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北毕业生涌向国际学校，天崩开局

大家好，我是珊珊。

现如今，我们习惯了把教育看作一条通往成功的流水线。而在当下的教育语境里，追逐绩点、力求完美文书和精密的成长规划往往被认为是公认的“效率参数”。

有多少人极力保持着这样的效率，就有多少人拼尽全力奔跑，却停在原地。

作为教育媒体人，我们非常希望能够打破这样的叙事，让功利主义不再成为教育的主题。

最近我们讨论最多的，是来自北京赫德学校的“成为”。

翻了翻赫德新学期的物料，“更好地成为自己”这个命题，与“成为更好的自己”毫厘之差，却平添了几分柔软的力量。

前不久我也去了赫德。谷雨的其他小伙伴都去过，但我还是第一次。这次拜访体感上很轻松，因为我没有被要求见校长，而是跟几位“年轻人”聊了聊。



■ 我在北京赫德听到了三个关于“转变”的故事。它们分别来自一位遭遇“天崩开局”的北大硕士老师Bill、一位从紧绷中“松绑”的 12 年级女孩Marrisa，以及一位学会了“退后一步”的母亲Eric妈妈。



“不可驯服”

在北京的中小学体系里，高材生多见，但应届高材生往往不会被推到一线。

赫德的中学老师Bill，北大与北师大双硕士背景。据他自己回忆，在独立面对 G6（六年级）孩子的第一年，完全是个“天崩开局”。

虽然Bill曾在著名的公立学校实习过一年，对课堂并不陌生，但真正站上国际学校的课堂，他发现经验并不能直接复制。

在这里，孩子们活跃、反应极快。他们也绝不“听话”，调皮分子就像“打地鼠”一样此起彼伏。当Bill试图推进严谨的教学大纲时，往往会被学生跳跃式的追问或突如其来的干扰打断 。



■ Bill老师带领学生动手做解剖实验（左），与孩子们一起制作降落伞，验证哪组出品最优秀（右）

他陷入了深度的自我怀疑，甚至产生了一种带着防御色彩的偏见：

“这些孩子会不会看人下菜碟？”

他试图用管教去压制这些不确定性，却发现越是紧绷，课堂的斥力就越大。

转机来的不晚，当Bill终于决定向级部主任、学科组长寻求帮助时，他得到了一个个理解的拥抱和张开的双手，大家立刻组织了一次深度研讨会 。

“课堂规则如何从零开始建立？”“哪些冲突可以先‘退后一步’？”

经验丰富的老师们传授方法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孩子们给了他“重新认识”的机会。



■ 在赫德的夏令营中，Bill带领学生用二进制编写“谜语”、解谜。他给学生设计的谜语的答案是“I love science.”

一次户外活动上，Bill的头灯坏了，他原以为“最讨厌自己”的那个男孩，主动将自己的备用头灯递到了他手中 。

这束真实世界里的光，也照出了他内心对孩子的“成见”。他必须直视它。

他意识到，这些孩子表现出的“不敬畏”，本质上是“不盲从”——他们不会把老师视为真理的宣判者，同时也在判断老师是否真实，是否可以允许异见。



■ Bill老师带领学生游学探洞

正如教育家帕尔默·帕克在《勇气放逐》中所言：“教学，是在他者之中寻找自我。”

Bill不再追求完全的可控，他开始享受“新人类的不一样”。

如今，他依然在带当年的G6（现在的 G7）。当我问他是否愿意去教更成熟，更有自主性的高年级学生时，他反而舍不得这些“小朋友”了，他想继续陪着这群孩子长大 。

对Bill而言，成为国际学校老师的这一年，也更好的“成为了他自己”。从每天想着怎样去管理这些孩子，变成了“我们如何共同探索这个世界”。



■ Bill老师为赫德Deep Dive深度探究课程的同学们颁奖。Deep Dive课程并不是简单的PBL项目，它不鼓励“提前学习”，也不追求“速成答案”，希望通过跨领域的知识链接，拓宽学生视野。



“放下”

如果说Bill老师的挑战来自“外部秩序的破碎”，那么G12的Marrisa遇到的挑战，则来自“内在评价逻辑的推倒重来”。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Marrisa对“未来”的理解是高度聚焦且极其紧绷的：

大学青睐什么样的学生？多少分才算安全？比赛成绩、奖项够不够丰富，有没有用 ？

这种“绩优主义”的惯性让她深陷于对他人的依赖。很多事必须通过外界的认可，才能支撑自己继续走下去。

这种在意，对很多成绩优异、目标清晰的孩子来说，几乎贯穿着自己整个成长之路。



■ Marrisa

从公办体系转入赫德后，Marrisa并不是立刻就松弛下来的。

在选择专业方向时，她陷入了迷茫：我选数学或经济，是因为我真的想学，还是因为这是长辈眼中“更稳妥”的选择 ？

她清楚地感受到，自己很难摆脱过去路径的长期惯性，那种对单一评价体系的期待。而在赫德，这里的评价体系是那么的陌生。

在赫德的课程体系中，成绩好坏只是一个维度，老师们更倾向于去发掘孩子身上那些“非标准化”的闪光点 。

在与老师不断的探究中，Marrisa发现自己愿意在经济学相关问题上投入大量枯燥的时间，甚至愿意承受其中的不确定性 。这种“愿意”，不再是为了换取一个好看的分数，而是源于一种纯粹的、享受学习过程本身的快感。

