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聿文 2026年02月21日



军队腐败，动摇的就是军委主席负责制这个“一人领导”的绝对体制。（资料照片／美联社）

张又侠和刘振立落马后，余波荡漾，各种说法和小道消息还在传播。在中共密室政治下，外界在一个相当长时间内，将无法得知他们落马的具体缘由。不过，这不妨碍我们把此案上升到结构层次，从结构的角度分析他们为什么会落马。

所谓的结构层次，是指被习近平拿下的解放军高级将领，不单单是他们二位，现役上将遭查处的就多达十几名。包括另一位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和另一位军委委员苗华。十八大以来，倒台的三个政治局委员和两个国务委员，只有一人是党的官员。无论从层级还是密度来看，解放军的反腐都要比党政系统来得更猛烈，习对他的将军们下手都要比党政官员更狠。这种“更狠”尤其表现在对解放军的最高指挥机构中央军委的系统性清理上。如今，中共20届军委只剩下习和去年四中全会被提拔的副主席张升民。

如果说，去年查处何、苗，尚可辩解为特例，此次张、刘落马，则印证了这并非特例，而是现行体制的某种必然现象。这也是此二人落马后受到的关注程度远超何、苗的原因。当某种现象似乎要“必然”出现，近似于一种规律，人们就要探究其何以如此，答案藏在军委主席负责制里。

为更好理解这点，先简述习近平政权的性质。在中国官场，很少有官员没有腐败嫌疑的，问题在于抓不抓。习的前任在反腐上之所以没采取雷厉风行的做法，并非他们不想反腐，关键是权力结构不同，习建立了一个仅次于毛的权力体制——至于他如何建立起这个体制，不是本文要讨论的问题。多数反对他的人喜欢用“极权主义”来描述他的政权性质，习政权当然带有极权政权的某些特征或现象，但我认为，它不是毛泽东或斯大林式的那类经典意义上的极权，后者有三个显著特征：有一套宏大的改造社会和人性的计划，群众动员是其基本表现形式；政治挂帅，私人生活全面政治化；在统治方式和手段上，秘密员警充当恐怖工具，对待反对者，未经必要和正当程式，可随意逮捕、处置或消灭。共产极权还有经济上的要素，即消灭私有制，全面公有化。

习对军队要比对党政要员严厉

习近平政权缺少那种以群众运动改造社会的持续动员，也缺少毛时代那种可以随时把政治高压转化为全民狂热的组织能力与精神结构。它有对社会的更细密控制、对官僚的更严密纪律化、对政策与舆论的更集中化调度，它当然也实行政治高压，钳制思想和言论，可充其量只能去改造党性，“纯洁”党风，而没有也无法改造人性。因此，我宁愿把它看作一个强化版的专制体制，是数位时代条件下对传统专制的技术与组织加固。

不过，习对军队的控制，要比对党政的控制，严厉得多。他在军队推行了一套更个人化和终局化的权力安排。原因在于，军队是一切政治安全的压舱石，是政权最重要也是最后的支柱，他在军队要追求“绝对控制”。可以说，在军队这个相对独立和封闭的体系里，他实行了近似极权的统治。这就是军委主席负责制。

表面上，军委主席负责制只是载入党章的领导体制和组织原则，但习近平把它提升为军队的最高政治制度和最高政治原则，成为在军队实行绝对控制的工具。它通过思想、组织、制度、程式与问责贯穿于军队的方方面面，把“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进一步个人化、具象化，最终落实为一种对军委主席个人的效忠体制——忠诚的终点不是抽象的党，而是主席；服从的终点不是集体决策，而是个人裁决；责任的终点不是“组织负责”，而是“主席负责”。在这种安排下，军委不再是一个集体领导机关去共同承担最终决断，更像一个把主席意志转化为军队行动的执行器。军委主席不只是军委的主持者，也在事实层面凌驾于军委之上。



张、刘落马非特例，而是现行体制的某种必然现象。（取自微博）

习的意图很圆满，但要在军队推行这种绝对领导体制，会遇到一个无法逃避的结构矛盾，即军委主席制在形式上要求一切指挥与管理都统一归于主席个人，可在现实中不可能由主席亲自完成。习没有时间、也没有经历、更谈不上在作战、训练、装备、战备等高度专业领域具备可替代的专业能力，去具体行使日常指挥与管理职责。他的角色更像最高决策者与最终裁决者。军队的日常运转则交由他信任的副手去完成，而军委副主席就是这种代理结构的核心节点。这使得军委主席负责制在现实层面必然转化为“军委副主席代理制”，也就是主席负责决策与裁决，副主席负责经办与落实。

