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进考公基地的9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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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失败过一次，第二次决定考公时，李悠的目标是找一家“像高三那样严厉的学习机构”。她说，一个人在家学习，自制力总是不够。

在成都，她最后选择了一家提供“食、宿、学、督”一体服务的考公机构：人体工学椅、随手可取的零食和文具，课后详细的答疑解惑，甚至还配有收手机、叫起床的督学陪伴。

行业竞争激烈，上岸也越来越难，为了留住学员，考公机构近两年开始比拼更细致的服务。除了卷住宿条件和日常督学外，有的机构把课程拉长为“全年无限学”，可以在一年内学习机构内国考、省考、事业单位联考等各种不同的课程，全年可以上课一两百天。

但这也意味着一场考试变成了时间更为漫长的征途。无论是应届生、接近35岁的考生，还是多次备考的“N战生”，他们为此付出的远不止金钱，还有越来越多与备考绑定的时间与日常生活。就像参加另一次高考，有人全力以赴，有人一次次挑战，也有人相信，“毕业”之后，未来的道路依然有其他可能性。

住进考公基地的第32天是中秋节，李悠和班上50多位同学还在上课。老师给每人发了月饼和一对陶瓷兔子，还有人收到家人寄来的包裹。她买了把小刀，把月饼切成几块，分给前后桌的朋友。

直到上考场前，这栋位于临空经济产业园的大楼就是他们的全部世界：这里毗邻天府国际机场，周围没什么娱乐场所，连外卖都很少能送到。宣传页上说它可以同时容纳近800人，一楼用作食堂，二楼是教室，三到八楼都是宿舍。

所有人的目标只有一个，考公上岸。

起初，李悠有点不适应。她报的“国考省考双考班”，5月开班，她9月才插进来，只剩倒数第二排的座位。老师站在讲台，还有两块悬着的屏幕同步授课内容----基础、拔高、冲刺，每天都在倒计时。

氛围很紧张。上午、下午各上课3小时，进入后期，晚上又加了2小时。即便到晚上10点，教室还有一半的人自习。回宿舍的电梯上，迎面就是红底白字的诗句，“追风赶月莫停留”。班主任会在晚上查寝，早上督促起床。上课前，墙上还挂着手机袋和签到表。

李悠当初就是想找这种高三一样的考公封闭集训营。2024年从香港硕士毕业后，她听从亲人的建议，参加了一次公务员考试，没能考上。编导专业的就业前景不太明朗，她觉得，公务员不需要特别强的专业能力，并且能有一定的保障，“比较适合现在的我”。她决定再战一年。

在成都，她挑选了好几家机构。一家设在工业园，时不时传来机械声，食堂也和园区工人共用；另一家本地品牌，经过走廊时，看到两侧十几个教室坐满了人，就像置身“公务员加工工厂”。

最终，她被一位老师的申论试听课吸引，选择了现在这家。她交了近2万块学费，特意去宜家买了高中同款书箱，“想要重拾当年冲刺的感觉”。

李悠上课的教室。讲述者供图

生活上用不着费心。食堂是自助打饭，最贵的香菇炖鸡，只要15块；四人间宿舍上下铺，配有书桌、衣柜和马桶，每隔几天会有阿姨过来打扫。大家能去到最远的地方是天台，那里总晒着一排排衣服和被子。

宿舍里，室友走路很轻，生怕打扰到别人。其中一位室友的名字，李悠还是看了座位表才知道。毕竟这是一个临时组建的集体，和上学读书时不同----同学之间都保持着清晰的边界----很少有人主动提起过去，更不会轻易聊到报考什么岗位、为何要考公。

渐渐熟悉后她才知道，旁边有位甘肃来的同学，之前参加过“三支一扶”，想继续留在四川；正后方一位西昌的彝族同学，想考甘孜的警察。斜后方还有来自眉山、达州的，有学土木的、学音乐的，每个人都有自己要报考的目的地。

书一摞摞往上堆，“摞得越高越爽”。她买了施耐德和国誉的按动笔，作为做题的奖励，就像给自己装备“武器”。她刷完了7本练习册，做了十几套真题。专注软件记录了861小时的学习时长。

11月30日，国考开考。在考公机构度过三个月后，她终于要上考场了。

自2019年以来，国家公务员招录及报名过审人数连续保持增长，2026年国家公务员考试过审人数达到了371.8万，而同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人数是343万，考公人数首次超过考研。

当了10年考公培训老师的白烨说，这两年他所在的机构，学员中应届生（包含毕业一年的考生）比例已高达80%以上。

他越来越感受到，考公已经成了某种顺理成章的选择，尤其成为许多文科生的“最后港湾”。

但这个“港湾”并不宁静，里面挤满了应届生、接近35岁的考生，还有备考多次的“N战生”。

李悠报名的“食、宿、学、督”一体课程，属于这几年兴起的基地培训模式。

公务员考试这条拥挤的赛道，催生了庞大的考公培训市场。据财通证券发布的研报，2024年招录考培市场辨模约400亿元，其中公务员、事业单位分别为270亿、100亿元。

