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2.0时代，全球极右翼为何集体“暴走”？

如果说过去十年，“右翼崛起”还常被描述为一种选举周期中的情绪波动、文化反弹或民粹插曲，那么进入 2025 年，这种解释已经明显不够用了。我们正在目睹的，不只是右翼政党在更多国家赢得选举，或激进言辞在公共空间中的扩散，而是一种更深层的转变：右翼政治正在从“反对力量”走向“治理逻辑”，从动员叙事走向制度化实践。

在多个地区，右翼不再满足于作为既有体制内的“纠偏者”或“破坏者”，而是通过行政命令、预算冻结、机构重组、安全话语与紧急状态叙事，开始系统性地重塑国家机器本身；将原本依赖程序、制衡与技术官僚中立性的治理结构，重新锚定在敌我区分、忠诚排序与高度集权的权力逻辑之上， “非常时代”的叙事则为非常手段提供了持续正当性。

2025 年的右翼政治因此呈现出几个耐人寻味的共同特征：

它往往以“效率”“秩序”“安全”为名，主动削弱现有的政治制度，将失序视为证明“旧制度失败”的证据；

它倾向于将社会问题解释为道德问题与身费淌题，从而为排他性的政策提供情感动员；

它通过牺牲、受害与神圣化叙事，维系政治忠诚。

正因如此，单纯以“保守—进步”，“左—右”的传统光谱来理解当下局势，越来越容易失真。“右翼”在今天更像是一种政治联盟的构造方式：围绕共同体边界展开动员，通过秩序与安全为权力集中辩护，在全球化与战争压力下强调主权回收与风险压缩。在这一过程中，尊重程序、重视制衡的传统保守主义右翼，正在被更激进、更愿意以敌我政治维系统治的力量所取代。

与此同时，这种转变并非孤立发生。自俄乌战争爆发、巴以冲突长期化以来，战争不再只是遥远的地缘政治事件，而是以能源、粮食、难民、安全与军备的形式，持续侵入各国的国内政治。在这样的世界里，右翼的世界观不再只是意识形态立场，而被包装成一种“清醒”“务实”“生存导向”的选择。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本文将从 2025 年各主要地区右翼政治的具体动向入手，考察它们如何在不同制度与历史语境中走向行政化、联盟化与神话化；并进一步追问：当我们在谈论“右翼”的时候，我们究竟在谈论什么？是价值立场的转向，还是治理模式的重组？是短期政治动员，还是一个在不稳定世界中不断自我强化的时代结构？——或许，理解这一点，或许比判断右翼“是否崛起”本身，更为紧迫。

一、2025年各地区右翼政治的主要动向盘点

2025年美国右翼一个显著的特征，便是“文化战”从竞选口号被推进到行政命令、机构重组与政策执行层。这其中最明显的案例便是川普政府在上任初期，即以行政命令方式对政府体系中的DEI项目进行清理与限制。最典型的例子便是曾由马斯克主导的，以“重塑国家机器”之名所发动的政府效率部改革（DOGE）。

这场以“效率”之名发动的行政清洗，其实质是对联邦行政国家的根本挑战，试图通过切断预算与冻结合约等行政性手段，瓦解联邦治理架构，通过削弱公共部门和社会保障体系来巩固川普的权威：政府功能的瘫痪与混乱并非管理失误，而是进一步论证了他“政府越大越无能，政府本身就是问题”的论点。

为了继续论证这一观点，川普用【争夺美联储、放任政府停摆】的手段直接打破了技术官僚体系的中立表象，其核心团队采取的预算冻结、机构撤并与等行政手段，严重挑战了政府治理对效率、稳定、风险可控的技术性追求（参考笔者前期文章“谁听话我就用谁”：从罢免库克，看懂川普为何必须拿下美联储，从预算僵局到治理武器：美国政府停摆的政治化转型，从预算僵局到治理武器：美国政府停摆的政治化转型（下篇））。这也对拉丁美洲的右翼政治，尤其是以休克疗法闻名的阿根廷米莱政府，产生了深远影响。

