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西方如何反制中共“阳光下的认知战”

美国国务院2月10日向国会提交报告，认定两个美国左翼组织在美开展影响力活动，进行亲共宣传。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学者指出，这是中共以公开方式操控民主社会认知的“阳光下的认知战”，可以从三个方向反制。

美国务院：两大左翼组织在美进行亲共宣传

美国国务院2月10日向国会提交题为“应对外国信息操纵和干预”的报告，正式认定左翼组织“粉红代码”、“人民论坛”和“辛厄姆网络”（Singham Network）旗下关联团体在美开展影响力活动，并进行亲共宣传。

国务院指出，“粉红代码”号称反战，却经常兜售“中国（中共）不是我们的敌人”等亲共观点，同时它还鼓励美国公民到中国进行“红色”旅游。

国务院报告指出，总部位于纽约的“人民论坛”也公开赞颂中共革命，并将其作为美国革命左翼分子的潜在模式进行研究。

报告说，“国务院评估认为，中国（中共）、伊朗和俄罗斯积极利用官方媒体、代理人和数字平台散布宣传和谎言，破坏美国的信誉和政策，并扩大其影响力。”（延伸阅读：美认定“Code Pink”等掩护中共渗透美国）

美国副国务卿萨拉‧罗杰斯（Sarah Rogers）在提供给《纽约邮报》的一份声明中说：“像‘粉红代码’和‘人民论坛’这样的组织诋毁美国，粉饰马克思主义政权的暴力，并为中国（中共）提供掩护，同时还从与中国共产党有联系的捐助者网络获得大量资金。”

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网络安全与决策推演研究所副研究员谢沛学对大纪元表示，“粉红代码”等组织的此类行动，其核心逻辑是“让中共叙事以民间声音的形式进入美国社会”——以反战、社会正义等西方左翼主流话语方式，以本土非营利机构的身份运作，叙事方向却与中共官方立场斑度契合，从而有效规避公众对外国宣传的警惕。

他将“粉红代码”的行动模式定性为“在阳光下进行的认知战”，“这种透过民间组织进行的渗透，是在公开场合运作，目标是操控公众认知与政策方向。”

“粉红代码”等左翼组织对民主制度构成三重风险

谢沛学认为，这类影响力行动对民主制度构成三个层面的结构性风险：

风险一：扭曲公共讨论。当外国宣传被包装为“本国公民声音”时，民主社会赖以运作的公共辩论空间将受到实质性污染，公众对政策议题的判断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悄然引导。

风险二：加剧社会分裂。中共系统性地利用美国既有的种族矛盾、阶级对立与政治极化，借助相关组织在敏感议题上“煽风点火”，从内部消解社会凝聚力，使美国在对外政策上难以形成一致意志。

风险三：导致政策瘫痪。相关团体动员民意反对具有防御性质的对华政策时，可能造成政府决策迟缓甚至受阻。

谢沛学指出，这类行动惯于利用民主制度的开放性，“打着民主旗帜反民主”——借助言论自由与集会权利，在完全合法的框架内损害民主机制的正常运转。

背后金主曝光：一张连接19个左翼组织的资金网络

罗杰斯表示，对那些替美国敌手游说并试图削弱美国价值观的组织，国务院将公开这些组织背后的捐助者和非政府组织网络，并做到“完全透明”。

“粉红代码”与“人民论坛”与美国左派科技富豪罗一（Neville Roy Singham）有关联。罗一长居上海，其旗下“辛厄姆网络”由多个非营利组织、财政赞助商与另类媒体构成，覆盖全球的传播网络。

根据美国众议院监督与政府改革委员会2025年报告，与罗一相关的美国左翼组织多达19个，涵盖“社会主义与解放党”（PSL）、“ANSWER联盟”，以及“全国巴勒斯坦正义学生组织”（NSJP）、“巴勒斯坦青年运动”（PYM）等亲巴勒斯坦团体，横跨反战、社会正义、巴以冲突等多个议题领域。

罗一与“粉红代码”创办人朱迪‧埃文斯（Jodie Evans）在2017年结婚。

“人民论坛”执行董事桑托斯（Manolo De Los Santos）不仅频繁出现在中共官媒采访中，还曾在CGTN以“青年领军人物”身份赞扬中共发展模式，并在中国媒体“观察者网”撰文，期待中共在拉美社会主义进程中“发挥关键作用”。

专家：中共对各国渗透“早已存在”

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研究员沈明室告诉大纪元，中共对各国社会的渗透“早已存在”，只是近年来美国政府才逐渐强化审查与情报披露机制。

他强调，中共更倾向以“软性渗透”模式运作——通常以文化交流、访问合作为名，通过邀请对象访华或提供特殊待遇逐步建立关系网络，“不会一开始就收集机密情报，而是先以人际关系与价值观影响降低对方警觉性，再进一步行动”。

沈明室还提到，美国曾出现州长或国会议员身边人员与中方背景人士接触的案例，相关接触有时被用于探知政策动向或获取内部信息。

沈明室认为，民主国家在应对极权体制的渗透时，始终面临“敌暗我明”的不对等处境：一旦扩大监控与情报权限，便易遭到侵犯人权的质疑，陷入两难困境。

他还特别指出，中共许多新闻、文化或经贸机构人员具有情报背景，而美国商界与学界普遍缺乏对应的情报防范意识，使得相关渗透往往能以低成本、低风险方式长期持续运作。

沈明室认为，民主国家在应对极权体制的渗透时，始终面临“敌暗我明”的不对等处境：一旦扩大监控与情报权限，便易遭到侵犯人权的质疑，陷入两难困境。

他还特别指出，中共许多新闻、文化或经贸机构人员具有情报背景，而美国商界与学界普遍缺乏对应的情报防范意识，使得相关渗透往往能以低成本、低风险方式长期持续运作。

如何反制：透明度、执法与公民预警缺一不可

美国对中共影响力行动的应对，正从情报评估走向公开政策行动，已释放出加强应对的政策信号。

谢沛学就制度层面提出三个方向：一是加强非营利组织财务透明度，要求追溯至最终资金控制者；二是严格执行《外国代理人登记法》（FARA），强制明显服务于外国政府利益的组织进行注册，使其活动置于公众监督之下；三是推动跨部门协同应对，由司法、财政、外交与情报系统联合行动，并与盟友共享情报，切断影响力行动的资金链与指挥链。

沈明室则从社会层面提出两项优先事项：系统检视现行法律体系，评估其对渗透行为是否具备足够的处罚与制止能力；如有不足，应尽快推动立法补强。同时提升公众警觉，强调美国社会不应以单纯的开放心态看待与中共相关的交流活动，“必须意识到其背后往往带有明确政治意图”；一旦发现可疑活动，应及时向执法或情治单位通报。

两位学者的研判共同指向一个核心结论：对抗“阳光下的认知战”，不能仅靠情报机构的秘密应对，更需要民主社会以公开透明的方式系统性地强化制度韧性与公民意识。正如本次报告所展示的，将渗透网络曝光于公众视野之下，本身即是应对这一威胁的关键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