为了争夺生源，考公班的花样越来越多。按照付费方式，有协议班或非协议班；按照授课方式，有线上班、线下班、1v1定制班；按照考试类型，又有国考班、省考班、选调生班；按照课程阶段，有全程班、暑期班、冲刺班等等。有的机构还在宣传中称，新上线了AI智能督学班……

深圳人林茂2023年毕业，只工作了一段时间，就辞职挤进“考公大军”。随后连续两年，他都报了刷题巩固班。这是一种针对基础较好学员的课程，只需要30-45天。考公机构租用了深圳坪山区一家酒店，学员们住在客房，上课就在酒店会议室。

天花板上有标准化的射灯，四周是软包墙壁。40多位同学坐在厚座椅上，一天上课接近10小时。碰上没窗户的会议室，“还会特别压抑”。

林茂交了2万多的学费，最后收到了全额退款。因为他和机构签了“协议”----他进了面试，没有被录取，学费全退。2024年的广东省事业编统考，他以笔试第三进面。但最终，他总分差3分，还得继续考。

这种“协议班”形式最早由中公教育在2010年左右推出，当时的卖点是，考生预先支付一笔较高的学费，如果考试没过，机构再退款。对机构来说，预付款能带来充沛的现金流；对考生来说，“考不上就退钱”的承诺也不亏。这种付费模式快速赢得市场，逐渐成为行业里的主流产品。

但公务员招录的名额终究有限，考生人数在增长、录取比例在降低，协议班的退费率也在变高。2022年起，多地机构接连出现“退费难”。根据2025年上半年财报，中公教育账面货币资金1.77亿元，待退费却达到4.82亿。

当初李悠报班时，机构也提供了“协议”与“非协议”两种选择。她看过“1.7万元退款要分17年才退完”这类新闻，为了省心，最终选了一次性付清的非协议班。

考公老师白烨介绍，一些传统协议班暴雷后，出现了改良模式，不再是“不过全退”，而是学员先支付一部分学费，考上后再补交尾款，“相当于机构就赚一笔辛苦费”。

作为资深考公辅导老师，白烨从南开大学硕士毕业时是2009年，他进到天津市房管局下属的事业单位工作，是班上唯一一位进体制内的人。身边的人都很诧异，那个时候，考公并不是主流选择。

他在单位工作了5年，兼职做考研、考公辅导。直到副业的收入超过本职工作，他选择辞职，成为一名专职老师。

去年，白烨曾想过去东北开一家自己的考公机构。他和搭档调研，发现即便一个城市，也可能有十几家机构在竞争。但算来算去，招生不容易，日常管理也耗费心力。“做机构要操心的事情多，收入甚至还没有（课时多的）老师挣得多”。他放弃了，“这个行业还得拼规模和资本”。

有的考公机构还在“卷”各种增值服务。白烨介绍，东北有很多考公机构，不仅把全程班的价格打得很低，甚至宿舍条件也成了比拼的重点。如今他在山东一座县城落脚，与一家本地机构长期合作，负责讲授申论课程。他带40多人的全程班，负责为他们答疑解惑，机构还有人专门为学员倒水、打印资料。

更有实力的头部机构，正在加速建设考公基地。今年上半年，华图就在青岛、大同、莫干山等地建设基地。《南方周末》报道，华图创始人易定宏称，预计一年左右，要在地级市培育出一批年营收超过1亿元的“超级校区”。

李悠搬进机构时，宿舍还没住满。后来有段时间突然很多人报名，教室不够用了，附近酒店比较多，机构也曾租下酒店会议厅给大家上了几次课。

她慢慢熟悉了这里。后排两个男生，每天下午雷打不动地去打篮球。为了多运动，每天早上，她也会去楼下练八段锦。到晚上，再去门口的夜市买炒饭、福鼎肉片或者手抓饼。大家经常逗弄附近的小猫小狈，还专门备上猫粮狗粮。

李悠和一位去达州考试的男生成了好朋友。两人的成绩总是咬得很紧，每次做题高个几分，对方就跟她开玩笑：“李局长这么厉害，给我们一点活路”。

也有特别疲惫的时刻。有一次，李悠做自己擅长的立体几何题，突然没了思路，但同桌解了出来。她感到一阵沮丧，回宿舍睡了一下午。晚上，她又回到教室，重新做完题目、核对答案。那是她备考日子里唯一一次缺勤。

社交媒体上，很多学员分享着相似的状态。对他们而言，住在考公机构最大的意义在于“互相督促”。有人描述了百人大教室里，连空气都是紧绷的。上交手机后，仿佛置身于“巨大的戒网瘾中心”，基地旁的火锅店都写着，“xx机构店，营业至凌晨”。周围的一切似乎全都围绕考公运转。

