁的他，从河北保定易县到北京打工，起初在一家塑料厂上班，工资低，他想找个更好的。同事告诉他，马驹桥附近电子厂多，可以试试。

他上网查信息，看到亦庄的富士康工厂招人。根据联系方式，他却到了海淀区一个写字楼里，原来是中介，问他要了500块钱，说是押金，然后让他去马驹桥联系。他像后来的丛瑞安一样，坐了一个多小时地铁到达，结果还是个中介，说要办资料，又要了他200块。

绕了一大圈，他终于进了富士康。和厂里人接触后，人家告诉他工作是直招，不需要花钱。他才知道自己受骗了。

在《马驹桥的时间》一书中，丛瑞安称中介是工作中最熟悉的“敌人”。他们通过与用人单位合作，获取核心的用工信息，再层层转给工人，靠抽成来谋利。但抽成多少没有规定，全靠中介的“良心”，而处于信息末梢的工人，很容易被压榨。

丛瑞安曾在政府采购网上，看到某街道和保安公司签订的用工合同，150元8小时。之后，他在一个微信群里看到这个岗位的招工广告，变成了150元12小时。“比这更重的抽成，也十分常见。”他说。

很多中介会通过美化工作条件、克扣工资等方式来欺骗工人。工人到了用工场所，往往发现岗位并不是中介描述的样子，但只能干下去；干满一个周期（比如一个月），中介又常常会以用人单位不满意为由，扣取堡资或押金。“他们需要凭自己的头脑和经验辨识种种骗局，同时祈祷自己运气足够好。”丛瑞安写道。

这也是为什么有人更喜欢打零工的原因。长期工一旦落入陷阱，损失会很大，而打零工相对安全，干一天的活就能挣一天的钱，“把自己遭遇风险时所需付出的成本降到最低”。

张顺治在富士康工厂的流水线上干了两个多月，“感觉压抑得慌，没有盼头”。忙的时候，一个月能赚四千多块；如果活不多，只能赚一两千块。他看到员工流动特别大，“每天有人排着队来，也有排着队走”，后来他也走了。

当下一份工作没有着落时，张顺治就在马驹桥打零工。他去过印刷厂搬书，到过医院洗衣服，也曾干过快递分拣。“有个人拿着喇叭，在那一直嚷叫，好家伙，一会儿都休息不了，真是疯狂。”他回忆说。

张顺治的经历代表了马驹桥工人群体的复杂状况。这里并非全是临时工，也有长期工，他们在失业或节假日期间会找零活挣钱。还有人是临时来这里落脚，挣点钱作为过渡，再去干别的事。剩下的才是那些以打零工为生的人，有活了就干，没活了就歇着。



2026年，五一劳动节傍晚的马驹桥街头。南方周末记者 陈鹏 摄

在张顺治的记忆中，2010年代的马驹桥，打工者非常多，不只是聚集在路口，街道沿线都站着人。到了用工淡季，人多活少，需要去抢。“你得起个大早，去中介门口等着，一开门就冲进去。”有时，一辆招工的车来了，大家都往上挤，结果超过人数，司机不开车，大家都不想下来，僵持着。

“每次都是我下来。”张顺治说。在长期工和临时工之间切换，他有一定积蓄，一个人租个房间住着，对工作并不迫切。当时智能手机还不流行，没活的时候，他甚至会去图书馆看书，能记得的书名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其实也看不了几眼，看一会儿就困了。”大部分时间他还是和其他打工者一块瞎溜达。

他看到有意志力强的人，跟熟悉的中介联系好，有活就去，天天都能赚钱。但大部分人坚持不了，干一天得休息几天，包括他自己。“日结工的好处是灵活，工作时间自由。可是，这种自由的另一面是，打工者失去了外在的约束，却难以用内在的约束去替代它。”《马驹桥的时间》中写道。

张顺治遇到过落魄者，到了要睡大街的地步。“我感觉归根结底还是懒。你稍微干几天临时工，最起码能租个便宜房子。”他说，还有人向他借钱，五十、一百的，说明天就还，最后往往无踪影了。在马驹桥生活了十多年，他没有交到朋友，来来去去的，都是过客。

“我是保有自主空间的”

站在十字路口等待工作的人，每天都要面对艰难的抉择。当一份工作突然到来，环境和强度是未知的，他们需要迅速做出判断。“去的话，可能之后有更好的工作；不去的话，这个工作立刻就被抢走了。”尤其对于丛瑞安这样的新手来说，经验不多，每次都是一种探险。

