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梦碎学者揭中国贫富差距剧增-墙外头条

中国专事研究“共同富裕”的学者李实披露，国内贫富差距急剧扩大，财富基尼系数飙至0.7以上。远超国际认定的0.4警戒线。受访专家指，中共的分配体系存在严重偏差，优先保障权贵与党政运作，罔顾民生保障。如今“躺平”已成年轻世代奉行的哲学，更是对体制“掠夺结构”的回应。

学者：中国基尼系数是0.7 远高于官方数字

中共党魁习近平近年高调推动“共同富裕”，宣称致力缩小收入差距。然而，浙江大学“共同繁荣与发展研究院”院长李实于今年3月底在北大国发院发表演讲，直言中国在推动“共同富裕”上面临“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两大严峻挑战；引起各方关注。

5月4日，香港《南华早报》英文版引述李实的研究结果，称李实罕见地揭示了官方统计数据之外的经济分配情况。

李实开宗明义说道，“共同富裕”重点是人民自身的富裕，而非国家经济强盛。然而，中国在衡量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已从1995年的0.45，大幅上升至2023年的0.7以上，突显财富分配不平等的现象正持续恶化，“分好蛋糕”的任务艰钜。

这与官方宣称的逐渐缩小存在巨大差异。

另一方面，中国“做大蛋糕”的动能正明显减弱。数据显示，经济增长率从15年前的8%～10%，降至目前的约5%；居民收入增长率也从2013-2018年间的8%，下降至2018-2023年间的不到5%。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成长更不足2%。

李实坦言，“我国低收入群体规模十分庞大，大到出乎很多人的意料。”根据调查，2021年月收入不足1000元的群体约有3亿人，甚至有近9800万人月收入不足500元。此外，居民消费长期不振，至今占国民收入比重仍低于2004年水平。

他强调，这种“收入增长放缓、消费需求低迷、投资势头下降以及就业压力”的现状，对中低收入群体的冲击尤为显著。

对于中共官方公布的基尼系数（约0.47）与中国学者李实估算（超过0.7）之间的巨大落差，受访专家均认为是政治操作的结果。

时事评论员唐靖远向大纪元表示，中共统计局是“数字局”，涉及基尼系数这类影响“舆论维稳”的关键数据，官方必然会进行大规模造假，即使是体制内学者专家，拿到的数据也是粉饰过的。

美国财经学者黄大卫则从三个层面拆解了数据失真的原因：第一是庞大的官僚“灰色收入”从未纳入统计。例如一名部级领导可能拥有数十亿至数百亿资产，但在统计中每月仅计入几万块工资。

第二是样本存在双重偏差。黄大卫指出，官方取样只覆盖一般富豪与底端“肉矿”这两端，排除了广大的中间层；再则样本高度集中于城市，忽略了广大农村与山区。

第三则是“政治性的压平”。国际公认标准中，基尼系数0.4为警戒线，0.5为“暴乱的红线”，而中共官方长期将数字锁定在0.47。

黄大卫认为，这是当局精巧算计的政治操作，既默认国内贫富差距大，又对外示意“问题可控”。

针对当局推动“共同富裕”，唐靖远向大纪元表示，这在本质上是“政策性的问题”，是由中共出台的政策存在重大偏差所致。

“其本质说穿了，就是回到当年毛泽东那个路线。走全民贫穷，走计划经济，吃大锅饭的经济路线。”

唐靖远分析，当前中国经济的畸形在于“生产端”与“分配端”的断裂：生产端虽维持“市场经济”模式，但到了分配端，中共却使用“计划经济”的方式强行拿走“大头”。

他引用数据支持其观点，指出政府与大型企业在国民所得中的占比增加，而家庭收入占比却明显下降。

唐靖远将改革开放时代形妊酞“放水养鱼”的半市场经济，而现在则进入了“竭泽而渔”的模式，认为这才是贫富分化加剧的最根本原因，因为“中共的权贵阶层体制内的这些人，在‘分蛋糕’的时候给自己分了更大的份额”。

美国经济学者黄大卫接受大纪元采访时，剖析了中国分配体制的底层逻辑：财富创造是由“市场化”而来，但财富的分配与流程却是“行政化”操控。

“财富是由社会大众共同努力，是一个市场化的结果。而分配不是靠市场机制，而是靠政府官员，或是行政化进行分配。”他说。

正常社会的二次分配，是透过税收与社会福利加以调节——收入高者多缴税，收入低者享有更多福利。但在中国全然不同。

黄大卫指出，中共当局将财政资金的优先依次排列为：政府与党的运作、维稳、以及权重远高于民生的大国外交，如金援亚非拉、伊朗、塔利班等。

在他看来，中国财富结构固有化。真正的财富只能在国企的垄断经营以及特权阶层手中，“简单说就是统治阶级持有”。

黄大卫批评，“共同富裕”所谓的“三次分配”，并非要求特权阶级拿出财产，而是在非特权阶级中，将合法经营的民营企业资产，透过“非制度性的摊派”转移给穷人，以减轻政府本应承担的社保负担。

他以社会产出100块钱为例：政府先以政治手段拿走80块，剩下的20块中，再强行摊派盈利较好的企业去补助更穷的人。

在这种结构下，普通民众的处境极为艰难。黄大卫使用了一个极具冲击力的词汇——“肉矿”，他认为“人矿”一词已不足以描述现状。

老百姓发现努力奋斗只是被作为“肉矿”开采，其资产（房地产占一般家庭财富70%）正不断缩水，债务却持续累积。

在分配结构固化与特权掠夺的双重压力下，中国年轻世代正经历一场意识形态的集体转向。唐靖远观察到，“躺平”已成为当今年轻世代奉行的人生哲学与意识形态。

他在访谈中说道，躺平不是消极懈怠，而是民众对体制“掠夺结构”的一种集体理性回应，认为既然奋斗创造的价值绝大部分会被红色权贵夺走，再努力工作也毫无意义。

唐靖远强调，这个社会议题已受到高度关注，更是官方最禁忌的话题，“因为它恰恰揭示了中共体制的问题”。

黄大卫也持相似立场，认为“共同富裕”困境难以解决并非缺乏资金，而是因为统治阶级固守自身的党政利益。

中共自行公布的对外援助每年约1.2万亿人民币，他说：“这笔资金足够中国所有医保社保、所谓社会保障都运行一次了”；若再计入对哈马斯、朝鲜、塔利班等的输出，估计每年合计约3万亿至5万亿。但中共当局宁愿将其消耗在政治目标上，也不愿投入到民生。

在体制僵化、财富固化与增长停滞的交织下，中共的“共同富裕”口号正与现实渐行渐远。

唐靖远总结说道：“中共这个体制，其实是中国几乎所有重大社会危机、重大矛盾的总根源。只有这个体制解体，这些危机才可能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