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个学生挤进7座车”：艰难上学路上的致命车祸

3月23日早上，贵州赫章县河镇乡恒底工业园附近发生车祸。一辆载着16名学生的五菱小型客车在前往小学路上，与路边停放的大货车碰撞，造成2名学生死亡，14名学生受伤。该车核载7人，实载17人（含司机），严重超载。

这场悲剧的背后，是当地长期的求学困境。村小撤并后，孩子们求学路拉长，最远达十余公里。没有正规校车，在外务工的家长只能将孩子托付给私人面包车。“哪怕知道危险，也没办法。”

出事

3月23日早上7点多，贵州赫章县河镇乡新寨村的陈芳在海雀小学的家长群看到老师信息，“（老师）问新寨村的同学还安全吗？”这天是周一，是孩子们结束周末假期，要返校的日子。

收到老师信息后没多久，村里就收到了消息：搭载着新寨村孩子的车出事了。海雀小学距离新寨村五六公里，平常孩子们上学多坐专门接送学生的私家车。因为车子太拥挤，这一天，陈芳的三个孩子是走着去的学校。他们六点刚过便背着书包出门，为了赶七点半的早读。陈芳松了一口气。

当天下午，赫章县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发布通报称，赫章县河镇乡园区大道发生一起交通事故。驾驶人张余广驾驶自有五菱小型客车违法超员，在途经河镇乡园区大道时，与一辆停放在路边的大型货车碰撞，致车上2名学生死亡、14名学生受伤。陈芳后来听说，离世的孩子中，有一位是自己读五年级的儿子的同班同学。

张余广在外务工的堂弟张启富告诉本刊，车上的孩子都是新寨村的，离世的两名孩子是姐弟，男孩读五年级，女孩读六年级。一个坐在副驾驶，一个坐在副驾驶的后排，这正是撞击最严重的区域。在网上流传的事故图片中可以看到，张余广驾驶的白色五菱车与路边同向的红色大货车碰撞后，车头右侧嵌入货车后轮车厢下，车头结构被撞得碎裂变形，引擎盖完全掀起、弯折，发动机舱部件裸露，车身碎片散落在路面上。

附近村民告诉本刊，事发地点位于赫章县河镇乡老街村恒底工业园附近，距离海雀小学不到两公里。一位海雀小学的学生家长告诉本刊，孩子周末回家时说，出事的同学从三年级到六年级的都有。

此次涉事五菱小型客车，核载7人，事发时共载17人。很多网友表示难以置信，“怎么能塞下这么多人”。新寨村的兽医黄瑞龙，经常开车往返各村寨给牲畜看病，对村民出行和事发路段十分熟悉。他告诉本刊，超载在当地拉学生的面包车里是普遍现象，“超载就是小的站着、大的坐着，一个抱着一个，（小车）挤得满满当当像挤公交一样。”



小客车意向图（ai生成）

对于孩子们来说，上学的距离是无法回避的难题。新寨村到镇上的海雀小学约5公里，周边的双河村到学校的距离更远，达十余公里。一位新寨村村民告诉本刊，像张余广这样的面包车司机每天接送，每个孩子每月收150块钱左右。“我以前也坐过这种车，成年人都能挤十几个，更别说孩子了。”黄瑞龙说，司机超载也不完全是为了多赚钱，更多是为了省时间，孩子要赶早去上学，司机一趟拉得多就能少跑几趟，不然要来回跑好几趟时间来不及。这种说法在本刊采访的多位村民口中得到证实。

黄瑞龙告诉本刊，撞上的那辆货车，已经在那儿停了半个月左右。“一半在路上一半在路边田里，但并不影响正常通行，路还是够宽的。”黄瑞龙说，那已经是当地公认的好路，笔直、宽敞，双向可以并行三四辆小车。相比之下，进村的路要凶险得多，“又窄又陡，拐弯特别急，开起来像过过山车一样，很多上坡和拐弯路段的护栏都被撞坏了。”

张启富告诉本刊，堂哥张余广事后向律师描述，事故发生时，那一段路上的雾相当大，“他说车祸发生时，从他对面来了两个车子，有一个开的是近光灯，另外一个开远光灯，他就没看清楚（前面停的大货车），就撞上去了。”

困境

张余广的初中同学周伟告诉本刊，两年前他就曾提醒过张余广，拉这么多孩子太危险。当时他主要担心张余广超载拉学生被交警发现要罚款、拘留。他还记得，张余广说没办法，村民特别相信他，都愿意把孩子交给他接送，不给他们接也不好。

