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佩云之死——中共第一女魔头的殒落（上）

宁可血流成河 不准超生一个（图片来源：网络截图）

2025年12月21日，这一天是许多媒体和命理师口中的80年难得一遇的——冬至与天赦日同日。就在这一天，双手沾满无数中国新生胎儿血液的中共第一女魔头——彭佩云终于死了。

中共发布消息说：中共计生委前主任、前中共人大副委员长，九十六岁的彭佩云当天死在了北京。在官方的语境中，中共称其为忠诚的战士、德高望重的领导人。而在国际上，彭佩云是被西班牙国家法院通缉的重罪罪犯。在中国民间，她又被称为中共第一女魔头。她的名字永远与三亿多惨死的中国胎儿、百万失独家庭和3000万的光棍灾难紧紧捆绑在一起的。

2013年，西班牙国家法院指控，她涉嫌种族灭绝罪，对她发出了逮捕令。彭佩云生前没有受到国际法律的制裁，却遭受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苦。她与同样是中共副国级高官的丈夫王汉斌唯一的儿子王健，2006年因车祸死在了西藏。很多中国民众认为：这就是彭佩云作恶太多遭到的报应。

她究竟做过什么，遭到人们如此的痛恨和诅咒呢？因为她的名字曾代表着恐惧、鲜血和逃亡。她也是造成中国大量失独家庭危机、人口崩塌等众多恶果的最大元凶之一。

“一人超生、全村结扎”、“宁添十座坟、不添一个人”、“宁可血流成河，不准超生一个”等许多触目惊心的口号，就出现在彭佩云曾经主管中共计划生育的10年间。

2013年，中共卫生部发布过一份数据显示，从1971年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中国已经进行过超过3.36亿次堕胎手术。众所周知，在母体内的胎儿就已经是一个完整的生命了，堕胎就是直接杀死胎儿。在长达42年的计划生育政策之下，中共杀死了3.36亿名胎儿，而这仅仅是官方公布出来的数字，真实情况远比这个数字还要严重。

拿美国总人口大约3.3亿的数字来比较，3.36亿这个数字，意味着中共的计划生育政策杀死的胎儿总数远远超过了美国的总人口。

除了堕胎之外，还有1.96亿次的，中共叫做结扎的绝育手术；4.03亿次俗称上环的宫内节育器植入手术。在西方，上环是一种自愿的避孕选择。但是在当时的中国，妇女刚生完孩子就要被强行上环，有的女性甚至因为粗暴的操作造成了终身的感染和痛苦。

1988年到1998年，彭佩云任中共国家计生委主任的10年里，正是中共计划生育各项数据激增最疯狂的阶段。她推行一票否决制，将计划生育指标与官员的升迁政绩挂钩。规定如果超生一例，地方官员的政绩就归零，无论县、乡、城市、机关、工厂或学校，没有例外。恶魔搞出的这套机制，使基层的官员为了保住头上的乌纱帽，一个个都成了野兽一般，变得无比凶残。甚至对于没有准生证的胎儿，设下了天罗地网。

其中最令人发指也最骇人听闻的就是“百日无孩运动”。在一份详细的资料中，有人还原了那100天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

1991年4月26日，山东冠县开了一次县委扩大会议。指出冠县计划生育部门的工作业绩在全省倒数第一，因此冠县县委被上级部门黄牌警告。时任县委书记的曾昭起在会上下达死命令，要求从1991年5月1号到8月10号的100天内，全县确保没有一个新生儿出生，要从全省倒数第一变成正数第一。当地至今还流传着曾昭起的狂言：“一百天里，但凡有一个孩子的出生，我就叫他爹。”

曾昭起要求参会的22个乡镇书记逐一当场表态，前两位书记只是稍微犹豫了一下，表示说：此项任务执行起来应该不是太难，只是恐怕不好完成。曾昭起闻言，当场命人把他们用手铐铐起来，立刻带走关押半个月。这一招吓坏了在场的所有官员，他们心里的良知从此刻开始彻底被恐惧吞噬。

为了执行这个断子绝孙的任务，官员们专门招募没有道德底线的地痞流氓，组建计划生育执法队，给他们配发警服、绳索和棍棒，外加高额报酬。当时一个乡长的月工资水平是130元，而那些计生执法队员他们的日薪是10元，每举报一名孕妇则单独奖励100元。为了防止本地人因为亲属原因不好下手，继而大搞异地执法，从近百里以外的地区和其它乡村互换执法队来抓孕妇。

被撕下最后一层亲情关系的行恶者，面对陌生人就可以放开手脚撒野、毫无顾忌行恶了。一位有过亲身经历的乡干部回忆说：“他们见了孕妇专门踹肚子，一脚下去血流一地。”在那恐怖的100天，冠县的大街小巷挂满了恐怖的标语：“宁肯断子绝孙，也要让党放心！”、“上吊给根绳，喝药给一瓶！”“宁肯流出来，不许生出来！”当时还有人问：孩子生出来了怎么办呢？一个乡干部当时的回答是：“生出来，就掐死。”

1991年是中国的羊年，所以当地人就把冠县的这场屠杀称为“杀羊羔”。短短一百天天，超过两万人被强制流产引产。因为做流产手术的人数太多，全县的医院和卫生院根本不够用，后来就连百货大楼里，甚至马路边都搭建起了密密麻麻的手术帐篷，作为临时堕胎和结扎的场地。因为流产和引产的数量太大，死婴太多不好处理，官员们就把孩子们的尸体直接丢弃在县医院锅炉房旁边的几口10米深的废弃深井中，以至于后来那几口深井全都被孩子们的尸体填满。由于尸体处理不当，当时的大街上经常能看到野狗叼着死婴的尸体跑来跑去。

在那场杀羊羔的运动中，很多将要临产的家庭支离破碎、家破人亡。那时在乡镇的马路上总能看到拉着村民游街示众的拖拉机。拖拉机上，游街的村民被五花大绑、胸前挂着牌子，就如同当年的文革批斗。

人们为了保住孩子被迫选择了逃亡，有的孕妇躲进了玉米地，硬是在泥土里，在蚊虫的叮咬当中，把孩子生了下来。中共找不到逃跑的孕妇，就迁怒于还留在家里的亲属，甚至拆房、抓人、逼着孕妇的母亲打亲家公的耳光等泄愤。

曾昭起之所以敢如此丧尽天良、视生命为草芥，就是因为有彭佩云在背后撑腰。在彭佩云看来，这数万胎儿的尸骨既表现了曾昭起的忠诚，也是曾昭起执行自己政策的功绩。1992年，也就是“百日无孩”的第二年。曾昭起因计生工作得力，升任聊城地委副书记，后又历任山东省二轻厅厅长、省柄资委主任和“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一个杀害了数万婴儿的嗜血恶魔，却成了国家“关心下一代”工作的领导，这讽刺的一幕恰恰印证了中共恶党的残暴本色。

在彭佩云主政计划生育的10年间，除了山东省本省县市受到冠县启发，也纷纷搞起不同版本的杀羊羔运动以外，类似的强制引产、暴力结扎在全国农村普遍存在，很多妇女就像牲口一样拉去堕胎，有的留下了终身残疾，甚至直接死在手术台上。那段时间堪称是中国妇女最黑暗的时代，那时的子宫已经不再是自己的了，而是中共调节人口数量的一个阀门。即使彭佩云卸任中共国家计生委主任之后，她建立的那套残酷的机制依然在运转，而且已经成了中共的一项制度。在这套毫无人性机制的运作下，杀人仍然是很平常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