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场里就是什么事都会发生，好的、坏的、匪夷所思的，“让你不得不更看开一点，你得明白人生就是这样。”

不是作家

太阳还没有升起，这是梁弄镇近来最冷的一刻。然而摆摊的人仍要摆摊。就在菜场外，有点拥挤的丁字路口，被药房、生煎、炒货、粮油和五金店团团围住，陈慧和她的摊位看着都是小小一个。

但这个小百货摊有自我彰显的能力——定做的小推车，能承两百多斤货，从热水瓶塞到小板凳，你能想到的日用品无所不有，大件的放车斗，小件的挂车边，枝枝蔓蔓，五颜六色。畅销品跟着季节变换，冬天是洗衣手套，夏天是苍蝇纸和蚊香盘。打火机一年四季都好卖，因为“老太公、老太太们要吃香烟、烧大灶和礼佛点香”。

老太公、老太太们都亲近陈慧，不买东西也要来攀谈，送她自家的农产品，关心她，“昨天怎么没来摆摊？”她回答，“出门办事啦！”她去了趟洗手间，错过了几单生意，回来后安慰我，不用怕，人一准会再来，该她的生意绝跑不了。她摆摊二十年了，她说大家就认她，菜场里流传一句话，“阿三是不会骗人的。”阿三是她的小名，她是家里第三个孩子。

太阳出来了。一连卖出了钢丝球、打火机和几只红包，她有些戏剧性地冲天叫：“工作使我快乐！”在菜场的人群里，她常常觉得亢奋。

天不那么冷了。她脱下羽绒帽，一个戴眼镜儿的年轻人突然凑过来问，你是陈慧吗？她一怔，马上否认，谁是陈慧？我是阿三。语气有点反感。

这个年轻人“不是菜场里的”，是“外头的”——只有外头的人喜欢叫她陈慧——因为他们当她是个作家，尽管她自己不当，“我只能说是个写作者”。

在梁弄之外，她以“菜场作家”的身费酞人所知。许多过往报道记录了她的故事：生在江苏如皋，3岁被送养，14岁回到生身家庭，23岁得了终身难愈的大病，到浙江小姨家养病，27岁时经人介绍与本地人结婚。婚后的生活不幸福，物质与精神都很匮乏。儿子出生九个月后，为改善经济，她到菜场摆摊；又过了四年，想排解苦闷，她开始写作。后来她被余姚宣传部引荐，到今天出了五本书。她在40岁时离婚。

2017年，宁波出版社的编辑苗梁婕接到陈慧的书稿，读到的第一个故事是《安庆小叔》，陈慧写一位活了六十八年、“极少有不发愣的时刻”的亲戚家叔叔，写他如何度过潦草的一生。这份稿子是余姚宣传部推荐来的，以往出版社很少做此类书的市场化发行，但这次，苗梁婕决定试一试——稿子里的许多故事平实，语言甚至有点粗粝，“但『嘣』一下就打中了你”。

陈慧习惯写身边人，菜场里的、家族中的。也描写过一些痛苦的婚姻：家庭里男女的衣服不许放在一个盆里清洗；做儿媳的永远没有煤气灶的使用权，做不了一顿自己爱吃的饭；丈夫在市里工作，只有周末回家——回家了也不贴心，妻子觉得“自己正被无处不在的孤独裹紧”……

然而读她的文章，第一知觉从来不会是痛苦。苗梁婕说，陈慧的文字很“脆”，读着像咀嚼生菜，没有苦味。她只是在讲述。

第一次在书店办读书分享会，苗梁婕担心陈慧怯场，“其实完全是多余的”。陈慧全程都很从容，谈吐声洪亮。她事后说，她绝不紧张——怎么会紧张？读书会人再多，能有菜场人多吗？

她做人和文风一样，“脆生生的。”苗梁婕说。

之后她们又一起出过两本书。在对接编稿和出版时，陈慧是撒手型的，什么都是“那就你去弄吧”。比起聊做书的细节，她更感兴趣的是请苗梁婕到家里吃饭时，一定要弄只土鸡尝尝，“她没有把作家的身份很当回事”。

