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希冉的父亲方政是曾经参与“八九”民运的学生。37年前，在“六四”军方“清场”的凌晨，方政的双腿遭到坦克碾断。方希冉说，父亲很少刻意告诉她和两个年幼的妹妹有关自己的遭遇。

今年25岁的方希冉告诉BBC中文，8岁那年随家人移居美国后，她才得以更全面及深入地了解“六四”那一段历史。大约14岁开始，方希冉不时会和父亲出席公开举办的“六四”纪念活动，让大家记住那一段历史。因为父亲的缘故，她也接触到一些曾经投身于八九民运的亲历者。

“看到我爸变成残疾人，现在还有各种各样的健康问题，就感觉很心疼，因为我觉得这件事不应该发生。”外界把这些当年曾参与民运的下一代称为“六四二代”，身为其中一员，方希冉告诉BBC中文，她的参与，某程度是想支持自己的父亲。

近年，特别是中国爆发“白纸运动”之后，对“六四”历史的关注不只局限于八九民运的亲历者和“六四二代”，然而，当局严格审查“六四”事件的讨论，对中国年轻人来说，谈论“六四”仍然是一个禁忌，甚至具有争议性。

历史在海外“六四二代”中传承



方希冉与父亲方政一同出席“六四”的纪念活动

方政是1989年民主运动的参与者之一，当时的他是北京体育学院的学生，在6月4日凌晨于天安门广场撤退期间遭坦克碾压，失去双腿。

方政告诉BBC中文，尽管并没有刻意在方希冉小时候谈及“六四”及自己的经历，但家人亦没有故意避而不谈，“我的姐姐、我的父母都跟她聊过，”在方政的家庭里，这并不是一个秘密。

他曾经到过海南谋生，在2000年结婚之后回到出生地安徽合肥市。还在中国的日子，当局对方政的监视、骚扰不时发生，公安人员亦会上门进行盘问。

“在她小的时候，也会有一些这些政治的影响，她可能不太懂…比如说，人家限制我的自由，或者是奥运会，2008年期间，大概有快7岁了吧，那时候可能有些媒体采访我 ，然后国保这边经常找我…”

方政说，在中国出生的方希冉， 相比起两个妹妹，带着童年在中国生活的记忆，让她对父亲的经历有比较不一样的感觉。长大的过程中，慢慢知道更多有关父亲经历的时候，方希冉有着一种悲伤的感觉。

方希冉说，过往在中国生活的时候，自己并没有感到因为父亲的关系，而受到太多来自外界的差别待遇，对于父亲的经历，也只有模糊的认知。

直到跟随父母流亡海外、定居美国之后，在成长过程中，十多岁的时候，她一直跟着父亲参与不同与六四有关的纪念活动，曾经在活动上演奏、朗诵，也在成年后在晚会上担任过主持及翻译、接受媒体的采访。方希冉说，这些行动的背后，最大的念头都是源于希望能够支持父亲。

然而，方希冉因为方政女儿的身份、参与相关活动而付上了代价。成为美国公民后，她曾经申请签证想回中国探亲，但遭到中国大使馆的拒绝。

同样是“八九”民运的亲历者刘俊，她的女儿是首位为美国获得女子花式滑冰奥运金牌的选手刘美贤。

刘俊曾经在广州参与“八九”民运，“六四”之后遭到通缉，后来经“黄雀行动”辗转到达香港，最终流亡到美国。

外界对于刘美贤的关注，也延伸到了她的父亲刘俊身上，包括包括他的民运人士身份和刘美贤的“身世”。



刘美贤的父亲刘俊曾经在广州参与“八九”民运

在美国生活多年之后，刘俊在40岁那年透过代孕的方式诞下了第一个女儿刘美贤，目前刘俊已透过代孕成为了五个孩子的父亲。

“她是在6、7岁的时候就问我，她说，爸爸，我怎么跟你和妈妈都不一样啊？”刘俊版诉BBC中文，等刘美贤长大一点后，刘俊向女儿解释她是透过匿名捐卵加代孕出生，让她了解自己的“身世”。

