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宝峰院士：论文只是“副产品”

“心脏有些问题，建议您入院检查或回国后立即治疗。”

2024年7月6日，中俄医药发展学术大会茶歇时间，广东药科大学校长郭娇遇见俄罗斯沃罗涅日国立医科大学校长伊格尔·叶萨吴林科。寒暄间，郭娇提议给伊格尔把把脉、看看舌苔和眼底。片刻工夫，她提出让伊格尔立即入院治疗的建议。

“我感觉很好，不需要住院。”伊戈尔婉拒道。

随行的几位俄罗斯专家也相视一笑，没人相信精力充沛、几分钟前还在会上侃侃而谈的伊格尔需要立即住院治疗。尽管郭娇再三叮嘱要尽快检查，但伊戈尔并未放在心上。

3个月后，噩耗传来：伊戈尔因冠心病心衰突发猝死。

“如果当时听郭教授的话，哪怕回国后马上住院也不至于这样。”2025年，沃罗涅日国立医科大学副校长到哈尔滨医科大学访问时，握着中国工程院院士、中俄医科大学联盟中方主席杨宝峰的手感慨，“中医太神奇了，什么仪器都没用，就能发现致命的风险。”

这个在中俄医学界广为流传的掌故，只是中俄医科大学联盟交流合作的一个片段。联盟成立12年来，先后3次写入两国元首联合声明，5次纳入两国政府联合公报。5月20，中俄两国元首签署联合声明，明确将中俄医科大学联盟列为双方持续推进合作的独立领域。这标志着，中俄医科大学联盟已成长为中俄卫生健康领域最具标志性的合作平台。

杨宝峰

初衷：学习那些论文里学不到的东西

上世纪90年代，杨宝峰先后在日本、加拿大留学，又多次访问美国和欧洲。对外交流中，他发现中国医学界对西方医学科研方法和学术体系非常了解，但对邻邦俄罗斯却知之甚少。

“我们和俄罗斯的医学交往太少了，很多人对俄罗斯医学的认知几近空白。”杨宝峰告诉《中国科学报》。

1998年，杨宝峰任哈尔滨医科大学副校长，开始有意识地推动对中俄医学交流。随着接触的深入，他对俄罗斯医学越来越有兴趣。

在莫斯科，他看到俄罗斯医生用传统疗法、免疫治疗和干细胞技术结合的方式，将肝硬化、肝癌和肝炎控制得很好；在圣彼得堡国立大学，他与其他中方专家一同参观了建于19世纪的真菌库，感叹在中国医学界尚未系统进行细菌研究时，那里已建成了规模庞大的菌种库，能在短时间内找到细菌敏感药物；在俄罗斯秋明市国家神经外科中心，他目睹医生用笔芯大小的器械，在智能影像学的指引下精准画出胶质瘤边界，然后迅速将肿瘤进行处理……

“当时很奇怪，他们有很多手术仪器没有任何商业型号。”杨宝峰说，“后来了解到，那是医学院教授提出设计思路，由工业部门配合加工的仪器。”

看到俄罗斯医学界很多工作非常有特色，却很少在论文上体现，杨宝峰忍不住问：“你们的治疗方法这么好，为什么不发论文？”

“我们的首要任务是为患者解决问题，发文章只是副产品。”

俄罗斯专家的回答让杨宝峰意识到，这种不追求论文数量，不热衷影响因子，把全部精力投入临床上的“问题导向”文化，让俄罗斯医学界很多宝贵经验鲜见于国际期刊。

“俄罗斯医学专家有很多独门绝技，他们基础扎实、动手能力极强，而且和我们的医学体系有很强的互补性。”杨宝峰说，“2014年，我发起成立中俄医科大学联盟的目标就是搭建一个平台，让两国医生和科学家能面对面交流，把那些论文里学不到的真本事传承下来。”

2025年9月，杨宝峰（右）在海参崴参加中俄医科大学联盟理事会会议。

发展：从民间交流到写入国家战略

12年筚路蓝缕，中俄医科大学联盟已从一个自发的学术组织，成长为中俄卫生健康领域最具标志性的合作平台。成员单位也从最初的80家发展到140家，涵盖了中俄两国所有顶尖医学院校，成为两国高校间规模最大、参与最广泛的合作联盟。