这背后是山区村庄普遍的现实困境。黄瑞龙告诉本刊，在家种地不赚钱，山地多，干活还辛苦。村里大多青壮年为了赚钱养家，多是前往浙江、江苏、广东一带，去工地或者进厂打工。留在村里的，大多是老人和孩子。家长们也不放心老人接送孩子。黄瑞龙说，“村里有些老人一辈子都没去过县里，顶多就是逢年过节去镇上赶集，买些生活用品，偶尔坐一次面包车。”

河镇乡双河村村民李忠华家里有三个孩子，两个在海雀小学就读，老大在镇上念初中。为了撑起一家人的生计，他和妻子常年在温州电子厂打工。他也不是没想过把孩子带在身边。“之前大儿子在温州读了半个学期一年级，光各项开销就花了3000多。”提起这笔账，李忠华满是无奈，“现在小孩读书，看似免学费，可班费、杂费不断。”他说，疫情过后，工厂活计变少，工资也大不如前。以前在皮革厂，一个月能赚七八千甚至九千，现在只有四千多到五千。收入降了，城市消费却没减，扛不住了，他把孩子又送回老家上学。

他的孩子在学校寄宿，一周往返一次。在去年之前还都是搭乘私人面包车上学，“一年八百块钱一个学生”。后来，那个司机生病去世了，李忠华的孩子找不到人送。家里两个老人不识字，考不了小车驾驶证，只能让六十多岁的奶奶开敞篷的三轮车接送，三个孩子坐在车棚里。老人冬天怕冻着孩子，就在后棚给孩子铺上被子盖着。李忠华说，他们也曾跟海雀小学反映过，“不是不愿意出钱，只要学校安排合规的校车，费用在承受范围，我们都愿意交，哪怕比私人面包车贵几百都可以。”学校老师也只回复“没办法”，接着让填表，登记孩子们的交通方式，再无下文。

李赫跟张余广一个村，也曾搭过他的车。李赫对张余广的印象很好，“开车很稳、不快，不会像其他司机那样漂来漂去。”他还记得，张余广话少，但很温柔，会帮他拿行李，等他们从学校出来的时候也不会一直催。在恒底村附近开砖厂的刘桂兰，经常坐张余广的车，“车都开旧了，他的车技一直很好”。她告诉本刊，张余广人很实在，每次载她出门都不肯收钱，总说“老人也坐不了几回，不用给”。拉老人的时候，也不会超载，说怕挤到老人。这位六十多岁的老人，在电话里反复说道，“他是个仁义的人，人一点都不讨嫌。这次出事就是意外。”刘桂兰说，张余广家里条件不好，负担重，上有老下有小，日子过得难。

据张余广堂弟张启富讲述，张余广离不开村庄，是因为要照顾家里身体不好的七十多岁父母。张余广的老母亲患有心脏病，常年服药，老父亲也年事已高。当地的风俗是儿子养老，张余广下面有三个妹妹，都有自己的家庭，无法帮衬。张启富说，张余广的四个孩子都二十多岁了，三个大孩子都读了大学，但毕业了都没找到稳定的工作，“在外飘着，偶尔还需要我哥贴补。”

2019年张余广曾陆陆续续找张启富借了6万块钱。那时正值三个孩子读大学，为了供几个孩子读书。后来这笔钱，张余广也一点点还清了。张余广一边开车拉学生，一边在家种十几亩地，还养了几头猪和牛。种地的收入微薄。老同学周伟告诉本刊，张余广平时不抽烟、不喝酒，菌子丰收的季节，他妻子会去附近的菌子厂打零工，一天能赚80-100块钱。开面包车拉孩子上学，是张余广最主要的收入来源。

撤并后的难题

一位孩子在海雀小学就读的家长李忠华告诉本刊，出事后学校发布了新通知，将原本周一早上到校的规定改为周日到校，学校统一提供晚餐，并安排晚自习。他猜测学校调整可能有两大原因：一是当地早上雾太大，六点二十分左右才天亮，七点多雾还没散，孩子挤面包车危险。二是避免孩子赶时间上学，不得不坐超载的车。

在二十多岁的兽医黄瑞龙的记忆里，2008年他读小学的时候，新寨村村里还有教学点，可以读到三年级。读完三年级后，就得去几公里外的镇旁边的集市小学读书。再后来，那所集市小学也被取消了，村里的孩子只能去更远的海雀小学读书，上学的时间、距离就拉长了。据家长们介绍，海雀小学的教学条件相对较好，一个年级两个班，一个班四五十人，学校提供寄宿服务，低年级也可以寄宿。寄宿的孩子周一到校，周五回家。学校有食堂和宿舍，还开设了免费的晚自习，“能管住孩子写作业”。