“什么是作家？余华和莫言是作家，我怎么能算作家？”陈慧对我说。

有的人一定要当她是作家，她知道多数是好意，但也引发过不快。比如那位忽然出现在菜场的年轻人，也比如，这两年，常常有奇怪的中年男性要加她的微信，来自五湖四海，“千里迢迢要来和我谈文学”。有人给她发私信说，你下次如果开直播，能不能打电话叫我？更冒失的人，男女都有，一声招呼不打，“直接冲到我家来，我当时还在床上午睡”。她越说越气。这些人最后都被她轰走了。

但偶遇是可以接受的。到了快十点钟，菜场人少了，她收拾着预备下班。迎面来了几个女孩，已经擦身而过，又返回来，小心翼翼地问，你是不是陈慧老师？这次，她爽快地说是。又问明了她们是湖州来的游客，主动与她们合影、签名，推荐她们去附近的四明湖游玩。

“像你们这样逛街遇到了我，我是很欢迎的。但陌生人来敲我门我就会生气……我这样一说你们就能理解，我不是那种不近人情的人。”她环视菜场，进一步解释自己的爱憎分明：不要以为作家这个标签多了不起，小贩、作家是完全平等的，“一样要在菜场里买菜吃”。那么有些人干嘛拿着她的作家标签，来干扰她的小贩生活？

继续推车前行，沿途卖鱼的、卖肉的摊主都和她打招呼，“回去啦？”几个老人急匆匆地拦住她，要买打火机。她的心情越来越好，再次高呼，“我爱工作！”脆声大笑起来。

二月初，这是我们第一天见面，她向我开宗明义，她不想细谈疾病与婚姻，也不希望自己有副苦情面孔，“不要把我写成那种低到泥里的、婚姻和生活都极度悲惨的人，然后是写作升华了我——这是一种很低劣的写法”。痛苦切实存在过，但那是“难以改变的事”和“过去了的事”。她也不聊风花雪月，“我只讲生活的真相”。



陈慧

生活是不浪漫的

收完摊，她带我去看生活的真相。她和儿子住在离镇不远的村里，是向南开门的一座平房，朝着小溪，再往远去是群山。

搬入这座房子以前，她和公婆共居了九年，不愿回首的一段时光。

她用一个凝练的故事来描述：首先，她在那个家是不能用灶台的。有一天，孩子的奶奶做了一碗火腿，她觉得挺好吃，多吃了两块。孩子奶奶发现了，走过来把火腿端走了。孩子爸爸看在眼里，很沉默了一阵，才问她是不是要吃，又给她端了回来。但她后来一口没吃——从那时起，她决定从那个家离开，哪怕只是为了“吃上一碗自己想吃的菜”。

2013年，这座新房落成，她几乎投入了自己全部的积蓄，老家的姐姐也给了帮衬，“就是不顾一切地想要盖它”。

是个两室一厅，小狈睡在门廊里，没有电视机，两三个矮柜放书，一个简单的家。但这是她的地方，她很花心思。沙发边摆了一道屏风做隔断。被套是自己用旧衣服缝的，拼花格纹的款式，她上职高学过缝纫。门外有口浴白，从上个家里拖来的，填土种了一盆葱，炒菜随取随用。她不种花，“（种花）当不了饭吃”。她类比道，菜场里卖鱼、卖肉的女性，没有谁家是养多肉的。

出名以后，一些媒体朋友来到她的家里，试图找出文艺元素。有人问她，冰箱上那张写着“亲爱的自己，对不起，谢谢你，我爱你”的贴纸，是不是对她有特殊含义？她说不是，是出版社编辑送的。有人跟着她出摊，看她推车上插着色彩绚烂的风车，问她是故意放这儿逗自己开心的吗？她说不是，是卖给小孩子赚钱的。

“总对我有些浪漫化想象。”她说，但生活是不浪漫的。从前好多次，为了抢一个好摊位，她趁夜出行，被野狗追，被尖叫的猫头鹰惊吓。刚开始摆摊她不会讲本地话，又是个年轻女人，经常挨白眼，也受了不少骂，“你只能含泪和人家说对不起”。其实起初她根本不喜欢摆摊，她是没得选，“要么进工厂，但工时长，我身体受不了，孩子也小没人带——我要赚钱，也要保全自己和孩子”。