备考的时间线也被拉长。一位东北的考生对比了十几家线下考公机构后，最终以2万出头的价格，选择了一家提供住宿，课程近6个月的机构。班上70多人，大部分是大三、大四的学生。他是工作两年后辞职考公，回到老家，发现身边也有很多和他一样全职备考的人。

“没有工作，最后比拼的就是谁家给的支持更大，谁的决心更强”。他做好准备，愿意用三年时间搏一个上岸的机会。

许多人甘愿回归一种学生的状态。在辽宁，31岁的吕霏霏，花15800元报了当地的全程班。因为要照顾小孩，她选择走读，白天上课，母亲帮她接送孩子，她吃外卖或自带午饭；晚上回家，她再接手做饭、陪孩子。

按她的说法，自己没啥基础，“晃晃荡荡就去（考公）了”。普通本科毕业后，她做过销售和客服，但成为妈妈后，她更渴望一费倘定工作。她打算一直考到年龄不符，“我告诉自己，吃不了生活的苦，就得吃学习的苦”。她说，愿意把这段日子，当作人生中一段必须熬过去的“中学”。

林茂常常是班上模拟考试的第一名。他有三次进入面试，但都未能上岸。2025年国考，他笔试第四。年后一个早晨，他迷迷糊糊接到电话，报考单位的前一名考生放弃了资格，对方问他愿不愿意进递补。他从床上蹦起来，整理当天就要交的材料。面试结束后，他和朋友吃了顿饭，当时很开心。但晚上成绩公布，他以0.7分之差落榜。

24年事业编统考，他笔试第三；25年国考，笔试第四，递补进面试；25年省考，笔试第二。三次进入面试，总分分差依次是3分、0.7分、0.6分。“这是正常的失败”，他尝试更加理性地理解，只是把它当成考试。毕竟录取名额每年就那么多，更何况他是在深圳。今年他也参加了国考和广东省省考。

按照2026年国考报名通过资格审查的人数，审查人数与岗位比约为98∶1。华图教育数据显示，2026年国考竞争最激烈岗位是“瑞丽遣返中心执行队一级警长及以下”，报录比达到了7438:1。

上考场前，李悠参加过好几次模拟考试。按照老师的算法，最终几次模拟的平均分减去5分，大致就是实际考试分数。她计算后发现，最后的分数跟她去年一样，甚至还低一点。

“好像被困在考公考编里了”，她难以接受自己再努力一年后，没有任何进步。不再执着于“出了三环就不叫成都”的想法，接下来的省考，她报了老家一个地级市的岗位，降低了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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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悠的国考考场位于成都一所大学，是一个容纳1.2万人的考点。她想起大学时读过的一篇文章：高考结束后，毕业生们结束了三年的“苦刑”，通常是兴奋与解放；而公考结束，走出考场的人大多都很平静，甚至有些“死气沉沉”。

机构的结营仪式就在国考结束后的第二天，仪式过后，所有人都要先离开基地，再参加几天后的省考。笔试结果会在次年1月公布。

临行前整理物品时，一位“三战”的同学决定把所有资料都留在那儿，他说，“不管今年结果如何，什么都不要了。”

仪式现场发放了纪念品，红色的“金榜题名”礼袋里，装着举牌的小猪玩偶、面包、花生糖。同学们去讲台上抢零食，那里还有印着每个人名字的可乐，以及一个大蛋糕。班主任播放了一段自制的视频，配上煽情的音乐，之后开始推销面试课。气氛瞬间转换，李悠说，“眼泪一下子就收住了”。

仪式的最后，所有人高声喊出口号，“我们一定上岸！”

离开考公基地，李悠终于回到了自己家。“我觉得哪怕一直考都没考上，也不是一件很坏的事情。”李悠现在说，考公被很多人视为唯一出路，仿佛考不上人生就会暗淡，但那只是一段经历。

她为自己设定了很多可能的目标，比如攒够钱，写一个剧本，或者再去国外念书。这些都和考没考上公务员没有太大冲突。

12月7日，去省考的路上，班上那位要去达州考试的朋友给她鼓气。他还吐槽在火车上被“挤到离地”了。李悠同样看到车里涌进大批考生，和她一样，很多都是毕业不久，一张张青涩的面孔。

考试结束铃响，巨大的人流倾泻而出。各大培训机构早已围堵在考点外，他们高举着旗帜，拉开横幅，用喇叭循环播放“笔面第一，成功上岸”的口号。

一段漫长的备考终于画上句号。李悠感觉自己也要放一个假了。无论最终是否收到录取通知书，她都相信，未来的人生依然是广阔的。

但如果没有上岸，她还是计划再考一年，能确定的是，她不想再回到原来那家基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