但是，川普的MAGA帝国并非铁板一块。其主要构成——“右翼军工复合体联盟”，是一个由军工、科技、能源、极右翼民粹主义者和国家安全官僚组成的复杂生态。这一联盟表面上团结，实则内部存在深刻矛盾。今年7月份，马斯克与川普的决裂，以及其成立“美国党”（The American Party）的投机性行为，正好揭示了这个联盟的结构性脆弱与分裂风险（参考笔者之前的文章裂解的右翼联盟：从MAGA到“美国党”的权力重构）。



2025年3月14日，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在前往佛罗里达州南部、位于马阿拉歌（Mar-a-Lago）的住所途中离开白宫前，与埃隆·马斯克（右）交谈。（资料照片：法新社／Roberto Schmidt）

在这样民主制度被挑战的背景下，政治所基于的程序性共识也被打破，因此，牺牲、受害与烈士化成为了维系MAGA运动神圣性与延续性的叙事。2024年7月，川普险些遇刺；2025年9月10日，著名美国保守派政治网红、31岁的查理·柯克在演讲时被刺杀后，又被保守势力奉为牺牲的圣人（参考笔者之前的文章从制度之争到暗杀：川普的舞弊叙事如何重塑美国政治）。

无独有偶，在“移民/难民”、“多元化议题”、“跨性别议题”、 “犯罪与社会失序”等主题，在美国被行政化后，成为欧洲诸国更容易引用的“成功模板”。欧盟成员国通过游说集团与国家政府参与，把这些议题转成与欧盟进行政策谈判筹码。自2024欧洲议会选举后，极右力量在欧洲理事会、欧盟理事会与欧洲议会层面的影响都在上升，并且在欧洲议会形成组织化（参考笔者之前的文章十字路口的德意志：保守派回归与极右翼崛起，德美欧将走向何方？）。

在已经脱欧，但又和美国有着相比于欧盟更为密切关系的英国，右翼空间被英国改革党（Reform UK）重新切割。甚至，“谁代表右翼”都变成了一个极具争议性的问题。多家媒体与民调显示，英国改革党（Reform UK）在民意与组织动员上的优势持续上升，并对右派保守党，乃至左派工党构成来自右侧的全面挤压。以移民议题为例，英国改革党正在掏空保守党右派的议题领地（英国移民庇护制度与永居制度全面收紧：在新全球时代，华人该如何重新理解“移民”与“流动性”？），相较于保守党更开放、更同情难民、更重视人道原则形象的工党，在 2025 年11月出台《移民白皮书》，选择在移民问题上走向强硬反转。

在美国与西欧激起大量民粹愤怒的移民议题，在其他国家并不是主要关切。这意味着这里的右翼领导人必须诉诸其他焦点来积累大众支持。

例如，在日本，高市早苗被视为日本政坛中立场鲜明的右翼（保守强硬派）人物之一。她长期主张强化国家安全政策、提升自卫队地位，并在历史与价值观问题上持较为强硬的民族主义立场。高市的上台是日本长期执政的自民党内部保守路线延续的结果。在少子老龄化、地区安全压力上升以及对中国、朝鲜政策趋于强硬的背景下，右翼政治人物更容易获得部分选民与党内势力的支持。这种趋势可能推动日本在防务预算、军事正常化以及对外战略上采取包积极的姿态。

在对外关系层面，日本政治走向与美国存在潜在且深刻的关联。美国一直是日本最重要的安全盟友，美日同盟构成日本国家安全的核心框架。高市早苗一贯强调强化美日同盟、在印太战略中与美国保持高度协同，这与美国在亚太地区制衡其他大国影响力的战略目标高度契合。



川普总统周二在日本横须贺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一同登上“乔治·华盛顿”号航空母舰，向美军部队发表演讲。 Haiyun Jiang/纽约时报

类似地，以色列右翼的核心不是“税率高低”，而是“国家—宗教—领土”的概念一体化。在以色列语境下，“右翼”常常与国家安全、宗教-民族神圣、领土-定居点政策深度绑定。

在其他经济欠发达的全球南方国家，右翼政治则更以与民粹政治深度捆绑的形象出现。这一绑定主要体现在政治制度与选民之间的脱节。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之一便是政客与选民在教育程度与收入水平上的差距，以及严重的系统性腐败。