“每年联盟都会在中俄两国举办20多场学术会议，线上线下参会人数都达到5万多人次。”杨宝峰说，“我们国家领导人曾专门到哈医大，对中俄医科大学联盟的工作表示感谢，称赞我们的学术交流很接地气、很实在。”

这种“实在”，体现在一组沉甸甸的数字里。

目前，双方互派专家学者4500余人次，联合培养博士、博士后及青年骨干人才500余人，各类高层次医学人才1000余人；共同举办高水平国际学术会议260余场，线上线下参会总人数达30万人次；共建国家、省部级联合实验室和研究中心20余个，签署科研合作协议50余份，联合发表SCI论文100余篇；成立了中俄生物医学联合研究中心、中医研究中心、中医诊疗中心等5个专门机构，推动中医药在俄罗斯的传播。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突发，联盟也成为两国守望相助的重要纽带。双方互赠药品、口罩、防护服和医疗物资，还联合开展抗新冠病毒药物特力阿扎维林的临床观察和药效研究。相关成果在中国工程院院刊Engineering医学科学分册发表多篇论文，为全球抗疫贡献了中俄智慧。

在心血管研究领域，圣彼得堡大学校长亲自写信，呼吁由杨宝峰和圣彼得堡大学专家牵头，申请中俄合作项目。双方在人才培养，学术交流、药物研发、联合办刊、项目合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联盟的影响力已远超医学范畴，得到两国政府和相关机构的大力支持，在文化交流、社会活动等方面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5月20，中俄两国元首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再次将中俄医科大学联盟写入其中，并首次将其列为独立的合作领域，标志着联盟已经从一个民间学术组织，上升为国家战略层面的重要合作平台。

杨宝峰为本科生授课。

杨宝峰（右）指导学生做实验。本文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未来：在AI时代重新思考医学教育

“联盟未来的重点应放在人才培养上。”谈及未来，杨宝峰说，“2026年是中俄教育年，我们要着手如何应对AI给医学教育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杨宝峰认为，AI是个非常得力的科研工具，但现在很多大学生过度依赖AI。比如，学生用AI做作业、写论文，甚至时常缺课，这可能会导致学生丧失独立思考和动手能力。

今年，中俄医科大学联盟即以“医学教育创新与合作”为主题，思考如何将AI和数字医学合理引入课堂？如何引导学生正确使用AI工具？如何打破临床医学中的数据孤岛？

除技术层面的挑战外，杨宝峰更关注医学教育的本质。在多年对俄交流中，杨宝峰对医学人才培养模有了新的看法。

“俄罗斯医生的社会地位很高，让医生这个职业充满荣誉感。莫斯科国立谢东诺夫第一医科大学的淘汰率超过30%。”杨宝峰说，“他们入学时招上百人，第一学年结束后，每个学生要通过三个老师的考核，不合格就被淘汰或转到其他专业。”

这种“残酷”的淘汰机制培养出俄罗斯医生极强的专业素养。杨宝峰带过不少俄罗斯博士生，他们刚开始对某些仪器不熟悉，但半年之后普遍进步惊人，提出的问题也很深刻。

“俄罗斯医学教育非常重视动手能力。”杨宝峰说，“很多医学院的手术机器人和设备24小时对学生开放，学生随时可以练习操作。”

“最核心的是俄罗斯医学界‘以解决问题为中心’的理念。他们给教授充足的时间和经费，不要求每年发多少论文，而是看你真正做出了什么成果。”杨宝峰说，“他们认为医学是门实践科学，最终目的是治病救人，但也要研究解决医学领域的科学问题。这种理念，值得中国医学界借鉴。”

站在新的起点，杨宝峰希望联盟不仅能推动两国医学技术的合作，更能促进医学教育理念的交流，让更多的人明白，真正的医学成就从来不在论文中，而是写在患者的健康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