我问她，如果有得选，你会去做什么工作？——这显然也是浪漫化的提问。

她拒绝回答这个问题，她说她不幻想，幻想没有意义。曾有文艺界的朋友邀请她看《出走的决心》和《好东西》，她都没去，“那是电影里才有的东西，哪一个离婚的女的过得那么好，还有小鲜肉来追？”她不相信，或者说，这不是她识别过的生活，“所以不要叫我看这些，我的精力要直接指向生活的本质。不本质的东西，有可能把女孩带坏。”

有些单亲妈妈在网上把她当树洞，倾吐自己离婚后过得很艰难，“我直接就跟她说，你离婚之前没想过吗？如果你离婚了以后，过得没有比在婚姻里好的话，你离婚的意义和价值在哪里？如果离开这个男人，你成为真正独立的个体，那我佩服你的本事——但不是每个女孩都是千里马，你知道吗？”



手头拮据时陈慧用旧衣服缝的被套

她举例这些年来在村镇上认识的单亲妈妈，有的妈妈一直带着孩子租房住，有的妈妈远走他乡或者重组家庭，孩子无人照管，“像我们这样母子在一起的，有自己的房子、能自给自足的，至少我身边没有”。

“经常有人和我说，有些女性在婚姻里受了那么多苦，她们为什么不走出来？为什么这么窝囊？但你是个外人，你不会清楚她的真实处境。”她说永远不要苛责弱者。

她自己也是，结婚第一年就想过离婚。虽是有些赌气性质的，此后这个念头又无数次冒出。但她在许多年里做不到，“孩子太小，我是个病人，又没有自己的房子住，出去租房子，一旦病倒了，被房东赶出去死在街头也说不定”。

她很清楚地知道，自己说的话，并非所有人都爱听。有时她在大学里做读书会，发现“底下的一半学生，从头到尾都在玩手机”。这也正常，她相信自己的读者受众更多是“结了婚以后的人”，而年轻人或许对她有别样的期待。

比如在几场交流活动里，有女孩向她推荐女性主义的书籍，“我跟她说我不以性别看人心，对我来说，人性和善恶不分性别。”

也比如去年底，她录制《岩中花述》，讲自己童年被抱养到另一个家庭做“领弟”，真招来了一个弟弟，但父母并非重男轻女，父母对自己极好，“家里有一个饼，一定是等分成几份，每个孩子都能吃到的。”她也讲起两边父母的婚姻，不算完全美满，也算各取所需。

一些评论认为她的观念旧，她不在乎，她说她的话不是讲给精英女性听的，那不是她所处的世界。

在她的世界里，她最佩服的是小姨。小姨和她一样从苏中嫁到浙东来，“公公婆婆一开始对她也不友好。”但小姨聪慧、隐忍，很少抱怨。小姨是镇上第一个卖糖炒栗子的人，还干过许多能事，慢慢掌握了家庭话语权。她为婚姻生活绝望时，小姨几乎是她唯一的倾诉对象。小姨让她信命，“命中注定你就该这样，先接受，再想着改变。”一开始她也不信，“但你最后不得不信。”

最后，在她的世界里，只有生活，“没有粉红泡泡”。

谈论这些时，她正在忙我们的午饭。其中有一道小青菜，是今天一大早，乡亲刚从地里摘了送给她的，“不是大棚菜”。她说这是真正的好东西。

我尝试总结，“你是没法脱开生活的一个人。”

她立刻认同，“没法脱开生活，因为我的条件不允许我脱开生活。”

最典型的事实是，写作不是她的选择，写作是生活的结果——如果上一段婚姻不那么失败，她大约不会盖这座房子，也不会搞写作。“有一个好男人，我天天还写什么，开心就行，开心就行，每天给他做饭，夫妻俩有时候说说话……”和时兴的话完全相反，她“宁可麻木，不要痛苦”。

