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岁那年，因为凑不出40块钱学费，潘艺虹的演员梦断在了啤酒厂的流水线上。她做梦也没想到，40年后，在郑州这个被戏称为“竖店”的短剧江湖里，她会以一种奇特而魔幻的方式接续上那个断裂的梦想。

在演了300个让观众恨得牙痒痒的“恶婆婆”之后，潘艺虹成为短剧界的“反派婆婆顶流”。她的戏路，可以在豪门主母与撒泼村妇之间切换。她以“干一行爱一行”，去适应这个看剧越来越追求“爽”的短剧时代。

这不仅仅是一个退休老人“再就业”的故事。在这个充斥着“玄幻、复仇与重生”的短剧江湖里，60岁的潘艺虹不仅幸存了下来，还成为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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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场办了10个小时还没结束的“婚礼”。

半夜11点多，郑州郊区一处偏僻的四层宴会厅，零下3度的冷风从大门缝隙里往里灌。在导演喊“开始”之前的几分钟里，现场呈现出一种疲惫的安静。

那些身穿礼服的“宾客”们，因为熬不住长时间的等待，正横七竖八地躺在地毯上睡成一片。就连坐在监视器后的一名工作人员也耗不住了，甚至能听到他间歇的鼾声。

“全场准备！3，2，1！”

指令响起，所有人从地上弹起，婚礼开始了：保镖们瞬间把腰杆挺直，戴上黑墨镜；宾客们举起红酒杯，三三两两地开始“交谈甚欢”。

这场戏的主角是60岁的潘艺虹。她脱掉厚重的羽绒服，露出里面那身标志性的豪门老太三件套：金手镯与玉手镯、长串珍珠项链、丝绒绣花旗袍。

她拄着拐杖，气场如推土机一般，快步走到一个正被羞辱的年轻女孩身前。

通常，在过去300多部短剧里，她接下来的动作和台词大概率是：抬手狠狠给女孩一巴掌，再大骂一句，然后女孩被扇飞在地，掩面哭泣。

今天，剧本反转了。

潘艺虹举起了拐杖，但这次打的不是女孩，而是自己的孙子。在这部新剧里，作为一位拥有百亿资产的家族最高掌权人，她伸出那只戴着珍珠戒指的手，一把将孙媳妇护在身后，然后猛地转身，指着面前那个低着头的孙子，爆发出一声怒喝：

“你这个孙子我可以不要，但她是我亲自挑选的孙媳妇！”

潘艺虹霸气外露，片场一下子安静了下来。这部集合了玄幻、重生、复仇、情感伦理要素的短剧，它的剧情设定是：男主出轨了一只猫妖，在婚礼现场让大师作法，让猫妖夺舍未婚妻。而潘艺虹这位豪门主母，必须在此刻站出来主持公道。

“卡！好！”导演挺满意。

作为名声在外的“竖店容嬷嬷”，这是她退休后数年的短剧演艺生涯中，为数不多的演好人的戏。她自己也感叹，演了几百部戏，扇了无数个巴掌，跪了无数次泥地，当了无数次势利眼、人贩子和偏心奶奶，“今天，终于演了一回好婆婆”。尽管这种“明事理”，是在一个连猫都能“出轨”的魔幻世界里。

如果此时有一个不明真相的旁观者闯入，看着这位老太太一脸正气地斥责孙子“不该出轨猫”，大概会觉得相当不可思议。但在如今的郑州“竖店”，每天都有类似的剧组在写字楼、样板间和荒地上像野草一样疯长，生产着这些看似离奇的“爽剧”。



潘艺虹在演拿拐杖打孙子的豪门老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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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把镜头拉远，你很难看到这位“竖店容嬷嬷”身处一个怎样狂野的江湖。

郑州的寒冬常带着股工业城市的硬冷。在过去，人们提起这座以人口驱动的加工型城市，常会联想到富士康之类的巨无霸工厂。现如今，郑州迎来了短剧的爆发，又有了“竖店”。

对比浙江横店的大规模的影视基地，“竖店”的生长要更加草莽和随性。这里什么都能拍。

在一处偏僻的产业园，积雪还没来得及被踩实，零下7度的冷风刮过这个有着镂空雕花围墙的中式院落。一辆手推车，两架补光灯，三台竖屏摄像机，就构成了一处临时片场。导演指挥着选景角度：

“来，咱们拍一个美国！用近景！别用全景！全景就穿帮了！”



