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正在付出无声的代价：AI时代文科“失宠”？

编者按：当中国传媒大学一次性调整并压缩16个本科专业，并以“AI 时代下对传统细分专业进行关停并转、升级融合”作为直接回应；当2026年全国两会明确提出高校需由“学科发展导向”转向“服务国家使命”；当多地持续上调理工农医学科占比、部分文科专业因就业表现进入动态预警——“文科还有用吗”这个曾经近乎冒犯的提问，已然成为教育工作者无法回避的问题。

在此背景下，苏州市虎丘区组织人事社会保障局姜超指出，文科的困境并非“人文无用”，而是传统文科模式与AI时代、国家战略需求不匹配的结果。文科要想持续焕发生机，彻底推翻并不可取，“整合存量，创造增量”才是更具生命力的路径。

期待广大教育工作者与一读共同思考：如何在变革中直面问题，守住“学以成人”的初心；如何让文科以更精准、更多元的姿态，在服务国家战略中重塑自身价值。

2026年全国两会上，释放了关于高校学科专业调整的重磅信号。教育部部长怀进鹏在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民生主题记者会上介绍，下一步，将大力推动高校从注重学科发展向服务国家使命转变，深度融入国家现代化发展大局。中国传媒大学党委书记在一场重要会议上公开透露，过去一年里，他们一口气砍掉翻译、摄影等十六个本科专业和方向，给出的理由非常清楚，未来是人机分工的时代，纯粹的翻译和基础摄影功能，已经被人工智能大规模替代，让学生花四年时间专门学习这些随时会被算法超越的技能，是对国家和个人教育资源的巨大浪费，这个极其明确的行业风向标，直接戳破无数普通家庭对传统文科名校“岁月静好”的高薪滤镜。在这个算法狂奔、代码重塑世界的时代，一种焦虑悄然蔓延：“文科还有用吗？”、“文科生会被AI取代吗？”。但从学科属性上看，人文学科自有其价值，其目标是“学以成人”，即培养具有完整人格、能为社会和国家服务的人，而不是仅仅局限于培养学生写作、翻译、表达等技巧。从这个意义上讲，人文学科在理解社会运转规律、协调社会各部门、以人为本促进社会发展等方面不可或缺。

01、政策倾斜背后，文科是否沦为“时代弃子”

近年来，国家政策在理工农医等领域加大倾斜，主要出于以下原因：一是科技竞争需求。中美科技竞争加剧，半导体、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卡脖子”领域急需突破，需集中资源培养理工科人才。二是就业市场导向。数字经济时代，理工科专业与新兴产业关联紧密，就业前景更明确，政策希望通过优化学科布局提升毕业生就业率。

2024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意见》，明确提出“扩大理工农医类专业招生规模”，并将就业质量作为学科设置的核心依据。这一信号迅速被各地教育部门响应，山东计划到2025年理工农医类学科占比超60%；上海提出2026年理工农医本科招生占比提高10%；云南、内蒙古等地也纷纷设定理工农医学科占比目标。与之相对应的，法学、汉语言文学等专业因就业率低被多地列入“红黄牌”名单，部分省份对就业率低于60%的专业直接停招。社交媒体上“文科硕士均薪5500”“985文科生送外卖”等案例频现，加剧了文科的生存危机。

国际形势亦是如此，人文课程被削减、文科专业被裁撤也如一场风暴席卷了美国各大学的人文学科。芝加哥大学先是宣布将重组合并文科院系，随后艺术与人文学院宣布将在2026-2027学年减少约一半系所的博士招生规模，并完全停止古典学、比较文学、中东研究等博士项目的招生。社会科学学院也宣布，2026–2027学年将暂停人类学、政治经济学等博士项目的招生。纽约大学不再招收英语系博士生，布朗大学暂停招收美国研究、历史学、政治学的博士生，阿拉斯加大学更是宣布一次性暂停39个人文社科领域的本硕博项目。2023年，玛丽蒙特大学董事会决定，将逐步取消艺术、英语、历史、哲学、社会学等专业的项目。到2024年，波士顿大学表示下一学年不再招收人类学、古典学研究、艺术和建筑史等十几个人文社科专业的博士生。