问题就出在这里。习希望副主席只是经办人——执行和落实他的指令、规划和要求，成为一个能干的将军，却不僭越权力，形成一个围绕自己的中心。但这是一种对人性和组织规律的过度乐观。人不可能没有私利，组织更不可能不生成结构性权力。代理权一旦存在，就必然会被放大；资讯差一旦存在，就必然会被利用；专业优势一旦存在，就必然会外溢成解释权。所谓资讯差，不只是通常意义上的“上情下达”，还是一种对“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能做”的专业判断权。作为职业军人，当军委副主席既掌握通道，又掌握解释，久而久之就会出现截留，即选择性执行主席的命令，或对主席命令阳奉阴违——这并不意味着一定存心对抗，或通过自己的“专业判断”，有意引导决策和命令偏离主席原本的意图。

一旦出现次权力中心就是威胁

代理关系进一步固化，还会生长出人事网络这个更具决定性的东西。高级军官的任命当然专属于军委主席，然而，军委副主席一般也有推荐权和事实上的否决权，尤其在其分管领域。人事网络一旦形成，就会围绕着军委副主席生成一个次权力中心。军委主席负责制要求命令下行、资讯上行、忠诚指向都必须直达，一旦出现次权力中心，哪怕它没有公开的政治野心，表面上仍在高喊忠诚，主席也会本能地把它视为威胁，因为这意味着军权的运行不再是“主席—部队”的单向路，而是多了一条仲介路径；意味着主席看到的事实可能是被“过滤“的，命令执行可能是被专业“翻译”的，干部忠诚可能是先指向推荐者再指向主席的。就统治逻辑而言，绝对领导体制不能容忍这种情况。

因此，军队的反腐之所以不断向上推进，真正触发的往往不是“有人贪了多少”，而是军委主席可能觉察到这个通道已被代理人掌控，自己不能有效获取真实资讯，命令得不到彻底落实。从权力逻辑来说，在绝对领导体制下，权力中心只有一个，当代理人的次中心壮大到一定规模和程度，本身就会构成对唯一的权力中心的挑战。因此，当主席觉察到某个重大决策执行走样，或者资讯报送出现系统性失真，这足以让他认定通道出了问题。此时清除就不再是选择题，而是必然动作，剩下的只是什么时候抓、怎么抓、用什么名义抓。现实中最方便的名义当然是反腐，它是拆除次中心的合法性外衣，是把政治处置转化为纪律—司法处置的程式工具。

从这个角度看，张、刘以及何、苗案件，其意义不在于他们具体出了什么问题，而在于他们作为代理节点，在不同路径上更容易长出次中心，形成代理人危机。张作为军委第一副主席，在装备、训练、战备与改革这些专业领域拥有天然解释权，又能通过推荐权影响关键岗位，极易形成“专业—资源—人事”的闭环；何更贴近人事与纪律体系，容易在“忠诚—纪律—甄别”的工具链上形成独立运转。路径可以不同，核心是一致的：当代理人不再只是经办人，而在组织运行中变成必须被穿过的中心，军委主席负责制就会把它视为结构性威胁，并用反腐名义将其砸碎。

这也解释了何以军队反腐会比党政系统更尖锐，它动摇的是军委主席负责制这个“一人领导”的绝对体制。军队越被塑造成个人效忠体制，越依赖少数代理节点，代理节点越会因资讯差与专业优势生出次中心，次中心越会引发更严厉的清除。于是一个回圈就出现了：主席越集权，越依赖代理；越依赖代理，越担心代理；越担心代理，越清除代理；越清除代理，越难找到既能干又敢负责而且绝对安全的代理。故而，军队的政治安全在严厉反腐下，看似更牢，却可能因为真实资讯与真实能力的流失而变得更脆弱。

这便是军委主席负责制的结构性宿命：它以绝对领导为目标，却不得不借助代理人实现；它以代理人为工具，却必然把代理人逼成风险；它以反腐为清除手段，却会把系统推入不敢作为的僵化。习或是想通过清除他的将军们，尤其是军委的军头，打破这种宿命，重新完善其指挥体系：军委还在，但军头们被削权，他们不再充当习和和部队的中间环节，只向习提供情报和专业的咨询意见和建议，而不构成决策的一环。换言之，他也许要效仿毛，军队所有的决策和命令，只能出自他一人。

※作者邓聿文，为独立学者／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