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调整关税 专家：中国供应链或面临压力

美国最高法院裁定总统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征收全球关税违法后，白宫迅速援引替代法律恢复关税并提高税率。专家分析认为，此举虽受司法约束，却可能反使中国面临更大供应链重组压力，中美经贸博弈正从行政对抗转向制度性竞争。

美国最高法院裁决限制总统紧急关税权力

美国最高法院2月20日以6比3裁定，总统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对全球进口商品征收所谓“对等关税”的做法违反联邦法律。裁决推翻了约1,750亿美元关税的法律基础，被视为对行政权力的重要司法制衡。

多数意见指出，美国宪法将征税权赋予国会，总统不能仅依据“监管进口”等广泛授权推导出无限制征税权。法院援引“重大问题原则”，认定相关紧急权力不足以支持如此广泛的关税措施。

不过，持异议的大法官认为，其它联邦法律仍赋予总统征收关税的权力，包括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及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和第301条等。

这一裁决被普遍视为川普第二任政府在保守派主导的最高法院所遭受的最重大司法挫败，对全球经济及贸易秩序亦具深远影响。此前，川普已援引IEEPA对几乎所有外国贸易伙伴征收关税，并以芬太尼走私构成国家紧急状态为由，对中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加征额外关税。

美国经济学者黄大卫（Davy J. Wong）在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表示，裁决削弱了单边关税的行政权力基础，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中美经贸竞争的结构性现实。

时事评论员杰森在自媒体节目中指出，裁决的核心并非完全剥夺总统征税权，而是终止其基于紧急状态征税的高度自由裁量权。

川普迅速调整政策工具并提高关税释放何信号？

在最高法院裁决后，川普周五下午在其社交媒体平台“真相社交”（Truth Social）发表声明称，最高法院关于关税的裁决“令人深感失望！”川普同时表示，现在他要选择一个不同的方案，“比我们最初的选择更加强大”。

白宫当日晚间签署行政令，援引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对所有国家进口商品加征10%关税。根据官方公告，该措施原定于美国东部时间2月24日生效，并豁免部分关键商品，包括能源产品、药品及部分农产品。

次日，总统通过社交媒体宣布，将关税税率提高至15%，即该法律允许的最高水平，并表示将启动更多第301条调查，以应对“不公平贸易行为”。

黄大卫分析，川普在裁决后迅速将税率推至法律上限，意在向市场和舆论传递明确信号：司法裁决并未使白宫失去贸易调控能力。同时，“普遍关税是一种地毯式谈判工具，迫使盟友与对手均回到谈判桌，将议题从法院裁定重新拉回到‘美国需要什么、对方能给什么’。”

中共官媒聚焦退税问题 分析指或“遥遥无期”

裁决之后，已有逾千起诉讼要求政府退还此前依据IEEPA征收的关税，涉及大量大型进口商。最高法院将退款问题交由下级法院裁定，留下长期法律争议空间。

针对央视等中国媒体关于“退还一半关税”的报道，黄大卫明确指出，法院裁决关税依狙剔效，不等于自动按比例退税。退税涉及适用范围界定、海关与财政部操作指引，以及进口商逐案申请与诉讼等复杂程序。从历史先例看，此类案件往往需要数年乃至更长时间才能得出结论。

中国供应链或面临更大重组压力

此次裁决与新关税组合对中国的影响，是分析人士关注的核心议题。

根据专家分析，中国商品原已面临较高关税。在美国新关税实施后，越南、印度、马来西亚等一些竞争国家商品适用统一税率，而中国商品仍叠加既有关税措施，整体税负仍高于部分亚洲国家。

杰森强调，供应链转移的真正驱动力不在于绝对税率，而在于竞争国家之间的相对差距。“当部分企业迁出中国，上下游配套企业将随之转移，进而提高中国本地企业成本，形成自我强化的产业外移循环。”

他警告，供应链迁移一旦越过临界点，将从“边际可行”转为“系统性加速”，对中国制造业基础惫成长期挑战。

在贸易策略层面，黄大卫认为，中国经济高度依赖出口与外需，就业与地方财政均与出口部门密切关联。若贸易冲突全面升级，将首先冲击中国自身经济稳定。因此，北京的行为逻辑更接近“可控、强硬”。

“川习会”前景与美中博弈走向受关注

据路透社此前援引白宫官员消息称，总统计划于3月访问中国，并与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举行会谈。分析人士认为，在关税法律框架发生变化背景下，此次会谈可能涉及新的贸易安排讨论。

黄大卫研判，此次会面更可能呈现为“交易谈判”性质，而非既有关系的延续或修复。对北京而言，当前窗口期在于美国程序化关税工具尚未完全落地之前，可利用采购承诺、稀土管控与投资许诺等作为谈判交换条件。

杰森则认为，中共对美贸易环境所面临的系统性压力，或将在未来数月内随着临时关税期限临近及相关调查推进而进一步显现。（相关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