2021年的最后一天，他独自一人来到马驹桥，找了份药厂临时工，以度过跨年夜。一到目的地，他们就被一路催赶，换服装，收手机，戴口罩……两个催促的员工聊天，说昨天有人被自己骂哭了，语气中带着一丝骄傲。

进入车间，他的工作是把抗原测试条插进抗原试纸底壳，再递给配合的人盖上盖子，推到流水线上。他听到整个车间里除了机器的轰鸣，就是各种指责和催促的声音，“他们不断地喊，不断地催着快点干”。

“这个工作简单到谁都可以做，也困难到你很难走神。”丛瑞安说，过去他打零工的时候，当感觉时间难熬时，会默背单口相声段子，但这一次，他的思绪总是被打断，“心情烦躁到了极点”。同时，车间里没有表，看不到时间的流逝。

终于等到中途休息，他扒拉了两口饭，没有食欲，决定不干了。这时候，之前态度粗暴的员工，倒是温和地劝他留下，说提前走只能算几小时工资，况且晚上没有车回去。丛瑞安拒绝了。他走出工厂，看到路边有家便利店，进去点了杯咖啡，一直坐到早上头班地铁开动。这是他做零工期间，唯一一次“跑路”。

另一次的经历则截然相反。2023年4月，他从微信群里找了一份去食品厂做切割、包装的夜班工作。具体流程是从冷库中拉出整块的培根，堆叠放入机器中，卡好位置，盖上盖子，按动按钮，机器会自动切割，然后由其他工人包装。为了防止冷冻培根融化，不能切得太快。空闲时，他还被安排将边角料称量出来装在袋子里，放进真空机处理。

站了一晚，他的腿脚疼得厉害，但不觉得特别累，“甚至感觉相当满足”。他思考背后的缘由：在食品厂，他能感受到工作中的自由，比如可以选择一次拖几块培根，决定培根切割的速度，“我是保有自主空间的”。但是在药厂，“那种严厉和具有侮辱性的监督，使得劳动自身变得更加非人化了”。

这是打零工的另一个好处——相对自由。“要是干长期工，你一天到晚这么侮辱我，我可能为了这一个月工资得忍着；如果我是干日结的，大不了我就跑了，我就不干了。”丛瑞安说，“很多人会忽视他们的精神需求，实际上他们的精神需求不一定低，甚至可能更高。”

临时工们若想要突破自己，学技术是一种途径，但并不容易实现。丛瑞安观察到，打工者长期在外漂泊，没有充足的经济条件和固定的时间去脱产学习。学技术本身要交一笔费用，动辄数千元，成本不低。他们也难有动力迈出第一步，“在学习新知识方面的经验匮乏，让他们内心缺少自信，自己设下了重重限制”。

拿考证来说，考试流程对很多工人来说已经是一种困难。2023年6月，丛瑞安去考“保安员证”，考场上，他发现一些人坐着不动。因为考试是用智能手机答题，那些不太会用手机、不清楚单选和多选区别的中老年打工者，不知所措。



丛瑞安在做保安临时工。受访者供图

张顺治是在偶然中突围的。2015年，他感觉找工作越来越难，超过25岁，电子厂基本不要，想着自己也需要学门技术。正规学习需要花钱，他听人说可以去那种总是招人的公司，边干边学，“哪怕混一天，也能懂一点”。

他在网上找到一家常年招电工的公司，“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投了简历，把在电子厂做普工的经历写成做电工。面试的时候，他说自己什么都会一点，但不精通。经理觉得他是个老实人，把他要了。

其实他什么都不懂，“连万用表（一种测量电压、电流等的基础仪器）都不会用”。工作时，他只好瞎蒙，向旁边的同事请教。试用期3个月，他摸索着掌握了部分技术。试用期一过，开始按件计费，他的技术跟不上，工资还不如试用期高。干了一个月，他就离开了。

但这段经历让他接触了电工工作，经过几次跳槽，他积累的技术越来越多，已能安装电路板、感应开关、控制柜等，这时候找长期工作就容易了。

他仍然住在马驹桥镇，一方面是习惯了，一方面是生活成本低，遇上新饭店开张促销，5块钱就能吃顿饭。“如果住在三环里边，做梦也吃不上。”他说。

“哪儿工作好找就去哪儿”

劳动节这天傍晚，只招一个人的工作选走了人，刚刚围在一起的打工者散开。他们的脸上并没有失望的神色，继续笑着聊天，插科打诨。在丛瑞安看来，马驹桥的临时工既不能被简单视作与命运搏击的“奋斗者”，也不是像“三和大神”那样的“沉沦者”。他们身上有更复杂的地方。

