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妻返乡种地七年，又回到城市

2017年，24岁的缪睫结婚，从城市回到农村。她“逃离”的理由并不清晰。她与原生家庭疏离，大学期间的某个农历新年还是跟朋友在寺庙度过的。毕业后，她先是在江西吉安的一所村小做摄影老师，其后成为一间公益机构的翻译。朋友相继离开城市，她开始困惑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同时对一些人事上的虚伪感到厌烦。

“雨后大地”六年的变化 图/受访者提供

缪睫的丈夫钟敏返乡时同样没那么笃定。2013年，从城市返回江西农村时，30岁的钟敏的心态是“试一试”。从计算机中专毕业后，他先后在赣州、广州、武汉等地工作多年。最后一年在武汉时，他负责的项目受行情影响，工作节奏骤然放缓。白天在公司，他对着电脑看与种地有关的纪录片，研究朴门这一种植方法，晚上回家再做兼职。这种生活状态说不上厌恶，但也毫无惊喜。日子持续了大半年后，他做好粗略的“五年计划”和头几年没有收入的心理准备，辞了职。

缪睫与钟敏相识于朋友的婚礼。那是2016年，彼时钟敏已返乡三年，在距他自小长大的赣南村子20公里外的山上租了一块地，取名“雨后大地”。后来，缪睫多次到访“雨后大地”，被钟敏的赤诚打动，她在那里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清爽”和“平静”。

栖居山林，吃新鲜的有机食物，住在钟敏建造的房子里……尽管“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但她想试试。

起初这是年轻人返乡种地的故事。他们与不断侵扰的病虫害斗争，坚持无农药的多样化种植方式，种过脐橙、石榴、无花果豆角、萝卜、姜芋等蔬果，失败，就推倒重来，靠“雨后大地”自给自足。但故事渐渐长出了新的枝桠。随着缪睫成为母亲、开始写作，对自我的认识更深，她决定下山，与钟敏分开。2024年，七年农场生活结束，缪睫的非虚构作品《雨后大地》也落笔于此。

《雨后大地》于2025年出版。挖掘这一选题的文学经纪人毛晓秋说，这本书“其实是在写十年间的人生经历与选择”，其中既有一个女性的成长和出走，也记录了一段关系的破碎。

2018年，缪睫在小屋后院锄地 图/受访者提供

土地给予我们的

受邀探访钟敏的小屋时，眼前的一切都让缪睫感到新奇。这座占地30平方米的阁楼位于江西龙南的一座山上，从设计、挖地基，到砌墙、浇筑屋顶，钟敏花了一年建造它。

小屋的后院是菜地。得知缪睫吃素，钟敏从地里摘了几根锃亮的茄子、一把翠绿的空心菜，还有青椒。离开龙南后，她开始把自己做的菜发给钟敏，后者也会教她如何搭配食材和做菜。

那段时间，食物正是缪睫想探索的议题之一，也是她任职的公益机构所关切的内容。通过翻译相关研究，她逐渐了解到工业化养殖方式对动物的伤害，觉得“无法面对”，开始吃素。

回到城市，看着超市里颜色亮丽的蔬菜，“它们并不难吃，但也算不上多么好吃。”她常常回想起龙南山上那顿简单的饭菜，“不花哨，却有滋有味。”她后来数次重返龙南，参观钟敏的农场。“与一众果园不同，那里杂草丛生，杂树遍布。”

龙南是脐橙的产地。2014年，钟敏接手农场时，十亩地里六百多棵脐橙树一览无遗。但这与他理想中的农场大相径庭。他一直记得最后一年工作时看过的纪录片《食材花园》，被其中“朴门永续设计”的理念吸引，开始着手改造农场。

朴门是一种以生态系统为参照的农业和生活设计方法，强调顺应地形、气候和物种关系，尽量减少人为干预和外部投入，让土地形成可以长期自我维持的系统。在钟敏的实践中，那块土地虽然不适合种水稻，却可以生长各式各样的蔬菜瓜果。石榴树、桃树、樱桃树、李树，以及杉树、松树等，渐渐出现在农场。而无论种什么，他都不打化学农药、不施化肥。