例如，菲律宾在全球腐败感知调查中也长期排名靠后。该国拥有亚洲最高的所得税税率之一，但社会服务与医疗体系却差强人意。在不受欢迎的政治精英背景下，民粹主义者往往通过在言辞上把自己塑造成“体制外的局外人”而获得权力通道，帮助他们建立起“非正统改革者”的形象：声称能够推翻腐败的寡头政治，为公众的愿望发声。



2025年7月22日（周二），在华盛顿白宫，川普总统迎接到访的菲律宾总统费迪南德·马科斯二世。美联社照片／Alex Brandon

在印度语境下，“右翼”往往与印度教民族主义（Hindutva）、国家安全、边界与反恐绑定。随着印度裔移民在英美加等国的影响力扩大，以及印度教中心主义政治运动对于印度裔移民潮的倒逼作用，也让这一议题在西方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关注。



图注：图中，从左到右为1. 现任土耳其共和国总统兼执政党正义与发展党（AKP）主席埃尔多安，2. 印度总理莫迪，3. 川普，4.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现任阿根廷总统米莱，5. 意大利部长会议主席（政府总理）梅洛尼（被广泛视为当代欧洲最具代表性的女性右翼民族主义领导人）。

结合左翼与右翼政治光谱的四个维度对比（见下图），美国右翼常以文化战、宗教保守、反DEI/反“觉醒”、强边境与行政国家重塑来标识，欧洲右翼则更常围绕移民/庇护、欧盟主权、民族认同与安全国家，经济上可能混合保护主义与福利排他（“给本国人福利”）。

在以上案例中，经济未必是民粹主义的第一解释变量。很多人把“右翼=经济右”，但在2025的现实里，跨国联动最强的往往是国家主权叙事，文化叙事和体制叙事，经济方面反而更分裂：比如阿根廷米莱式的市场激进主义和欧洲一些右翼的福利沙文主义（强调保障本国人的福利待遇，作为反移民的论据）便有较大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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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作者用AI工具生成

二、右翼政治的“弥散气象”：跨国联动背后的产业链

上文这些看似分散、各具本土色彩的右翼政治实践，为什么会在相近时间内，呈现出高度相似的风格？强调主权、反全球主义的右翼政治，为何在实践中展现出高度的跨国同步性？

首先，这是因为右翼政治嵌入在一套跨国流动、彼此勾连的“政治—经济—舆论”的产业链之内。在 2025 年的语境下，右翼政治已很难被理解为单一的意识形态选择，它更像是一种围绕风险、冲突与不稳定性展开的政治回应。风险本身，就是产业链得以运转的燃料。

这一产业链包含了以下几个核心要素。

第一便是能源产业：战争、制裁与地缘紧张使能源安全成为国家政治的核心议题。无论是化石能源复兴、反对将气候变化视为迫切的全球公共议题，还是将“能源独立”与国家主权绑定，右翼往往天然与能源资本形成利益共同体。

第二便是军工与安全产业：持续的战争预期、边境紧张与内部治安叙事，使军费扩张、武器采购、边境科技与监控系统获得长期正当性。右翼治理并不急于结束冲突，反而将“永久威胁”转化为可持续的政治与经济需求。

第三，便是右翼媒体与平台的舆论机器：从传统保守媒体、YouTube 政论频道，到去中心化社交平台、播客与“反主流”信息网络，这些媒体平台通过点击率、订阅制、情绪动员实现盈利。

第四，便是跨国科技资本：以“反官僚”“反建制”“反深层政府”为名，科技资本与右翼政治在削弱监管、重塑国家能力边界上形成策略性联盟。

最后，便是数据分析公司、保守派智库与游说集团的联动，构成了一张横跨美洲、欧洲、亚洲的非正式合作网络，使右翼政治在不同制度中获得专业的“技术支持”，深入了解各国的行政命令、预算冻结、紧急状态、对独立机构的政治化重组的治理“工具箱”。例如，为美国未来右翼政府提供现成的行政重组蓝图的“2025项目”致力于削弱独立机构，用行政权力重塑公务员体系，在“合法”框架内扩大总统权力。其背后的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被英国、东欧、拉美保守派智库引用，服务于本国特定党派和利益集团的立法与政治竞选。