在这个过程中，刘俊也会告诉女儿，他过去曾在“八九”民运时候的参与。他认为，在美国出生跟长大的女儿，从小对于自由、民主、人权等概念并不陌生，“Alysa（刘美贤）是非常明显地支持我走过的路，”除了刘美贤外，刘俊认为其他子女对“基本人权这些都很重视。”

刘俊说，2022年女儿准备到北京参加冬季奥运会前夕，曾经收到来自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电话，指中国政府正对他们进行监视。后来美国司法部对涉事者作出起诉。

刘美贤出发到北京的时候，刘俊坦言当时非常担忧，后来刘美贤跟刘俊说，她在北京的时候，跟另外一名选手外出的时候，有陌生人跟她们聊天，并跟踪她们回去宿舍，“她也将此事告诉了她的美国领队。”

被迫出走的“六四二代”

“六四”之后，一些当时的民运人士及学运领袖流亡到海外，但仍有很多曾经参与当年民运的人留了在中国，他们的下一代命运迥异。

在中国出生及长大、目前在美国生活的欧阳若宇告诉BBC中文，他一直觉得，在“六四二代”或政治犯子女当中，自己是属于比较幸运的人。

欧阳若宇的父亲欧阳懿曾经参与过1989年的民运。来自四川的欧阳懿之后也并没有沉默下来，2002年的时候，欧阳懿曾经因为参与上书人大要求平反“六四”而被捕，随后遭控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

父亲被抓那一年，欧阳若宇只有9岁。

也是在差不多那个年纪的时候，年幼的欧阳若宇从大人之间的聊天中，隐约知道父亲曾经参与过“八九”民运，“那时候感觉比较模糊一点……对于整个89年发生的很多细节，都是不太清楚。”



欧阳若宇与父亲欧阳懿

欧阳若宇说，从他有记忆以来，自己就是在异议人士家庭的氛围下长大，在求学过程的遭遇，为他带来过一些心理上的创伤。

欧阳若宇的父母都是教师。在他出生之后，他们一家回到父亲的老家四川省遂宁市，继续教书，“当地的教育局给所有学校的领导和其他的老师都打过招呼，”年幼的欧阳若宇在日常生活中处处感受到差别待遇。

欧阳若宇记得， 在父亲被判刑之后，他的班主任有一次趁着他妈妈不在办公室的时候，把他叫到办公室里去，“让我承认我父亲是一个犯罪分子，然后要让我不要像我父亲一样。”这让他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处于一种比较自卑的状态。

尽管成长的过程里，两父子都是聚少离多，但在欧阳若宇的眼中，和父亲的关系良好，然而父亲并不会特别主动去跟儿子谈及过去参与“八九”民运的经历，很多时候，他都是从父亲所书写的文章中去了解他的想法。

关于1989年那段民运的历史，欧阳若宇是在升读大学之后，翻墙去搜寻相关的资料而有更多的了解，当中包括阅读赵紫阳的回忆录《改革历程》及观看相关的纪录片等。他坦言，当时看完之后，尽管对于镇压一事并不意外，但内心仍然感到难过。

2012年，欧阳若宇进入了四川师范大学法学院，并于2016年通过中国司法考试，成为实习律师。

那一年，他所处的律师事务所代理了“六四酒案”，欧阳若宇说，因为这宗案件，让他无法完成实习、正式成为执业律师。

当年“六四”前夕，四川成都的符海陆、张隽勇、罗富誉和陈兵在网上售卖印有“铭记八酒六四”、“27年记忆陈酿酒”字眼的白酒，被起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欧阳若宇所处的律师事务所曾代理成都的“六四酒案”，这宗案件也让他生起离开中国的想法。

欧阳若宇说，当时除了对法治感到失望之外，他逐渐觉得，继续留在中国，也看不见自己的未来。

最终，他决定离开中国，并于2019年抵达美国。

到了美国之后，欧阳若宇继续有就着与中国人权相关的议题发声，也曾担任“人道中国”的义工，同时，他也在社交平台X上就中国社会的现况作出比较公开的发言。

“2020年到2022年 ，这两、三年之间，对我们家的骚扰是前所未有的频繁。”