郑州如今诞生了许多短剧影视基地。易方兴 摄

某种程度上，短剧的场景更加自由，也更加功利。以一个家族争斗的重生玄幻剧为例，但凡是在家里拍，场景基本上是固定的，只需要找一个看起来像是豪宅的空间就够了——大平层、大型开放式厨房、落地大灯、真皮大沙发（坐着可以不舒服，但一定要大），最好还有楼梯（证明这是大别墅），而在郑州如今生长出来的短剧影视基地里，这样的男总裁家或者女总裁家，几乎都是场景标配。

另一个高频使用的场景，便是医院。在郑州空港聚美竖屏电影基地，医院是被剧组订购最火爆的场景，要使用都得排队。医院具备天然的冲突要素——虚弱的病人，霸道的反派，救场的主角，生与死的拉锯。这一天，一部神医短剧也在这里开拍，几方势力围绕着病床产生了争夺，光听台词就几乎能预测到剧情走向，前一分钟还是傲慢的“我老公可是芜湖小霸王”，后一分钟就成了下跪求饶“薛神医，我有眼不识泰山”。

这里的片场正成为一个巨大的人力收容所。晚上8点，现场几十个人还没吃晚饭。等到饭终于送来的时候，所有人都涌向了地下二层的车库。那时候，身价“百亿”的霸道总裁、穿着真丝旗袍的“豪门奶奶”，以及穿着黑西装的保镖，都在地下车库里吃着同样的炒面。



短剧演员们在吃午餐，许多人都穿着西装。易方兴 摄

气温骤降，大家冷得只能不停跺脚。

在这个短剧演员生态里，群演处于最底层，但也有一套价值体系。

普通群演一天一百块，但“保镖”是高薪工种，因为有身高要求。那些身高1米8以上的“保镖专业户”每天可以拿到180块。他们要做的很简单：戴上墨镜，站得笔直。

其中一名“保镖”是当地职业艺术学院的在校大学生。“全员演戏”的氛围早已蔓延到校园，兼职拍短剧成了风气。入行很简单：只要守在微信群里，当有需求来时，发一张照片，报上身高年龄，只要群头看中，立马就能上岗。这名大学生介绍了几个同学进群，靠口口相传拉人，甚至，“就连我们的老师都在拍短剧”。

短剧的超长时间拍摄，产生了一种奇特的溢出效应，养活了产业链末梢的人。楼下的小卖部成了受益者，老板经常把场地以600块的价格租给剧组当拍摄地。与此同时，短剧剧组经常熬夜，小卖部也改成了24小时营业。

根据《中国日报》的报道，截至2025年底，820多家制作公司挤进了“竖店”，从业者有4.2万人。仅2025年一年，这里就上线了6500多部短剧，平均每天有近100个剧组同时开机，产量与西安并列全国第一。这股浪潮在一年内卷起了近40亿元的市场辨模，巨大的引力将无数渴望机会的人卷入其中。

退休后的潘艺虹，正好赶上了这波浪潮。如今她很有自信，“我什么样的都能演”。在红果短剧App里，她的粉丝有1.5万人，获赞近4000万次。



潘艺虹在雪地里拍戏。易方兴 摄

3

作为剧组里年纪最大的人，潘艺虹反倒总是精力最旺盛的那一个。她总是很忙，在各个片场里，她今天可以是“王翠花”，明天能是“孙丽霞”，后天可能又是某个连名字都没有的“恶毒村妇”。

在服装上，她也很敬业。由于经常要演富家老太太，她给自己准备了几十套行头，其中不少都是网上买的旗袍。她需要用旗袍的华丽，来刻画出一种短剧剧情里“看不起穷人”的傲慢。很多时候，只要穿上这身衣服，她就得把下巴抬高，用一种像是在看垃圾一样的眼神盯着对面的男演员——通常是被设定为“战神”或“隐形富豪”的男主角。

演一个势利眼的丈母娘时，她得指着别人的鼻子骂，把那种阶级视角中的“狗眼看人低”的劲头演到极致。观众爱看这个。而在短短几分钟后，很可能这个丈母娘就被“打脸”。那种反差越强烈，手机屏幕前的人就越爽。

如果说演阔太太还需要端着，那演农村恶婆婆就得彻底“放飞”。

在另一部戏里，为了阻止被拐女孩逃跑，潘艺虹饰演的老太太坐着儿子的车在山路上飙车，最后撞树，腿断了，只能流落街头要饭。

拍摄那天，潘艺虹真的就跪在郑州的一个地铁口。她头发蓬乱，脸上涂着“血”和灰，手里拿着个破碗，对着路人磕头。路过的市民不知道这是在拍戏，有人指指点点，有人一脸好奇。

“演坏蛋，也要走入坏蛋的内心。在这些人的逻辑里，她花钱买了媳妇，你要跑，她当然要拼命去抓。”

