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双轮驱动”领跑，浙江“单轮驱动”承压，四川“双减”倒逼转型——人口分化的背后，是产业竞争力、公共服务水平与营商环境的综合比拼

截至2026年4月22日，已有30个省份公布了2025年末常住人口数据。

这份新鲜出炉的“人口成绩单”，不仅是一系列数据的更新，更是洞察中国区域经济活力、人口流动新趋势与未来发展前景的关键窗口。

数据显示，区域间的人口变动分化明显。广东、浙江、新疆、海南、上海、西藏、宁夏7个省份在2025年实现了常住人口的同比增长；山东、河南、四川等多个传统人口大省则出现同比下降。而经济强省江苏也出现了多年来的首次常住人口负增长。

《财经》分析发现，常住人口增长省份的增长模式各有不同——广东由“自然增长与省外净流入”双轮驱动；浙江几乎全部依赖省外人口净流入；新疆、海南、西藏等地则明显受益于国家区域发展战略与政策红利。

这共同指向一个趋势：人口与人才正加速向经济活力强、政策机遇好、宜居程度高的区域聚集。而部分省份出现的人口变动，呈现城镇化深入发展、产业转型过程中的阶段性特征，这些地区正努力通过优化人口结构、激发内生动力来应对新挑战。

2025年各省常住人口呈现的特征和趋势，无疑印证了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老龄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原新的判断。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更是中国人口发展进入深度转型的重要窗口期。”

原新等人最近在《以人口高质量发展夯实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根基》一文中指出，当前，中国总体上已由人口增量发展转向减量发展阶段，深度老龄化、少子化与区域人口增减分化并存的特征日益凸显，这既是人口发展的客观趋势，也是“十五五”时期谋划人口工作的基本前提。

厦门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丁长发则从发展经济学视角补充称，大国的人口非均衡分布是市场竞争、产业竞争和公共服务竞争的必然结果。美国、俄罗斯等大国均呈现类似特征，这是规律而非异常。“全球通行的准则只有一个——人口流向哪里，公共服务与财政支持就跟到哪里。”



区域人口增减分化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人口流动的版图呈现出高度集聚的特征。增长区域主要汇聚于东南沿海、西部省份和个别直辖市，而众多传统人口大省及部分中部、东北地区则普遍面临人口减少的压力。

在这份人口成绩单上，常住人口实现增长的7个省份最为亮眼。其中，广东以新增79万人的规模，继续稳居人口第一大省之位，总人口约1.28亿。其增长是“双轮驱动”的典型：全年出生人口100.3万，带来29万人的自然增长；同时，省外净流入人口约50万。

广东省体改研究会执行会长彭澎指出，广东的人口增长既得益于庞大的年轻外来人口流入，也受粤东、粤西部分地区的传统生育文化影响。

紧随广东之后的是浙江。2025年浙江常住人口较上一年增加31万人，总量增至6701万人。与广东不同，浙江的增长几乎完全依靠强大的人口吸引力——在自然增长率为负（-1.18‰）的背景下，凭借约38.9万人的跨省净流入实现了人口正增长。

在西部地区，新疆2025年常住人口增加16.2万人，总量达2639万人，其2.70‰的自然增长率在全国名列前茅。宁夏常住人口增加3万人，达到732万人，同样保持了稳定增长。西藏也延续了人口增长的态势。

东部地区的海南和上海同样实现了人口增长。海南常住人口增加7万人，突破1055万。而上海在人口自然减少5.7万人的情况下，凭借10.85万人的净流入，实现了5.15万人的常住人口增长。



与增长阵营相比，更多省份面临着常住人口下降的挑战。根据已公布数据，山东2025年常住人口减少约37.17万人，总量回落至10043万人边缘。江苏则出现了多年来的首次常住人口负增长，为8518万人。中部地区的安徽和湖北分别减少41万和23万人。西南地区的四川人口减少达46万人，是已公布数据中减幅较大的省份之一。东北地区的辽宁和黑龙江分别减少24万人和28万人。

此外，湖南、河南、河北、广西、江西等其他省份常住人口也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

其中，湖南2025年末常住人口减少47万人，主要受自然增长转负（-4.40‰）和人口净流出（约18.3万人）双重影响。河南减少约41万人，为连续第五年下滑，其自然增长率已降至-2.13‰的历史低点。河北减少24万人，由自然减少约27万人和净流入约3万人共同作用所致。直辖市中，北京、天津、重庆分别减少3.2万、1万和3.21万人。福建在2025年减少3万人。其余如江西、广西、甘肃、山西、陕西、云南、贵州、青海等省份，也普遍面临自然负增长与人口外流的双重压力。



人口增减，原因各不同

2025年各省份常住人口数据的变动，揭示了中国人口发展格局正在经历的结构性调整，其背后是自然增长（出生与死亡之差）与机械增长（迁入与迁出之差）两种力量的此消彼长。

增长动力最为全面和强劲的广东，自然增长和省外净流入的“双轮驱动”模式，不仅使其连续多年实现全国人口总量与增量“双第一”，更凸显了其作为经济与人口核心引擎的持久吸引力。

与广东类似，新疆2025年常住人口实现了约7.1万的自然增长和约9.1万的机械增长。一方面，新疆持续吸引着人才与劳动力流入；，另一方面，当地保持着较高的人口自然增长水平——2025年出生率达8.97‰，自然增长率为2.70‰，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广东和新疆之外，更多人口增长省份依靠的是以强大的人口吸引力来弥补自然增长转负的缺口。浙江是其中的典型。2025年，浙江在自然增长人口减少约7.9万的情况下，依靠高达约38.9万人的跨省净流入人口，最终实现了31万人的常住人口净增。这背后是浙江极具活力的数字经济和民营经济对人口的吸聚效应所致。