所以写作对她没有那么重要，写作排在一切“生活”之后，更要紧的是摆摊、吃饭和睡觉。她每天都要吃药，需要充足的睡眠维系状态，每天午睡两小时为好。

这个下午，陈慧照例又睡下了。她的儿子暄暄带我去附近的水库散步。

两山夹着风，吹得人鼓鼓的。暄暄刚过二十岁，拥有许多青年人的心事——读的专业不好找工作，哪个同学谈了朋友，妈妈鼓励自己去恋爱，他当然也是向往的，然而总觉得在当下谈爱有点奢侈……

他几乎没有读过妈妈写的书，“因为太熟悉了，都是身边的人和事”。他喜欢读东野圭吾，觉得推理小说呈现出的世界更紧张、更现实。但他一直记得妈妈写作的画面，还是在他读幼儿园的时候，她拿回一台电脑敲敲打打，他当时就被放在她旁边。

他知道妈妈过去的痛苦“很大程度是和爸爸结了婚”，现在妈妈是否变得更快乐，他说不好。他只觉得妈妈辛苦，“我一定做不到她那样。”他举例子，上回放暑假，他做了一段时间外卖骑手，“累得差点抑郁”。于是辞掉了，转到肯德基打工，轻松了不少。妈妈知道后很不高兴，认为他没有恒心。他认为她太较真、太着急了。

有时候妈妈又有点小孩子心性。她喜欢养狗，平时，她对狗“就像对幼儿园里的小朋友”，他模仿她那极亲热的口吻，“乖不乖呀？”他觉得这太幼稚了，“村里的叔叔阿姨没有这样的”。

好多年前，妈妈在菜场看到一条很小很小的鱼，“觉得它好看，有眼缘，不忍心它被杀掉”。就花了90块钱买下来，带到水库放生了。

这些行为他不理解，又好像理解，“可能是妈妈生活里的小喘息”。



陈慧冯雨昕 摄

另一种出走

我在梁弄的第二天，陈慧没有出摊，她要赶早去30多公里外的泗门镇，取回一些租房时留下的东西。去年，她在泗门租住了四个月。这件事说来话长，总之，“也算一种出走”。

起点是2021年，她伤了腰，无法再去菜场。儿子在上寄宿学校，她“烧一锅稀饭管一天两顿”，其余时间只能躺床上。她突然就“不能快乐了”。

过去一切有意义的事，摆摊、持家，现在都没有意义了，“我一个对赚钱充满热爱的人，连钱都不想赚了”。难道就这样过一辈子、一点改变都不能发生吗？和从前想盖房子一样，这次是不顾一切地想走开。

但走开也不是件冒粉红泡泡的事，怎么走是个大问题。她没出过远门，不知道能去哪里。跟旅行团出去也不好，一转眼花掉几千、几万块，对她而言“空洞、无意义”。想来想去，最好是和蜂农出去——为养生，她常年喝蜂王浆，知道蜂农要不断迁移，追赶花期。

经熟人介绍，她结识了一对蜂农夫妻，对方答应带她同行四个月。时间上正好，短了不足以构成逃离，长了“不现实”。还是那些原因，她身体不好，还有儿子要养。

买了充电宝、帐篷、二手笔记本电脑和杂七杂八的其他装备，花了将近5000块。另外答应每个月给蜂农夫妻900块。这就是所有的成本了。

因为疫情的原因，这场“追花”之行耽搁了两年。他们在2023年春天出发，走走停停，一路北上，最远到了辽宁。不赶路的时候，蜂农夫妻做蜂王浆，她在帐篷里写作，也帮着洗涮做饭。



陈慧跟着蜂农夫妻俩在山东

很容易为这段出行赋予更高远的意义，但陈慧记得的都是小事。她被蜜蜂蜇成过香肠嘴，解手要扛着铁锹去树林里挖坑。挨着省道搭帐篷睡觉，货车开过，地动山摇。还有一次，驻地外被村民倾倒了粪肥，引来满帐的苍蝇。