这种在“贵妇”与“乞丐”之间自如切换的能力，既是天赋，也靠后天的勤奋。它源于潘艺虹身上一种奇特的矛盾性。

一方面，她有着极强的自信。她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拍戏对我来说就跟喝凉水一样，拍哭戏也是马上就能哭出来，半分钟都出眼泪了，哭得满脸眼泪，我都没有滴过眼药水。”

但另一方面，她又承认自己“笨”。“笨鸟先飞。”她总是这么念叨，“你不知道年龄大了，脑子也记不住了，所以我必须提前去温习它。”

这种“喝凉水”般的自信与“笨鸟先飞”的觉悟，在她身上达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当年轻演员们在休息间隙刷手机、聊天和说笑时，她往往一个人读着剧本，在脑子里一遍遍过词。



潘艺虹在片场对着空气背台词。易方兴 摄

对演员来说，短剧是个极其需要情绪输出的行业。导演宗帅邦在影视行业已经干了十几年，最近这几年才开始拍短剧。他常出大爆款，也有一套“爆款经验”。他很清楚这个行业需要什么，“短剧逻辑最主要的，是你要知道观众要什么，观众现在一天那么累，不可能像看个电视剧那样，还要花30分钟在介绍人物，有些观众喜欢快速进入剧情，给到我想要的一些爽点，包括可能是霸气登场、霸气护妻，然后打小三……这种观众看到的比较能产生共鸣的一些东西，就是最重要的一个爆款元素。”

“形式一定要大于内容。”宗帅邦总结。在他的片场，一切都是为了让“观众看得爽”服务的。“要有无限的拉扯感和期待感。我知道你是一个企业老总，但是我要让观众从形式主义上，一眼就知道你是老总中的老总，让劳斯莱斯过来接你，让你住在顶级豪宅里边，而且从你一出场，就让观众明白这些，一目了然，不会有太多的铺垫，这样让观众有共鸣，觉得我也可以做成这样，如果有一天我要重生，我可能比他更厉害。”

某种程度上，潘艺虹已经做到了这一点。如今，在片场，她哪怕站在那儿，人们就能一眼认出——

那个恶婆婆来了。



反派的结局通常有很大反差。

4

潘艺虹名字里的“艺”和“虹”，是父亲对她的期待。

“我带着使命感的。”潘艺虹说，“第一，我确实爱好，因为这是我少女的梦想。第二个是因为我叫潘艺虹，文艺的艺，彩虹的虹，是父亲给我起的名字。他希望攀登艺术的彩虹。”

19岁那年，家里凑不出40块钱学费，大学的门关上了，啤酒厂的大门打开了。

从准大学生到流水线临时工，这种落差极易摧毁一个人的上进心，但父亲给她的教育是硬碰硬的：发高烧也不能请假，因为“岗位上不能没人”。这让她很早就明白，在这个世界上，要想被看见，“就得敬业，在岗位上发光发热”。

在企业工作40年，她好强，凡事都要争第一，奖状拿回来一堆，职称考到最高，从基层职员做到部门负责人。

2015年，她退休了。这一刻，对别人是放松，对她来说，却迎来一场精神危机。

“她不是一般的低落，是从生理到心理的巨大低落。”丈夫老乔看得最清楚。以前她是单位里那个被请示、被需要的人，手机24小时待命。退休那一刻，工作交接完，手机安静了，她却很恐慌。那意味着她变成了一个庸常的、没有产出的老太太。

“我这个事业，不是说是拍短剧了才开始搞了，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我不喜欢闲着，”潘艺虹解释道，“我觉得人要是闲在那儿，天天东家长西家短的，如果这样我就是浪费生命。”

短剧的出现，与其说是圆梦，不如说是填补了那个真空。

起初剧组找她演慈祥的奶奶，但导演们很快发现，潘艺虹有一种天然的霸气——那是40年工作生涯沉淀下来的、不怒自威的气场。这种气场在短剧里被转化为“恶婆婆”的狠厉。她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掌控局面、释放能量的场域。

在潘艺虹为了那个虚构的“豪门”拼命时，丈夫老乔是那个负责把她拉回地面的人。

老乔对妻子演的那些短剧没太大兴趣，他不看，因为他太了解真实的潘艺虹。剧里她演嫌贫爱富，动辄甩几百万支票，现实里他们只是平凡度日的夫妻。

老乔有段日子下岗了，一家生计全压在妻子身上。他拿着账本，精算着每一分钱，每天的生活费红线是10块，有时甚至压缩到6块。他记得那份苦，和那段相互扶持的时光。所以，当60岁的妻子如今为了拍戏连轴转、凌晨3点才回家时，老乔选择了支持。他承包了所有家务，接送孙子。他知道，拍戏是妻子对抗虚无的方式。

