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在潜意识里植入了一种羞耻感，仿佛你在北京写代码、在上海送外卖、在深圳搞直播，就不再是正宗的东北人了。

春节档之前上了两部东北文学改编的电影。

飞行家和我的朋友安德烈。

阵容详实，宣发也卖力，结果是票房和口碑都不灵。

找点原因，除了电影本身之外，在东北叙事里对贫穷、衰败和苦难的迷恋让人开始反胃了。

以双雪涛、班宇、郑执为主的东北籍作家作品被接连成功影视化，热钱迅速进入。

从文学到影视。东北文艺复兴被炒的很热。

在这种情绪下，那个有着早市夜市、有着直播网红、有着普通人喜怒哀乐的当下东北，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被精心修剪、被福尔马林浸泡过的文学标本。

现在的东北文学，正在陷入一种病态的怀旧。

这种怀旧，不是为了记录，而是为了表演。

故事永远停留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下岗、严寒、破败的厂房、沉默的父亲、离家出走的母亲。

这些元素被排列组合，像乐高积木一样，搭建起一个名为痛苦体验的游乐场。

没错，九十年代的阵痛是真实的。下岗潮是真实的。

但三十年过去了，东北的时间停止了吗？

没有。但在这些年轻作家的笔下，东北的时间必须停止。

写衰败的时代，比写个人经验来的简单，也来得过瘾。

只有停止在那个血淋淋的节点，才能满足关内读者对于他者的窥视欲。

读多了会发现，这是一种审美暴力。

把困顿和绝望美化了。

必须在冰天雪地里挣扎，必须在澡堂子里沉思，必须背负着杀人案或者被杀的命运。

好比你每天上班打卡吃盒饭。突然有一群人冲过来，说你的生活不对：“你不应该吃盒饭，应该坐在废弃的传送带上喝大绿棒子，眼神还要充满对工业时代的哀悼。”

这种刻板印象，在影视改编中被无限放大。

漫长的季节成功了，但它是克制的。

它的母题是个体在庞大的社会结构性暴力面前束手无策，找不到真正的元凶。



杀人回忆是，真探也是，暴力是表象，不是目的。

但是后来者信奉的是要快，怎么能快，模仿表象。

从此，色调必须是灰暗的，霓虹灯必须是暧昧的。雪，不再是天气现象，而是掩盖罪恶的道具。

满屏的皮帽子、大烟囱。东北没有夏天，没有绿树，没有高楼。

镜头扫过，全是荒蛮。

视听语言驯服观众，这里是文明的边缘，是暴力的温床。

只有一种对衰败的解法吗

贾樟柯拍眼里的山西，同样是衰落，同样是边缘，但关注的是当下。

拍县城里的迪厅，拍年轻人的无所事事，拍科技与传统的撕裂。那是活着的山西。

而现在的东北文学和影视，在制造一具尸体。

通过书写父辈的失败，来确立自己的文学合法性。

把东北变成了一座巨大的悲情主题乐园。

在这种苦难景观下，牺牲了最庞大的一群人。

那些已经离开东北，或者正在努力活在当下的东北人。

这些故事里，有一种古怪的返乡情节。

一个在南方大城市失意的中年人，被迫回到东北老家。

只有回到了那片冰天雪地，回到了澡堂子，他的人格才似乎变得完整。

这种叙事，是对所有在外打拼的东北人的背叛。

它在潜意识里植入了一种羞耻感，仿佛你在北京写代码、在上海送外卖、在深圳搞直播，就不再是正宗的东北人了。

仿佛只要你脱离了那个破败的语境，你就失去了被书写的资格。

不需要一个穿西装、喝咖啡、谈论AI的东北人。只需要一个穿着军大衣、喝着大绿棒子、满嘴脏话的文学傀儡。

因为前者太普通，太像活着的人，而后者够惨，够狠，够有张力。

这种刻板印象的杀伤力是巨大的。它让年轻一代的东北人，在面对自己的身份时，感到一种莫名的尴尬。

承认自己是东北人，似乎就等于承认自己来自一片蛮荒之地。

现在的影视改编，导演们恨不得给每一帧画面都加上灰蓝色的滤镜。

为了所谓的电影感，强行给东北人安置了一种俄式灵魂。

那种安德烈式的虚无，那种《飞行家》里的魔幻，根本不是东北人的生命体验。

东北人的生命力，不在于怎么颓废地死在雪地里，而在于怎么热气腾腾地活在泥坑里。

写在最后：

年关与友聚餐，友妻是东北人。

席间说到宋晓峰把东北地名编成歌，我的东北老家。

友妻今年不回东北，说到这里打趣道。

不回家的就不是东北人了

我听完落了一下，是啊。

真正的东北人，在四海为家。

不必表演乡愁才算没忘本。

承认当下的努力与挣扎，比煽情那张车票更重要。

在他乡也热气腾腾，才是真实的东北。

真实的东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