到了G11 ，她得出了一个深刻的结论：越是坚定自己真正想学什么，反而越不需要外界的认可；当这种内在信任建立起来，认可反而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 Marrisa（一排中）与小伙伴们在一起

真正的考验出现在G12申请季，那是一个交织着等待、希望与失望反复拉扯的“折磨期”。

被一所喜欢的学校拒绝后，Marrisa在Linda老师面前崩溃。

不仅是因为失利，更是因为某种难以言说的“愧疚感”：对准备不足的悔意、考试失误的遗憾，以及对辜负他人期待的内疚 。

那天我刚好在场，我问她，“Linda跟你说什么了？”

“她问了我一个问题：你觉得大学对一个人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Linda讲了自己的故事，并和Marrisa分享了自己当年面对选择的各种回忆。

“我当时有一种感觉：像是有人站在你想去的终点，回头跟你描述前面的路。”Marrisa跟我讲的时候，眼里闪着星星。



■在赫德，老师们大多站在孩子们的身后，校园里经常有很多孩子自身发起的项目。图为4年级孩子们的诗歌发布会，背后离不开大人们的支持。

那一刻，人生的时间尺度被拉长了。一些原本看起来无法承受的结果，开始变得可以被放下 。

她的视野再次被打开：原本只盯着英国的几所名校，现在的她开始看到美国、看到全球不同体系的可能性。

这种“放下”与“拾起”不是因为无路可走，而是因为，对学术探索的笃定已经超越了对任何一个确定的校名的执念 。

采访当天，她刚结束一个乐队演出，从小热爱的钢琴，到现在还是时刻能给她力量。



■ Marrisa从小学习的钢琴，一直给她力量，图为乐队演出中



“放手”

学校之所以还应该存在，是因为它提供了一个由“人”组成的共同体。

当Marrisa迷失时，这些站在身后的大人们，用他们跨越了数十年的生命经验，帮孩子拉长了审视人生的尺度。

Marrisa之所以能在崩溃边缘被接住，是因为学校提供了一个足够宽容的场域；但对于绝大多数家庭而言，允许孩子进入一个“不以结果为唯一导向”的系统去实验，本身就是一场必于勇气的巨大冒险 。

与我交谈的第三位年轻人，是一位家长。

G2的Mia和G6的Eric兄妹俩，都在赫德读书，他们的妈妈曾是一个极其“用力”的家长 。

尤其在哥哥Eric的成长过程中，妈妈带着儿子尝试过几乎所有的运动项目，只为找到孩子的那个“兴趣点”；孩子每天的日程表与家里司机共享，精确到分钟。



■妈妈和儿子Eric

妈妈对课上的每一滴内容都门清 。那是一种“我必须时刻盯着，孩子才能不出问题”的紧绷感——对很多家长来说，这种感觉并不陌生。

Eric妈妈并不否认自己曾经的用力，因为她非常清楚成绩在现实体系中的意义。但比成绩更让她担心的，是孩子会不会在一次次比较中失去眼里的光。

她希望孩子是内心强大的：当遇到困难时有力量面对，并愿意承担选择带来的后果。

关于“家庭与学校对孩子的影响占比”，Eric妈妈表示进入初中阶段之后，学校的影响要占到 70%–80%，家长能做的已经非常有限 。

“说不好听点，我就管他吃、穿就好了，剩下的我管不了太多，他也不听我的。”



■Eric妈妈（最右）与赫德孩子们的妈妈们在一起

一份清醒的阶段性判断，且并没有把这种“管不了”当成遗憾，Eric妈妈意识到的是：孩子的同伴关系、规则复杂度和学习内容，已经明显转移到了学校这个更大的系统中。

学校，成了孩子成长的主场。

这种“关系的退后”，反而给了孩子独立呼吸的空间。当她不再盯着分数的每一格波动，转而信任学校这个更大的支持场域时，孩子反而长出了属于自己的力量。

老师不再是高高在上的管教者，家长不再是时刻紧盯的监工。这样，才能为孩子腾出了一个能够真正自律的心理空间。

在赫德，这种“人味儿”构成了 AI 时代最核心的能力 。当孩子、老师和家长都不再被单一标准牵着走，而是各自在关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成为自己”才真正发生。



■Eric妈妈和家委会成员进行学校图书捐赠

离开赫德的时候，已经是傍晚。阳光斜斜地照进教室，我看到几个孩子还围在老师身边讨论着什么，笑声不时传来。

那一刻，我突然想起Bill老师说的那句话：“成为自己，不是一个人完成的。”

这一刻，我在思考所谓“教育”是什么？或许就像沙漠里的那棵骆驼刺：

它的根须不会预先设计好生长路径，而是全然跟随着地下水的痕迹蔓延，最终在荒芜中活成一片绿洲 。

成长的主体不是只有学生，老师、家长也在同样接受着“教育”的活动，一点一点，更好地成为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