“他有思考，也有自己的标准，做的事并非随波逐流。”在缪睫看来，钟敏做的事有创造力。她同样渴望如此。读大学时，戏剧课老师布置作业，“讲解一个自己喜欢的绘画流派”，班上大多数同学按部就班完成，但她觉得没意思，思考再三，决定跳出既定范畴，做了一次“从中世纪绘画流派到现当代摄影”的梳理汇报，最终拿到那堂课的最高分。

2017年，两人结婚，缪睫搬到山上。此后几年，她从都市女孩变成“乡间农妇”。他们一同住在30平米的小屋里，与土地和野生动物为伴，饮食多就地取材。

农场生活有欢欣，也有沮丧。最先让缪睫不适应的，是食材的有限性。尽管农场采取多样化的种植方式，但当季能种出来的食材不多，“几个月也就那么几种蔬菜——夏天茄子、辣椒，冬天萝卜、青菜。”当地镇上的集市售卖的蔬菜多半也是如此，而下山进城到超市买菜又不方便。这对坚持吃素的她来说是不小的挑战。

还有潮气。每逢雨季来临，缪睫觉得“整个房间都弥漫着水汽味和霉味，被子能拧出水来”。霉菌最先侵蚀木制品，木勺、木筷的霉点还没处理干净，家具又开始发霉。潮气严重时，“就连瓷器、铁器和不锈钢制品都会发霉”。擦干净没几天，它们又会长出新的霉斑。

因大雨停电也是常有的事。这种时候，他们只能一边等待，一边生火做饭。农场生活的七年间，“经历过异常的暖冬、罕见的霜冻，洪涝将城市淹了三次。2019年的雨季更是持续了近半年。”

在山上，面对自然，缪睫常常感到徒劳无功。

收获山脚下的芭蕉，再背到山上小屋，“特别沉” 图/受访者提供

因为不打农药，农场时不时遭遇病虫害的侵袭。钟敏和缪睫一同抓过金龟子、柑橘潜叶甲等害虫，逐渐习惯了与它们共处，并用捕获的虫体堆肥。最棘手的是黄龙病。农场起步的那几年，正值黄龙病在赣州大面积暴发，钟敏亲手砍倒了600棵染病的果树。直到2017年，他才重新种下一百多棵脐橙树苗。2022年，黄龙病再次侵袭农场，“如果不使用化学农药，很难防治。”他们别无选择，只能再次砍倒。

除了病虫害，野生动物也会时不时到访。白蚁尚在他们可应对的范围之内。一旦遭遇野猪，地里的收成便很难指望。当地不少农户会设置陷阱捕获野猪，他们始终没有这么做。

多年前，毛晓秋读到一本日本农夫写的《这辈子，总要当一次傻瓜》。书中，作者木村秋则返回故乡后，潜心钻研苹果的栽培，经历近10年的“颗粒无收”，最终种出完全不施农药和化肥的苹果。

听说缪睫和钟敏的经历时，毛晓秋一度以为，这是一个中国版的“傻瓜农夫”的故事。但“雨后大地”始终没能实现稳定量产。即使是农场收成最好的脐橙，由于黄龙病的反复侵扰，“收入最高的一年也不到10万元。”钟敏说。

陆续有朋友劝钟敏换个地方种地，“这里的基础条件太差了。”但他觉得，即使换一块土地，也会有别的问题。

他无法确切说出自己种地的理由，总说“不过是一种选择”。2018年，父亲意外出车祸，他不得不抽身出来，“走亲戚、维护关系、求人办事”，“这些我非常不擅长。”跟土地打交道免去了这些与人相关的消耗。“没有期待，”他说，“我知道会有一个很好的结果等着我。”

《雨后大地》

关系的分岔

农事繁忙且辛劳。大多数时候，钟敏在田间地头忙碌，缪睫则在一旁“辅助”。几年下来，她的皮肤晒得黝黑，手指愈发粗大，身心却变得更有韧性。

发生在缪睫身上的另一变化是，她开始吃荤。

观念的松动源自她养的鸭子意外溺亡。她哭得格外伤心，目睹这一切的朋友不解：“一只鸭子死了，哭得这么伤心？”她答不上来。其后几个月里，她开始重新思考自己与食物的关系。那阵子她还在读中医李辛的《精神健康讲记》，对书中提出的“食物反映内在偏性”的说法笃信不疑——“在不适合素食的地方或者体质不宜的情况下也要吃素，是一种执念。”