因此，与其说我们看到的是一场全球右翼浪潮，不如说是一种“去中心化、模块化、可移植的治理逻辑”，正在不同国家被反复调用。



插图绘制: Jacqui VanLiew; Getty Images（盖蒂图片社）

并且，右翼政治之所以能够长期维持，并不只因为它动员了“愤怒的民众”，而在于它同时满足了两种看似矛盾、实则互补的需求。

对精英而言，右翼提供了一种在不稳定世界中压缩不确定性、集中决策权、规避制度约束的治理方案。紧急状态、国家安全与效率叙事，使非常规手段看起来合理，甚至必要。

对民众而言，右翼并不承诺更好的未来，而是提供“‘谁造成当下危机’，‘谁是自己人，谁可以被牺牲’”的叙事框架。相比抽象的制度讨论，这种清晰的敌我叙事更具情感动员力。

正是在这两条轨道的交织中，右翼政治形成了一种持续弥漫的紧张状态。当代右翼并不总是依赖单一政客、单一意识形态或单一敌人，它更像一种环境本身的变化：制度被慢慢抽空，而非一次性摧毁；“例外状态”被常态化。由此，在一个长期不稳定的世界中，右翼政治将恐惧变成秩序，将不确定性变成统治资源，成为了被不断生成、再合理化的一种统治逻辑。

三、“当我们在谈论右翼的时候，我们在谈论什么？”

我们应把“右翼”当成一种政治联盟的构造方式，而不仅是一种“极端的意识形态”。在2025语境里，用“右翼共同体”来组织政治（谁属于人民、谁是外来者/背叛者），并倾向用‘秩序/安全/传统’来为国家权力集中化提供正当性，同时在全球化压力下强调主权与控制权的回收，这些都符合我们对于“右翼”的定义。

战争的回归，使得边界、主权、忠诚与力量这些曾被视为过时的词汇重新获得重量，也让右翼的世界观看起来不再只是意识形态选择，而像是一套面对不确定世界的“生存选择”，而“国家紧急状态”下的权力集中和非常手段，则被包装为对“非常时代”的理性回应。

过去几年里，全球右翼的时代精神被一个由战争渲染的世界洗礼，焕发出畸形的生机。自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以来，大规模国家间战争不再只是遥远的地缘政治背景，而是以能源价格、粮食供应、难民流动和军备扩张的形式，持续侵入各国的日常政治；2023年开始白热化并陷入僵持的巴以战争，让永久冲突的可能成为一种不得不被重新接受的现实。在这样的背景下，战争不再是例外，而成为一种可感知、可预期、甚至需要提前为之做准备的常态。

正是在这种氛围中，右翼政治获得了新的现实感：相比于之前全球化叙事与左翼力量描绘的不断进步的未来，右翼则关注如何在一个更危险、资源更稀缺、更不稳定的世界中，守住边界、压缩风险和保护“自己人”。焦虑被当作清醒的判断；提防被重塑为政治美德；紧缩不只是财政策略，而是一种关于谁值得被保护、谁可以被牺牲的道德排序。

回顾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经济崩溃、革命阴影与民族生存焦虑催生了一种以敌我划分为核心的政治形态；而在冷战时期，核毁灭的可能性、意识形态渗透的恐惧，使高度紧张、彼此怀疑与预先防御成为社会常态。



冷战想象图，来自插画师Andrew May

而今日情势的不同之处在于，冷战时期的焦虑建立在“如果发生最坏情况”的假设之上，而当下的焦虑则建立在福山“历史终结”美好愿景湮灭后的惨淡现实中，以及新冷战格局不断从几大核心博弈强国外溢到“全球南方”的风险中。在对于全球化叙事合法性的质疑下，保守、提防与排他不再只是价值选择，而是被内化为一种理性的情绪反应，就像在瘟疫流行时保持距离、关闭边界、减少接触一样，被视为自我保护的本能。正是因为抓住了这一点，当代右翼试图放大的焦虑呈现出真正的“传染性”，使一个不稳定的世界被放大为一个随时可能失序的未来，从而让恐慌政治在没有明确恐慌中心的情况下，重新成为时代的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