但那阵子她找回了快乐。托蜜蜂的福，她见着了油菜、紫云英、洋槐、草花……都是满山遍野的美丽，书上才有的场景。最高兴的事是在各地赶大集，在东台吃了鱼汤面，在大连吃了樱桃和卤菜，再往北方去，吃最地道的手工水饺。对比起来，过去的日子都紧绷绷的，她45岁的人生第一次放了个假。

而后像开启了连锁反应。2024年秋天，她单摩骑行两天，走了758公里去安徽阚瞳镇，在一位中医朋友家借住了近一个月，每天扎针、调理身体。2025年春天，那位朋友应聘到了梁弄边上的泗门镇一家诊所，她“干脆也跑过去做点事”，在诊所为讲方言的本地病人当“翻译”，不拿钱，纯义务性的兼职。她在当地租了个平房，一个月三百块，“又是体验另一种生活”。这段经验，她要写到下一本书里。

说不清那些冲动——去治病是真的，想散心也是真的。在《极昼》的一篇报道里，她说，在“追花”结束之后，她就预见到生活产生了质性变化：“我知道有一天那种无聊、迷茫的心情可能还会出现，它会像漩涡一样不断变大，所以只要它出现一点苗头，我就要想办法把它破掉。”

无聊与迷茫的本质是什么？她不避讳告诉任何人——是孤独。

很多年前就有迹象了，那时陈慧定期去余姚南门市场进货，顺便到沈春儿的单位蹭饭。沈春儿是余姚作协会员、舜江文苑论坛版主，陈慧总称呼她“恩师”，是陈慧最早的伯乐，或许也是第一个体察到陈慧心境的人，“我常常鼓励她出去走走……每天局限在菜场与家之间，特别是下午和晚上，没有聊天的人，没有可以参与的娱乐活动，除了看书写东西，就再也没有别的快乐了。”

孤独有过它的尖峰时刻，比如她腰伤独自卧床时，两室一厅成了座孤岛——她觉得“孤岛”是个老套的比方，更切合的说法是，她熟悉孤独的每一根汗毛。不想点法子简直要窒息，她必须往外走。

但更多时候，作为一个独身的外乡人，孤独是钝性的。尤其是孩子外出上学后，“每天就在家听着自己拖鞋走动的声音，听着自己吃饭吧唧嘴的声音”。门外还有小溪的声音，偶尔狗叫几声，其余都是宁静——宁静得过分了。可这是生活原本的面貌，她无法彻底走脱。

当写作和出走都不够为解药，有时她会想到爱情。

她不幻想爱情，但她赞美爱情，“你至少不会总是一个人”。她参加一些文艺活动，发现年轻人不提倡爱情了，“我不怕被年轻人骂”。她建议年轻人可以不结婚，但去谈谈恋爱。

她是那种最传统的女性，结婚之前没有谈过恋爱——年纪小，那个年代也不兴谈爱。结婚后才意识到自己有感情需求，但她想得简单，“觉得我会好好做一个妻子，觉得我对他好，他也应该对我好，人心换人心，不就是这样的？我总以为我们感情好了，也像普通的柴米夫妻一样，钱够用就行了。”后来婚姻频现危机，再怎么吵，她“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婚姻的建设……比如我一直在买冰箱，买空调，买家里所有需要的东西，包括后来盖了新房子。如果真的想离开的人，是不会这样给家里人添东西的。我一直希望把家庭维护下来”。可惜事与愿违。

关于过去的婚姻与家庭，她不恨，也不原谅。但她为“这辈子没谈过恋爱”而遗憾——她喜欢话少、沉稳的男人，比如《人世间》里的周秉昆。她其实有过接近爱情的时刻，“但时间不对”。因此没做任何推进，只能怀念。

这几年，几乎所有人都建议她再找一个，她觉得不成，因为不抱幻想，“爱情一般只发生在年轻、健康的身体上。”

但她旋即说起她最理想的爱情关系，含点矛盾意味，都是她在菜场见到的：一个“很其貌不扬”的男人，每天买菜都顺带陪病妻散步，妻子吃药把脸都吃肿了；一个老头得了帕金森，“口水都要流下来的”，老太每天用轮椅推着他来买菜，老头因病脾气变得很坏，老太却总是很耐心，“老太说老头年轻时赚钱、做家务，很顾家里，所以即使他老了、成了这个样子，她也愿意包容。”