几年后，回看这段经历，她认为吃素包含着某种极高的道德要求：既是对自我的约束，也暗含着一种道德优越感。而她对动物的关怀，更多停留在理论层面。鸭子的死亡撬动了她情感的开关，她意识到，自己“与千千万万的动物并未真正发生联结”，那是一种靠头脑想象出来的“虚伪的共情”。

有一阵子，缪睫曾与当地农户合作养猪（半野生） 图/受访者提供

结婚头两年，缪睫仍在线上远程处理编辑和翻译工作，后来她怀孕、生育，工作逐渐中断。2021年年初，女儿小碗降生。山上蚊虫多，缪睫常常追在小碗身后打蚊子，女儿还是免不了被叮得浑身是包。她向钟敏抱怨，对方只是淡淡地说：“咬一咬没事的。”

成为母亲后，缪睫看到了更多自己与伴侣之间的差异。小碗一岁多时，新冠疫情仍在肆虐。一次，缪睫带着小碗到隔壁奶奶家串门，钟敏知道后，坚持要她回公婆家自我隔离，“但不包括小碗”。她不认同钟敏对风险的判断和控制方式，却无力反抗。那天是除夕前夜，她气鼓鼓地独自下山走去公婆家。

现实层面的压力悄然累积。农场的收入并不稳定，经常有半年处于几乎毫无产出和收入的阶段，尽管两人的物欲都不高，但这还是让身为母亲的缪睫非常不安，她渴望工作——一费倘定、可预期的收入来源，更多人与人的联结。

更深的分歧源自两人对孩子的教育和未来生活地的规划。缪睫希望小碗以后离开农场，到城市接受教育。钟敏却认为，“学校教育不是最主要的，家庭教育才是。”钟敏曾说，小碗长大了就到镇上或县城里读书，而这点“完全超出了”缪睫的接受范围。

小碗两岁多时，缪睫带着她到镇上赶集。看到同龄的孩子，小碗便“挪不动了”。“她已经显露出想跟同龄伙伴一起玩的兴趣，而且我们也需要从育儿劳动中解放出来。”缪睫想过独自下山找工作、夫妻分居两地的方案，被钟敏否定，他认为这是“向外求”。两人数次讨论下山的问题，始终以一方不情愿、另一方无可奈何告终。

钟敏察觉到了缪睫身上的变化。比如她的兴趣爱好一直在变，两人初识时，她对做饭产生兴趣；后来又热衷于学习中医；再后来，开始系统接触华德福教育和生命传记相关的课程。在钟敏看来，两人最大的不同在于，“我一直在做一件事，她尝试了很多事。”

两人聊到下山后的责任分配和花销时，钟敏希望由缪睫主导，但对方无法按他的期待给出明晰的方案。有时争执得凶，正在做饭的缪睫气得放下锅铲转身离开——这让钟敏觉得她无法承担责任。

争吵中，缪睫常常感到喘不过气。在山上，除了钟敏，她交流最多的人是钟敏的表妹。她曾向钟敏抱怨自己找不到说话的人，对方说：“龙南住了60万人，你都找不到一个跟你聊得来的？”

2023年夏天，《雨后大地》签订正式合同前，毛晓秋第一次在上海见到缪睫。那天她穿了一条牛仔裤，齐锁骨长的头发规整地散落在肩上，“看起来非常文艺。”两人聊山上的日子，还有家庭生活。缪睫的表达欲格外旺盛。毛晓秋当时隐隐觉得，“她肯定是要下山了。”半年后，陪小碗过完三岁生日，缪睫独自下山。

这个决定并非一时冲动。成为父母前，两人的分歧已经初露端倪。2018年，缪睫接到一个翻译工作，准备下山。钟敏也想跟着去，她不同意。两人一度僵持，最终各退一步，选定某个折中地当作散心。之后，缪睫继续出差，钟敏返回山上。

在他们生活的龙南，两人曾是许多外人看来很恩爱的夫妻。他们在镇上散步会手牵手，缪睫肩膀酸了，钟敏会帮她捶肩。朋友聚会时，钟敏总是带着缪睫一同出席。缪睫觉得，这些都是当地女人少有的经历。