据教育部历年教育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至2023年，贵州省的小学数量从9275所减少到6156所，教学点从3581个减少到1737个。十年间，小学减少了近1/3，教学点减少了近一半。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告诉本刊，全国的村小撤并始于2001年。当时地方财政紧张，县级政府难以支撑众多村小的运转，教育部出台了学校布局调整的相关文件，各地开始对村小进行撤并整合。

浙江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与社会发展学院讲师周新成，曾赴贵州铜仁乡镇调研，三年间走访了东中西部的三十多所乡村学校。他告诉本刊，2012年之前是大规模的“撤点并校”，当时学生数量还比较多。2012年之后中央严格控制村小撤并，各个地方的差异就比较大。周新成调研发现，2012年之后湖北的村小撤并整体规模最大，西部的云贵川其次。他向本刊解释，湖北撤并力度大，主要是因为湖北人口少子化发展趋势更快，家庭普遍重视教育，陪读风气也普遍，生源向乡镇和县城聚集。“而贵州撤得多、撤得快，是因为当地村小很多都是90年代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之后建起来的，本身生态就比较脆弱，再加上人口流动、山区老师调配困难，借着布局调整的风气，不少村小就被撤掉了。”

周新成观察到，各地的村小撤并也呈现出了不同的特征。湖北的村小撤并虽然速度快，但后续的保障工作做得相对较好，例如湖北浠水乡镇中心幼儿园和小学共用校车，幼儿园的校车送完孩子后，再去送小学的孩子，资源利用合理，而且政府给校车补贴，司机有工资，运营有保障。

《中国教育报》2021 年也曾报道湖南新田县乡村教育优化案例，当地将 104 个农村教学点整合为 24 所，推动乡村小辨模学校从“小而弱” 向 “小而优”转变。该县实现行政村校车全覆盖，并且完善寄宿制生活设施、为低年级学生配备专职保育员。报道提到，优化后，当地农村教学点学生学科合格率达到 96.53%。

但包括贵州在内的很多西部地区，撤并后的配套保障是存在缺失情况的。周新成说，国家层面并没有出台具体的保障文件，各地的保障措施落实情况也差异很大。储朝晖告诉本刊，贵州的高速路2010年以后修得很好，但很多村民住的地方不在高速路边，甚至是很偏的路，要翻山、要过河，路况很差。这种路况下，搞校车的成本比中部地区高，大型校车在贵州的山路上根本没法开，只能用小型校车，而小型校车如果接送的孩子少，运营成本承受不了。如果当地有充足的财政经费保障校车的运营成本，这件事就能做好，可如果财政经费短缺，这件事就根本办不成，这就是最核心的原因。

面对“黑校车”问题，当地并非没有整治过。赫章县人民政府办公室2023年2月曾印发《春季开学“黑校车”专项整治行动方案》，提到要通过专项整治行动，严厉打击非法营运车辆接送学生，杜绝“黑校车”上路运营，确保全县中小学生上下学交通安全。

“村小撤并是无法抵挡的趋势。”周新成表示，即便现在不撤并村小，随着农村人口外流、出生率下降，大量村小迟早也会自然消亡。一方面是因为家长们都希望把孩子送到教学质量更好的乡镇学校，即便村里有教学点，也不愿让孩子就读。另一方面，村里的学生数量越来越少，一个年级只有几个孩子，根本无法配备师资，教学质量也无法保证。周新成及其所在研究团队成员认为，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乡校模式”是乡村教育发展的第三条道路，即强化对乡镇中心学校以及片区小学的支持与保障，例如提供校车服务，配备寄宿制生活老师，以及配置优秀师资等。

这次事故之后，李忠华家老人说，路上太危险了，要不让孩子别读了。但在山区，读书是孩子唯一的出路，李忠华自己就有深刻体会。父母在他小的时候就去安徽打工，他也在那边读初中，“当时成绩不错”。他一米八三的大个头，初中毕业也能去当兵。但后来父母在城市几次打工换工作，他因为转学证和交通原因，初中没读完就辍学了，这成了他一辈子的遗憾。如今他和妻子在温州电子厂打工，拼尽全力供三个孩子读书，“只要他们想读，砸锅卖铁我都供”。

他的两个小儿子从一年级便开始寄宿，小儿子很争气。上小学前小儿子就写完100多本练习本，背完了唐诗三百首。如今小儿子在海雀小学成绩稳居年级第三，语文、英语都考了A等级。孩子也乖巧懂事，过年时，孩子拿着奖状找他兑换奖金，一张奖状20块钱，孩子把换来的300多块钱都给了爷爷。“让爷爷买烟吃，自己每个礼拜只要三块钱零花钱”。

（应受访者要求，除储朝晖、周新成和张余广外，其余受访者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