因而，从直观的数据呈现来看，政策倾斜在短期内确实导致部分文科专业招生缩减、资源减少，但并非全面压缩文科生存空间。政策倾斜的核心逻辑是服务国家战略，而非刻意压缩文科。数据显示，2022年理工农医四大学科门类招生占比达52%，较2018年提升1.8个百分点，人文社科类占比相应下降，但细分来看，缩减主要集中在管理学、经济学等与市场脱节的领域，文学、法学、历史学等核心文科占比基本稳定。从科研投入看，近10年来教育部累计支持哲学社科类研究项目4.2万项，2024年单独支持相关项目约3400项，产出高质量成果3200部（篇），可见政策对文科的支持从未缺位。这种倾斜本质上是应对科技竞争、补齐产业人才短板的必然选择，而非文科的“退场信号”。所谓“生存空间压缩”，更多是传统文科自身转型滞后的镜像。案例层面，中科大2023年撤销英语、传播学等文科专业，浙江大学2024年停招的41个专业中一半是人文社科类，表面看是政策影响，实则是这些专业课程陈旧、与产业需求脱节。反观新文科建设，2021年教育部认定1011个新文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新增3000余个文理交叉专业点，复旦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推动文科与AI、大数据融合，培养出兼具人文素养与技术能力的复合型人才，这类文科专业反而呈现扩招趋势。这说明，真正被压缩的是“无效文科”，适配时代的文科仍有广阔空间。

02、技术越发达，人文价值反而越不可替代

事实上，文科式微的论调早已不新鲜。从古希腊“苏格拉底之死”，到工业革命时期的技术崇拜，再到当下普遍弥漫的“AI焦虑”，文科在历史长河中屡遭质疑与挑战，却始终屹立不倒，原因在于文科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根基作用无可代替。毋庸讳言，人工智能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在人文社科领域也确实替代了许多过去需要人工花费大量时间才能完成的基础堡作，比如其在流程化、制式化公文写作领域，甚至超过了普通人的水平。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陈刚说，“就此断言人工智能可以完全取代人文学科，恐怕过于冒失。”事实上，技术越发达，人文价值反而越凸显其不可替代性——技术解决“怎么做”的工具性问题，而人文则回答“为何做、为谁做”的根本性问题，二者如同车之两轮、鸟之双翼，技术越先进，越需要人文精神的引领与兜底，这既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也是教育不可或缺的核心逻辑。第一，AI取代不了文科的核心价值。据《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报告（2024）》显示，当前AI可替代的工作中，80%以上是重复性、技能性岗位，其中就包括传统文科中的基础文案撰写、数据整理、简单翻译等工作；但在需要价值判断、伦理思辨、共情沟通的岗位上，AI的替代率不足5%。第二，从就业数据看，据LinkedIn职场数据统计，近3年来，全球企业对“人文素养+技术能力”的复合型人才需求年均增长28%，其中人文相关的沟通能力、伦理判断、文化理解，成为企业招聘的核心加分项，远超单纯的技术技能。这组数据说明，技术能替代的是“术”的层面，而人文所承载的“道”，是技术无法复制的核心竞争力。最后，再看科技伦理领域，清华大学团队研发的AI伦理审查系统，核心依托伦理学、法学的理论支撑，对AI算法的公平性、安全性进行把关，避免算法歧视、数据泄露等问题，这正是人文价值为技术“纠偏”的生动体现。

蒙曼教授谈到：“我们跟AI最大的区别是我们是一个真实的人，我们有思想、有情感、有价值判断、有好奇心，这些都是任何机器都取代不了的，而且我觉得越是AI发展兴盛的时代，越需要人保持人的独立特性，而这些其实是文科最要重视的话题，所以研究人的话题一定在这个时代是有新的积极的意义。因此，技术本身是中性的，善假于物，可以用来造福人类，但也可能因缺乏伦理约束而带来风险——AI算法的“数据偏见”可能加剧社会不公，智能武器的发展可能威胁人类安全，而人文精神中的伦理底线、价值判断、共情能力，正是约束技术无序发展的关键。就像华为在全球布局5G技术时，之所以能获得广泛认可，不仅在于其技术领先，更在于其秉持“科技向善”的人文理念，尊重不同国家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将人文关怀融入技术推广，这也印证了“技术越发达，越需要人文兜底”的道理。

03、当教育只追求变现，我们失去的不只是文科

张雪峰微博封禁前，以“短期就业率”为唯一标准，将历史学、哲学等基础文科打入“天坑专业”清单，甚至放言“新闻无用”；复出后，他转而列举文科“五大金饭碗专业”，强调汉语言适配30%国考岗位、法学年薪可破45万。看似立场反转，实则评价体系从未改变——始终以“能否快速变现”为核心，从未提及文科在精神塑造、社会治理中的深层价值，这场“变脸”的背后，是商业逻辑对教育本质的侵蚀。正如《人民日报》所批评：“教育选择不能只剩‘功利’一把尺子”。