他曾问过很多人对未来的打算，大部分人的回答是：“先这样吧。”有些人起初只是想来干一阵子，但发现“走不了了”。基本生活容易满足，每天干不干活全由自己决定，“吃吃喝喝自得其乐，活得也不算难受”。至于那些人生目标——娶妻生子、攒钱买房子，慢慢也不愿去想了。

“他并不喜欢这样的生活，只是接受了这样的生活。”丛瑞安在讲述一个临时工的故事时说。在打工期间，有工友看他年轻，劝他别干日结，“一旦进去就出不来了”。



等活的工人在开心聊天。南方周末记者 陈鹏 摄

一个人想要突破自己，确实是艰难的。张顺治是1986年生人，上到初一下学期时，因为和同学发生矛盾，被老师体罚，一气之下退学了。父母文化水平低，也没在意。经历多年打工生涯后，他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夜深人静的时候，总会忍不住回头看，细数过往，满心都是悔恨，那些错过的时光、错失的机遇，桩桩件件，都成了心里挥之不去的遗憾。”

2019年，他决定参加自考，选了门槛较低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并花了4900元报了一家培训机构的课程。但他没有学习习惯，一直拖延着。到了2020年，眼看课程要到期，钱要白花了，他才开始学。

这个过程是煎熬的，需要和内心的惰性作斗争。“十点，我拿出自考课本，却一个字也看不进去。我打开短视频，机械地刷着，直到手机没电，窗外的天渐渐亮了，又是新的一天。”他写道。

2021年，他正式报名，第一次走进考场，发现很多座位空着，“放弃的特别多，一个群几十个人的，陆续好多人都退了，真正能坚持下来的非常少”。这样的情况在零工群体普遍存在，很多人天天立下宏愿，但只是“喊口号”。

一直到2024年，张顺治才拿到了自考专科文凭。一共12门课，有一半是考了两次才通过。这个文凭对实际工作的价值并不大，但这是他人生旅程中唯一靠自己努力做成的事。“感觉是完成了一个心愿。”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两位工人正在看自考专科文凭广告。南方周末记者 陈鹏 摄

如今，张顺治在一家公司当电工，月薪能有7000元。2025年底，他在路上骑电动自行车时，和一辆汽车相撞，导致脚踝骨折，他回到老家养伤。这是河北省中西部的一个小山村，年轻人大多离开了，只剩下老人和妇女。

正是春夏交替季节，村里的槐花开得很香。张顺治躺在床上看完《马驹桥的时间》，他坦承看一会儿书，就要玩一会儿手机。

书中也探讨了临时工们的未来。不少专家呼吁打工者返乡，但丛瑞安认为：“对于打工者而言（特别是年轻人），回到农村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他们在大城市见过世面，习惯了公共设施和商业服务发达的生活，回到农村会很不适应。更重要的是，从事农业的收入，不一定比得上打零工的收入。许多人虽然希望回乡，但不是返回家乡的农村，而是家乡所在的县城。

张顺治认同这个观点，在他看来，马驹桥就是最好的选择。“你为什么来马驹桥呢？因为这里工作机会多，你去其他地方更不行。反正就是找工作呗，哪儿工作好找就去哪儿。”

养伤期间，公司并没有开除他，每个月会给他发基本工资，但也招聘了新人代替他的工作。他担心一旦伤好后回去，公司反而可能让他离职。同时，他觉得自己有技术，找工作并不难。

2021年，丛瑞安本科毕业，通过硕士研究生考试，进入北京大学。2023年，他又成功就读清华大学博士研究生。明年，他即将毕业，同样面临就业的问题，从博士生到高校教师之路竞争激烈，“也挺迷茫的”。

他在写的博士论文与马驹桥无关。打零工只是他学习之余的兴趣，他表示会继续下去，“从里边获得田野材料，把自己的思维理清楚，算是‘为己之学’”。在和南方周末记者一起探访马驹桥时，他在地摊上花20元买了一身环卫服，花10元买了一双布鞋。“留着，万一哪天有用呢。”他说。

天色已黑，夜班招工结束，路口仍有很多临时工待在那，聊天吹牛，打发时间。马驹桥商业街上的店铺流光溢彩，有一种混乱的鲜活感。一辆无人驾驶汽车，从亦庄方向驶来，很快隐入远去的车流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