“既然她高兴，何必去阻止？说得通俗点，是为了家庭和谐。”这是老乔的生存智慧：年轻时她扛起了家庭的生计，年老时他扛起了家庭的琐碎，好让她继续去“追梦”。



表演需要投入极大情绪。

5

在郑州的短剧圈子里，潘艺虹连续拍过“二十五小时”。

她不太愿意跟别人提起这件事，但这最能反映出这个行业的现状。那天从凌晨5点开始化妆，一直拍到第二天早上6点才收工。整整一天一夜，中间没有睡觉，连轴转。

在那个让年轻人累得瘫倒在地的夜里，60岁的潘艺虹扛了下来。作为高级经济师，她很理解这个行业的逻辑——成本。

“为什么要拍到天亮？”潘艺虹心里这笔账算得很清楚，“因为场地是租的。今天租了这个宴会厅，花了钱，明天就去别的地方了。如果今天这几十场戏拍不完，钱就白花了。”

在她和导演的理解里，短剧也与流水线上的产品很相似，需要高效产出，极其追求效率。

去年冬天拍《卖瓜风波》，潘艺虹演一个撒泼农妇。外景地是冻得硬邦邦的泥土，而她有滑膜炎和半月板撕裂。

“导演，能不能不打滚？”她试探着问。

“潘老师，跪下打滚效果好。”导演的回复没有商量余地。

那一刻，潘艺虹没有二话，“扑通”一声跪在冻土上，开始翻滚、嚎叫。寒气钻进骨缝，泥土沾满头发。

她心中想的还是那个理念，“干一行爱一行”。“为艺术献身，很值得。”这也是一个拒绝被时代淘汰的退休老人的倔强。

这种投入，让她塑造的角色彻底“火”了一把。

有一次她坐飞机，戴着口罩坐在座位上。空姐走过来做安全检查，盯着她看了半天，突然小心翼翼地问：“阿姨，你是不是演短剧的那个……那个坏婆婆？”

潘艺虹把口罩往下一拉：“是我。”

空姐拉着她要合影：“哎呀，我看剧的时候可恨你了，没想到你本人这么平易近人。”

还有一次在高铁站，她差点吓了一跳。一个男粉丝在厕所门口把她拦住了。“你是不是那个恶婆婆？”大哥一脸激动，“我跟你说，我看了你的剧，我都想『呼』死你！”

听到这些，潘艺虹不因为演坏人内耗，她反倒觉得那是对一名演员的褒奖。

火了之后，有朋友看了她演的短剧，给她打电话说：“你咋老把人演得恁坏。”她回答得挺幽默：“什么叫我演个坏人，我就是『坏人』。”



许多反派老人，从造型上都能一眼看出来是坏人。

潘艺虹也思考过，为什么短剧这么需要一个“坏人”老太太？

“年轻演员演不出来那种封建思想。”潘艺虹分析说，“像重男轻女、贪财、要彩礼，甚至给儿媳妇下跪『逼宫』，这些东西，没经历过风雨的小年轻演不像。只有我们这把年纪的人，才能把那种『旧社会的坏』演得让人信服。”

她知道观众有多“恨”她，更知道这种“恨”意味着什么。“现在的年轻人压力太大了，”她说，“他们看短剧就是为了释放。看坏人折磨好人，然后坏人被打脸。我演得越坏，他们骂得越狠，心里就越舒坦。”

这是一种奇妙的供需关系。

2025年年末，潘艺虹受邀赴北京，站上2025微博视界大会的领奖台，荣获了“金叶荣耀奖”。

“当演员的确是我的目的，但没想到我还会在这上面获奖，这个是天方夜谭。”潘艺虹说。

颁奖大会之后，潘艺虹来到父亲的墓前，把在短剧颁奖礼上的获奖感言，又念了一遍。父亲的期待，名字的寄托，自己的梦想，在这一瞬间成为闭环。

所以，即使膝盖疼得要命，即使在地下车库吃炒面，即使有时候拍戏只能睡两个小时，潘艺虹依然觉得值。在这个充斥着玄幻、复仇、穿越、重生的片场里，她不仅仅是在打发时间，她是在见证这个时代最热闹、最魔幻的一场演出。

并且，她是赢家。

凌晨2点，郑州街头的人流散去。潘艺虹推门回家，卸了妆，换下那身旗袍。桌上放着一杯温水，是丈夫老乔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