“如果一方生病了，另一方不离不弃，我觉得这就是最好的关系，因为别的东西都是假的。”

又是一种事与愿违。她从小“认认真真，是那种不需要费心的孩子”，不逃课，不打架，不惹是生非。长大了也一样，她不争强。可出了名，她被推崇为独立女性，“有人希望自己是强悍的，我没有这样的想法，我是被生活推上来的，我就希望可以依赖”。

她用伍尔夫的名言打比方，“伍尔夫说女性要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女性要获得一间房，这首先是很难的。”也暗合她的经历，“你有了这间房以后，如何保持它的条理？如何让你住在里面不孤独？这都是很难的事情。”至少比说漂亮话要难。

所以，终于有了这间独属于自己的房子后，生活愉快吗？陈慧认为恰当的评价是“不悲不喜”。

关于愉快生活的范式，她讲起家里的小狈们。

她养过三条狗，第一条被马路上的来车压死了；第二条中过两次毒，第一次打吊针救了回来，第二次没挺过去——在当地农村，毒狗、偷狗的事时有发生。为这些，有人建议她拴着狗。

她犹豫过，但最终认为不妥：城里的狗才要拴，村里的狗应有它的自由，“趁还活着时，去田里奔跑，去交友或者打架，去按它的本能生活”。

第三条狗叫小安。前几天，小安忽然遍体鳞伤地回到家里。她帮它洗澡、处理伤口，又买了布洛芬给它吃，它很快恢复如初。

小安在村里的狗缘很不错，经常和隔壁的“小花”、“小白”傍地走——她猜它是外出求偶，被村外的公狗给揍了。多好、多热闹的生活啊！她想小安一定不孤独。



陈慧的摩托车冯雨昕 摄

在菜场的人不孤独

还是要回到菜场，菜场是陈慧的缓冲地带。

每天都一样，人从七点后多起来，过了八点，周边的马路就要塞车了。人声、音响和汽车喇叭，吵起来简直没完，总要十点后才逐渐安静。沾了这一上午的热气，她就能回去应付下午和夜晚的冷清。

又一个菜场的早晨，到达老地方时，一辆电动三轮已经占了陈慧的位置。她没说什么，上去就推，马上有个蔬菜摊的老人起身阻拦。她们交流了几句本地话，颇有点交锋的意思，然后车被推走了。

“不能多问，问了反而不会有人睬你。也不能显一点软，你一软更没有人让你。”她教我，这是菜场的人情世故。

过了会儿，她主动走到老人的摊头，买下几棵蔬菜——老人今天还没来生意，得给她“开个秤”，“我一买，她立刻说也要来买我的东西，我说不用，我们不是为了交换。”这也是菜场的人情世故。

如果生活更好一些，她或许不会写作。而一个情感充沛的人在菜场呆久了，很难不写作——小镇的菜场从来不只有田园牧歌，它有它辛辣、复杂甚至爱恨热烈的一面。

前几年她去追花，菜场里盛传过她跟蜂农私奔的消息。有女记者、女编辑之类的新面孔来菜场找她，也引得人和她打探，找好儿媳妇了？“不认识的女人出现了，不是媳妇，就是姘头。”

最新的谣言是她赚了4000万，从网上传起来的，菜场里的人也津津乐道。又有人来问，严肃地解释显然有点徒劳，她干脆也开玩笑：预备拿2000万出来，买市区的店铺，再买两套房子；剩下1000多万，留一部分养老钱，一部分捐到养老院，还有的发给帮过自己的人。每个人发多少？“按照对我好的程度，多起来100万也有可能。”

过去才不能这样游刃有余。最早的时候，她总是窘迫，甚至张不开嘴叫卖。后来网购兴起了，摆摊的生意差了一半，再沉默就不行了。比如在冬天，新进了切冬笋的菜刀，她握在手里喊两句，发现一早上能多卖十几二十把。当然，那时候她已经摆摊好几年了，也学会了本地话。