其中一次，甚至找上了他当时的女友，并且威胁她的家人，逼迫两人分手，“其实那时候还是挺崩溃的。”

对于他来说，在海外继续参与相关的工作，不只是因为自己来自于异议人士的家庭，他在中国的时候，也跟国内一些异议社群有着比较深刻的连系，“对我个人来讲，我不只是我父亲的孩子，我是这个社群的一份子。”

视频加注文字，已故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在1989年天安门学运中是“广场四君子”之一，他在2004年曾接受BBC中文长途电话专访，回顾他所知道的“六四”事件。

“黑户”的儿子

八九民运的时候，示威浪潮也从北京蔓延至中国各地。除了当时一些受到瞩目的学运领袖之外，另外也有着数以百万人的参与，当中包括朱俊鹏的父亲张强。

今年20岁的朱俊鹏，出生时候的名字叫做“张俊鹏”。

当时，张强身处广州，是华南理工大学的学生。“六四”之后，他遭到大学勒令退学，户籍与身份证随后亦被注销，成为了一名“黑户”。

在中国，“黑户”是指那些没有户口的人，没有户口，意味着难以有工作与就学的机会，在连火车票都需要身份证才能购买的日常里，外出到其他地方变得异常艰难，更遑论结婚生子。

朱俊鹏的父母在非婚的情况下于2006年生下了他。

朱俊鹏记得，在很小的时候，因为父亲的背景与状况，父母已经分开，母亲亦在他4岁的时候带着他与继父结婚，母亲花了近三万元人民币、打通关系，数年后才能为朱俊鹏上户口，并让他跟随母亲的姓氏。

他说，大概在小学的时候，他隐约感到，自己与其他小孩有点不一样。



因为父亲张强的关系，朱俊鹏从小就感到自己跟别人有点不太一样。

朱俊鹏说，大约在小学二年级，他有了户口，姓氏由“张”改成了“朱”，引来了其他同学的好奇，“他们就会问我， 但是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解释，就是会特别尴尬，然后也有点难受。”

到了初中的时候，朱俊鹏有了自己的手机，也在过程里面学懂翻墙，在X上面，他接触到了有关“六四”，的资讯，但那时候他并没有想过会跟自己有太大的关系。

他忍不住向母亲询问有关“六四”的事情，“我妈就跟我说，我爸就是参加过这个的，”但不愿意透露太多具体的详情，“我想可能是不想让我知道那么多吧，担心我在学校里面跟其他同学说这些。”

得悉父亲过往经历之后，朱俊鹏逐渐理解自己的“身世”、为什么过往会有不一样的待遇。



《朝日新闻》曾经报道过张强因参与“八九”民运而被注销户籍的状况

很长一段时间里，朱俊鹏基本上只会跟父亲每年见面一次。

到了高中，他记得，有一年的暑假，母亲不想朱俊鹏长期留在家里，于是让他去找父亲，“我就去找他了，然后和他经常待在一起。”

朱俊鹏说，那时候开始，他向张强发问很多有关他以往的经历，“他就经常装作没听到，直接不回我。”

尽管如此，那些相处的日子里，张强会在周末带着朱俊鹏到家庭教会参加礼拜，而他自己仍然参与一些与维权有关的案件，例如涉及拆迁、行政滥权、家庭教会等事宜，偶然也会让朱俊鹏帮忙剪接一些影片，以及带同他一起去探望相关的民运人士。

后来，父亲开始慢慢会将一些与“六四”相关、或自己过去被媒体采访的文章及影片传送给朱俊鹏，他才对于父亲有更多的理解。他说，在这个过程中，也慢慢影响了自己对于中国政府的想法。

2022年，张强因为在微信群中质疑广州公安局政治部主任的离世，被法院判决寻衅滋事罪名成立，判处有期徙刑2年。这让朱俊鹏再想起自己作为“六四二代”、政治敏感家庭的标签。