文科的危机，并不仅仅来自外部结构，更在于它自身的主动退让。在这一点上，文科比我们想象中还要软弱得多。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文科，并不是出于思考的热情或人文的召唤，而是因为数学好难、工科好苦、文科好混、考公好考。基于此，文科成了避难所、跳板、折中选择，是失败者的B计划，是中产家庭对子女的保底人生策略。学生一边骂政策不重视文科，一边把文科当成考公、考研、考教师的捷径，在现实利益前完成了对独立思考的自我阉割。最荒谬的是，有些人进入文科，是为了逃避数理，选择考研某文科专业，因为其不考数学，毕业后却反过来又要求所学文科也要像理科一样讲实际、能变现。于是，人文学科为了求得生存、应对现实中的各类挑战，开始走上模仿理工科的道路：主动引入统计学方法、各类分析模型与量化研究手段，大力推崇Stata、SPSS等数据分析工具，将回归分析等理工科常用方法纳入研究体系。在这样的导向下，文科学术研究逐渐陷入“数据收集—模型构建—结果验证”的固定范式，学生也被引导着走向一种缺乏核心问题意识的研究误区，仿佛只要披上这些科技化的“外衣”，文科就能获得立足之地、赢得生存话语权。

但不容忽视的核心问题在于，实证化本应是纠正文科以往空谈玄想、脱离实际等弊端的有效路径，如今却异化为一种新型的“文科解药”。一项社会研究即便做到变量定义逻辑严密、模型拟合效果优良，却始终无法回应现实中的任何一个关键议题。为了求得生存，文科正将可量化性作为核心求生抓手，主动舍弃那些无法量化、却承载着人文内核的精神特质。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种转型并非被动妥协，而是在当前学术评价体系、政策导向以及学术共同体内部话语氛围的多重压力下，做出的主动选择。归根结底，文科的式微从来不是一个孤立的学科发展问题，它更标志着在现代性加速推进的逻辑之下，整个文明对“人”的复杂性所进行的结构性简化与扁平化处理，文科必须“符合生存逻辑”，适配现代系统，可复制、可评价、可变现、学生好就业等生存卡尺，才配得上被培养、对得起紧张的教育经费。这种程度上来说，我们失去的不只是文科，更是教育的初心、民族的精神底色与社会的长远竞争力。

04、人文学科的困境并非终点，而是转型的起点

眼下的所谓困境，本质是传统文科模式与AI时代、国家战略需求脱节的必然结果，而转型则是人文价值重塑、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唯一路径，这既是教育结构优化的要求，也是人文学科自身突破的必然选择。文学科的困境并非“人文无用”，而是传统文科模式的“失效”，转型后的文科反而具备强劲的发展潜力。以医学专业为例，无论是对中医典籍的解读、对医学伦理的思考，还是对患者的关怀，都离不开人文精神的滋养，这是文科生核心优势的体现。还有一些知名高校的转型实践，也为未来文科发展提供了新的解题思路。如清华大学率先推动人文学科转型，将文学、历史学与大数据、AI技术深度融合，开设“数字人文”专业，学生不仅学习古典文献、文学理论，更系统掌握数据挖掘、可视化分析等技术，其毕业生广泛就职于文化数字化、AI伦理审查等领域，就业率连续2年达95%以上。反观某地方高校的传统汉语言文学专业，因课程陈旧、缺乏实践与技术融合，近3年就业率均不足60%，最终被迫缩减招生规模；而该校及时调整方向，在专业中融入新媒体文案、短视频创作、AI内容审核等课程，转型后就业率大幅提升至82%。还有，复旦大学增加“新文科”培养项目和名额投放，北京外国语大学成立人工智能与人类语言重点实验室，中国人民大学开设“AI+”创研课。此外，一些高校跨界合作，故宫博物院与北京大学合作，依托历史学、考古学专业知识，结合数字技术打造“数字故宫”，让文物“活起来”，既彰显了人文价值，也实现了文化传播的创新，这正是人文学科转型的生动实践。

因此，时代越是发展，技术越是升级，文科不可替代的思想引领价值越是凸显。面对信息时代的汹涌波涛，我们更应该用一颗人文之心，去关注那些缓慢、持久而坚定的“慢变量”，坚守文科智慧的内在，从而不断形成经济社会发展的内生底气与动力。文科要想实现“焕新”，彻底的推翻并不可取，“整合存量，创造增量”才是使人文学科更具时代性和生命力的优选之举。正如，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首都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郭英剑所说：“新文科，并不是‘加一节Python课就翻身’的幻觉，而是守住人文学科的批判性、历史纵深和价值关怀，同时把大数据、可视化、算法思维当作人文洞察的放大器。文科不会‘没了’，只会以更加精准和多元的姿态重新被人们所熟知。”

我们所说的文科危机，其实是社会系统对人之复杂性和思想异质性的一种整体性抛弃。现代社会的“加速”并非始于今日。自工业革命以来，生产、理性、效率、分工、AI这些现代性关键词逐步接管人类社会，称其为“进步”，但这个进步更多关注的是工具理性、经济效益最大化、产出可标准化的成果。

前耶鲁大学教授威廉·德雷谢维奇（William Deresiewicz)在其著作《优秀的绵羊》一书中提到：人文学科在真正的大学教育中占应该占据核心地位。这也恰恰表明，当下教育在文科培养上，偏离了其本应有的航道，让文科背负了不应有的“偏见”，亟待一场拨乱反正，重新唤起人们对文科教育价值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