大概也是那时候开始有点喜欢摆摊了？至少从心理上接受了，“不觉得自己丢人了。”也因为她终于能够融入。

卖蔬菜的老人们都依赖她。她们摊头上的收款二维码往往是儿子、儿媳的，“小辈们收到钱不一定会给你”。于是遇到没现钱的客人，她们就引到她那里手机支付，她再兑出相应的现金还给她们。

菜市场的路边原本不让做生意，市场避理人员念着情，管得松一些，容她和几个老太太摆摊。她会确保摊位贴着墙角，绝不造成交通拥堵，“别人给你行了方便，你要识相，不能有恃无恐。”

药房的大姐替她收快递。维修电器的大爷脑梗了，原本已经关张，一听说她家的茶壶坏了，又叫她一定拿过来修。

斜对角修鞋摊上的大哥和她常有业务往来，她修鞋子，他买鞋油。她送给他一本自己的书，和菜场的其他人一样，他对她的书作不出太多评价。但他会留心她是否按时出现，“有时候她几天不上街来，我就要发微信问她怎么不来。”

所以她离不开菜场，不下雨，不外出，也不生病的日子里，她都要来，“在这里工作我不仅得到了基本的生活保障，更重要的是情绪价值到位了，我给别人提供一些，别人也给我提供一些。”在菜场的人不孤独。

她对自己的健康不算乐观，“我现在有两个任务，一是在孩子毕业后尽量给他凑个首付，二是不走在父母前面。别的就不考虑了。”

但在菜场久了，她知道生死一样平常。

菜场门口的路上经常走过白事队伍，凡是捧着照片的，她都要过去看一眼，“大多数脸是熟悉的”。有个同在菜场做生意的男的，头一天早上他们还说过话，第二天就听说他死了。“夜里12点多去进货，撞到一辆工程车的车肚子下面去了。”据说他还清醒的时候，请路过的人把自己车上的几包基围虾带回去，因为第二天要卖，“他没认为自己会死”。

菜场里就是什么事都会发生，好的、坏的、匪夷所思的，“让你不得不更看开一点，你得明白人生就是这样”。

这天是腊月二十三，当地人迎灶王爷的日子，满大街支起现包汤圆的小摊，豆沙馅和芝麻馅的，“让灶王爷吃了上天说好话”。来菜场采购的人也尤其多，运动会一样的场面。陈慧的摊前一度排起了队，她又感到快乐了，几乎陶醉地说，“我爱菜场，工作使我快乐！”

“在这里我可以笑，谁让我不高兴我就可以不理谁。你可以不理你的老板吗？我哪天不想来就不来，我想回娘家收拾行李就能走，我没有任何KPI——不管生活如不如意，不管我能不能摆脱，我一定要在里面找到一个让自己舒服的姿势对吧？”

如她所说，她是一个精于生活的人，“我靠摆个小摊也可以把生活过成这个样子——我今天吃了香干，明天就吃豆腐；买了个茄子，那还要买个荤菜。反正每天不能一样。所以至少我不缺什么，家里来人了，我也可以体体面面地招待。”日常琐事她也都理顺了，“像我去余姚市里进货，我就不会只为进货。我可能先去看望一个朋友，然后去批发市场把货拿好，再去衣服店里买条裤子。我要把这三件事都规划好。”

这么看的话，她说，生活够好了。她又大笑起来。

来客慢慢散去。她戴上耳机，开始放凤凰传奇的《全是爱》，跟跳了一段操，旁人看着像哑剧。但没有人表示奇怪，“大家看习惯了”。太早到菜场、人还太少的时候，或者一个人很孤独的时候，她也喜欢唱歌。她唱了一段《将进酒》给我听，咿咿呀呀的，胡琴式的嗓音。

跳操，唱歌，悲喜与玩笑话，菜场接纳了她的一切。或许她还会“往外面走一走”，但她也“一定会回来”。菜场无所谓她是不是作家，这里有纯粹而永恒的热闹。



陈慧推车上插着色彩绚烂的风车冯雨昕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