但丁长发也指出，浙江县域经济发达，义乌、温州乐清等地房价一度高企，生活成本提升对年轻家庭的生育意愿形成一定约束。他建议，下一步应通过打造优质营商环境，大幅改善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优化住房供给结构，使年轻人生育的收益预期大于成本，从而实现机械增长与自然增长的更协调发展。

上海常住人口的增长与浙江类似，作为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和科技创新中心，上海持续吸引着全球人才前来发展，凭借10.85万人的净流入实现了人口的总量增长。

海南、西藏、宁夏也主要得益于自贸港政策、边疆稳定发展与特色产业路径带来的外部人口吸纳能力，尽管总量有限，但能实现人口稳定增加已属不易。

值得注意的是，在普遍面临人口外流压力的中部地区，湖北成为一个亮点。尽管人口总量在减少，但人口净流入在增长。湖北也是中部地区唯一的人口净流入省份——2025年较上一年减少23万人，其中自然减少26.8万人，净流入3.8万人。

与湖北情况类似的还有江苏、福建等经济强省，它们对省外人口仍具吸引力，但日益加深的老龄化和低生育率带来的自然人口“赤字”，导致人口总量下滑。这反映出，即便是经济发达地区，若不能有效提振生育水平，仅靠外部流入也难以完全扭转人口下降的长期趋势。

与上述省份相比，部分传统人口大省则面临着自然增长与机械增长均下降的“双重压力”。四川、湖南、安徽、山东、河南等省份均呈现这一特征。以四川为例，2025年常住人口减少46万人，其自然增长为-35.2万人，机械增长为-10.8万人。这些省份普遍面临青年劳动力持续外流、老龄化进程加快、内生生育动力不足等多重挑战，人口发展的可持续性压力较大。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在四川省域人口整体收缩的背景下，省会成都却展现出强大的逆势集聚能力。2025年末，成都常住人口达2153.5万人，较上年增加6.1万人。过去五年，成都累计增加了近60万人口。这意味着，在多数省份总人口开始下降的背景下，人口正持续向发展势头强劲的核心都市圈和中心城市集中。



寻求差异化人口发展路径

常住人口变动，不仅是统计数字的变化，更标志着中国人口发展已进入新阶段。

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司长王萍萍在2026年年初指出，中国正从数量型人口红利向质量型人才红利转变，这将有利于推动“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完善人口发展战略，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以应对人口老龄化、少子化为重点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优化人口结构，提高人口素质，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

那么，在区域人口分化的背景下，各地应如何根据自身的人口情况与发展基础，寻求差异化的应对路径？

对于广东、浙江等人口持续流入的省份而言，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将规模优势转化为质量优势。

广东“十五五”规划提出，把握区域人口增减分化、老龄化、少子化等趋势，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

丁长发认为，广东的发展空间在于进一步优化内部格局——珠三角人口持续集聚的同时，粤北、粤东等地也具备独特的发展潜力。他建议，一方面可保护并发挥潮汕、客家等区域的传统文化中重视家庭、鼓励生育的积极因素；另一方面依托粤港澳大湾区全球领先的制造业竞争力，维护完整产业链，持续创造就业。同时，改善外来务工人员的公共服务供给，实现从“宜业”到“既宜业又宜居”的转变，落实“投资于人”的政策导向。

浙江在“十五五”规划中提到，完善人口工作机制，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具体要求“倡导积极婚育观”“完善生育保险制度”“构建普惠托育服务体系”等。

新疆、海南、西藏等地区凭借国家区域战略形成的政策红利，成为吸引人口流入的关键力量。“十五五”期间，其核心任务在于将政策优势转化为产业、就业等内生动力，从而将初期的人口吸引转化为稳定、可持续的人口增长态势。

四川、河南、山东等传统人口大省正通过产业升级、区域协同和人力资本投资，力图化人口压力为发展动能。以四川为例，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提升大城市人口和经济综合承载能力，推动制造业规模化、集群化发展，布局建设区域性医疗中心、教育中心，形成配套完善、功能复合的城市功能格局。

丁长发指出，不同省份呈现出差异化的发展特征：四川、河南当前更需强化产业支撑能力，全省产业链吸纳人口的潜力尚未充分释放；湖北、江苏则需在保持省域经济整体优势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内部协调。他认为，各地超越简单产业转移思维的关键在于激活自身“比较优势”——四川可依托电子信息产业、河南可强化郑州、洛阳的产业链承载能力，做好公共服务配套，在统一大市场环境下，产业梯度转移是发挥优势的积极进程。

东北三省的“十五五”规划均将人才与人口工作放在重要位置，试图通过人力资源开发，吸引和留住人才，服务于全面振兴的目标。

在制度改革层面，丁长发建议，可重点探索建立与人口流动相匹配的财政资源配置机制，使教育、医疗、社保等公共资源更好服务于实际居住人口。同时深化社会保障全国统筹，降低生育养育成本——相关研究显示，中国0岁至大学本科毕业阶段的养育成本平均约为68万元，0至17岁的抚养成本也超过53万元，与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仍有优化空间，这为提振生育率、促进人口合理分布提供了政策发力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