在他眼中，父亲是“历史的牺牲品，体制剥夺了他的身份与作为父亲的能力。”

因为父亲的缘故，朱俊鹏认为留在中国或多或少会有风险，疫情过后也让他厌倦在中国的生活，于是他在2025年离开中国，目前正在德国申请政治庇护。

在德国期间，他接触到一些在德国的中国异见人士，朱俊鹏曾经一起参与过抗议活动，但慢慢地，他感受到了一种来自他人的期待，也让他有着无名的压力，他觉得自己有想要过活的方式。

这使他对于自己的身份，有了多一层的思考，“不能说因为我是张强的后代，就必需要跟他们一起去参加这个事情，我也可以选择当一个普通人。”

现在，朱俊鹏仍在等候政治庇护的审批，想像日后安定下来的日子，他希望“可以在这个地方去工作，如果不行的话就跳去其他城市……大概这样子就可以了，像普通的德国人一样，我觉得挺好。”

“六四二代”的记忆断层

历史学者何晓清目前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担任研究员，她告诉BBC中文，1989年是一场全国性的爱国民主运动，当年参与及亲历的人数众多，过去十多年间，她接触及教导过不少“六四二代”的学生，那些学生的父母不一定是运动里头的核心、领袖，更多是一般的参与者，他们未必会告诉子女有关那年的历史。

何晓清曾经于2010年起在哈佛大学开设“有目标的反叛：天安门运动的历史与记忆”课程、着有《天安门流亡：中国民主抗争的呼声》。

何晓清说，在“八九”之后的中国语境下，广义上的“六四二代”会有着不同的情况与面貌。

“有一件事很重要，大家应该清楚看到，就是在共产党强大的国家机器下，记忆的断层一直在发生，历史不断地被篡改，真相总是被掩盖，公义得不到伸张。”

她记得，早年在哈佛大学开设相关课程的时候，会有一些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选修，何晓清忆述，早年设立这门课程的时候，曾经遇到不少来自中国学生的谩骂与攻击，也会指责她说谎，“开始在骂我、攻击我、恐吓我，他们不了解历史，也不知道我们经历了什么，却被教育成党国不分，认爲你批评中共就是批评中国，就是卖国，人人得以诛之。”

何晓清记得，其中一个来自北京的女生，是她的母亲为她报名上这一堂课，“我问她，为什么你妈妈会帮你报名？她说不知道。”直到那个女生上了那门课后，看到了很多历史曾在自己居住的地方发生过，“她哭得很伤心…那个场景对其他同学的冲击很大，对我是一个历史定格，让我记住了薪火相传的意义。”

后来，那个女学生告诉何晓清，当她告诉母亲这些事的时候，母亲才告诉她，一直以来都在跟女儿在隐暪那年发生过的事情，“她后来才知道，其实她的妈妈一直都在默默地支持着天安门母谴暮体。”

那名母亲，是在媒体上看到何晓清开授这一门课，于是决定替女儿报名，“我觉得她妈妈是我的同代人，把自己最宝贝的女儿交给我这个陌生人，希望她在我这里了解到89年的真相，”何晓清感到，这既是一种信任，也有着一种“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的感觉。



何晓清在季风书店举办的“记忆作为抵抗：从天安门到香港”分享会。

何晓清解释，有些曾经历过“八九”民运的一代选择遗忘、或者向下一代隐暪，是源于恐惧或害怕，“他们知道是会有危险…这个选择，很多时候都是面对历史、社会政治环境的一种无奈。”

然而，经历了2019年香港的反修例运动、2022年在中国各地的“白纸运动”之后，何晓清感受到了一些改变，“‘白纸’未发生之前，我在香港已经遇见很多内地的同学，和早期在美国看到的愤青很不一样。他们让我心存希望。”

这也让她意识到，继续教授“六四”这一段历史，对于传承的重要。

她说，今年秋天，准备在斯坦福大学开设一门天安门运动的课程，把历史的记忆继续传承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