很长一段时间里，缪睫想努力经营好这段关系。直到争执愈发频密，她意识到，自己“吵架了也无处可去”。“许多女人上班、忙于家务，吵架了也还是会跟丈夫在一起，我很难去契合这种共性。”

缪睫在山下钟敏父母家附近的田里割稻子 图/受访者提供

出走之后

《雨后大地》写了两年。最初，这本书由两人共同执笔，写着写着愈发像一本生态农业书。他们与毛晓秋几番沟通后，决定由缪睫主笔。

2023年夏天，缪睫一度写不下去，头脑被离婚的念头占据，“很难静下来。”下山后，她花了很多时间独处，试着疗愈自己。她读与离婚有关的书，鼓起勇气重新打开文档，“也算是梳理和复盘。”那段时间，她借住在天津朋友家，做英语家教，后来搬到北京。很久没跟小碗联络，只要身边朋友提起孩子，她就忍不住落泪。

一向睡眠很好的她开始频繁失眠。睡不着的时候，“脑子一直在转”。7月生日那天，她什么都没做，哭了一下午，仿佛要把心里的委屈都倒空。她想起小时候自己这样哭，总被母亲说是“惺惺作态”。

母亲得知她离婚后，并未多说什么，“她觉得我是‘下嫁’，还挺支持（离婚）的。”梳理情绪的过程中，她开始做心理咨询，与咨询师一起回溯童年的经历，渐渐意识到，八年前走进山里，或许也跟她与父母的关系有关。

她成长于一个离异家庭，自小苞父亲生活，而父亲常常忽视她提出的各种需求。很长一段时间里，母亲是她重要的精神支柱。

“这些经历形成了我的一些性格特质：渴望未知的事物，逃离俗世的虚假。我其实从小到大没感受过什么是好的关系。”自我复盘时，她觉得与小碗的关系是“美好的”，但那是靠着极强的意志和自我要求维系的，“我并不是一个充满幸福的人。”

回到大城市后，她将对食物的关照放在了个人生活的次要位置。排在前面的，是自我疗愈，以及赚钱——为小碗攒教育经费。在工作之外，她不知道如何与人相处，说错话是常有的事。与钟敏一样，她觉得自己“不会来事”。

她记得一次房东突然到访的情景，看着室友与房东之间热络寒暄，她无措地站在一旁。也是在跟室友的相处中，她意识到自己个性中有非常理想化的一面。

刚认识缪睫时，毛晓秋就捕捉到了这点，“她在精神上可以冒险，但对物质生活中的风险和现实计算并不敏感，比较随遇而安。”两人曾聊起下山后的生活，毛晓秋提醒她：“重新找地、租房子、孩子上学都需要钱，能挣到多少钱，得先算清楚。”

令毛晓秋欣喜的是，下山近两年，缪睫的职业发展还算顺遂，小碗也顺利入学了。

缪睫 图/受访者提供

2025年1月，距缪睫下山一年后，钟敏告别父母，带着小碗离开了农场。他们辗转西安、黄山，最终落脚在杭州。夏天，缪睫从北京搬到杭州，与钟敏在新城市共同抚养小碗。

如果不是缪睫的离开，钟敏笃定自己会一直待在山上。2025年12月中旬，我们见到钟敏时，他穿着红色冲锋衣、牛仔裤，正忙着在良渚的一块田里堆肥。一个多月前，他找到这块土地，租了下来，打算在这里开启新的“食材花园”项目。说起这些，他显得野心勃勃。

距这块地不远的一栋民宅也被他租下，缪睫搬来同住。现在，两人既是分担房租的室友，也是小碗的共同抚养人。

他仍记得缪睫离开那天自己的恐惧，与小时候春节假期结束、父母南下打工时他的感受如出一辙。过去一年，除了种地，他还想通了一件事：造成今天的局面，既不是自己的问题，也不是她的。“没有对与错，是这两个系统没办法兼容。”

不久前的一个早上，两人拥抱了一下。缪睫背过身去擦眼泪，不清楚钟敏有没有看见。“他很不容易，这一切都很不容易。”那一刻，她开始与过去和解，很快又开始怀疑，“可能只是我一厢情愿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