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保百万年薪，上海中产第4次跨国搬迁

Ivy到现在都记得，她和丈夫离开上海那天，两个孩子，大的10岁，小的6岁，跪在地上嚎啕大哭。这一切始于丈夫的工作变化。去年7月，在上海跨国金融公司做地产投资业务的他，面临着严峻的裁员风险。在国内找工作接连受挫后，他只好把目光投向海外。当全球化浪潮遭遇经济寒流，对Ivy夫妇这样拥有海外留学背景、经历过美国、中国香港、阿联酋工作生活的“全球公民”家庭而言，这一次的跨国迁徙，不再是通向更广阔世界的轻盈跳板，而是一场为了生活不得不进行的博弈。

一个家庭的四次跨境迁徙。

如果时间倒回到十年前，跨国工作会是一次让他们感到兴奋的流动。Ivy一家的频繁迁移一直和过去十年的经济脉络强相关。

2012年，香港作为亚洲金融中心的余晖未尽，中国资本与企业的出海需求旺盛，从美国的大学毕业后，他们便一起在香港开始了家庭蓝图。

2018年，中东房地产和基建迎来发展机遇期，阿联酋在全球积极布局、广纳国际金融人才。得到了一份可观的offer后，他们没有太多犹豫，很快就搬去了阿布扎比。

在那里，Ivy生了二胎，但很快疫情成为了转折点。出于安全考虑，他们决定带着孩子回国，并最终选择落脚上海。

然而，周期的齿轮再次转动。地产金融与互联网行业，相继进入深度调整期。

对于年近40岁、已经做到公司中上管理层的丈夫来说，“坑”位越找越少。一些大公司要么不再招聘，要么年薪缩水30%甚至更多。

公司“人性化”地给了缓冲时间：友好协商，他可以去外面找工作，期间不会强硬裁员，工资照发。

摆在夫妇俩面前的选择十分有限：继续留在国内找工作，面临的是家庭收入大幅度减少和并不明朗的职业发展道路；如果创业，则需要极高的启动资金，风险也高，收入不稳定期至少2-3年，这都与一家的高固定支出矛盾。

Ivy考虑过带着孩子继续在上海工作、生活，让丈夫先去新加坡工作几年，不过双城生活对他们来说成本过高，再考虑到孩子的成长，她很快就否决了这个选项，“到哪里全家都要在一起”。

“在国内没有太大的消费压力，到了新加坡以后，消费压力非常大，随便吃吃就是一两千人民币。”再加上孩子在国内的开支，以及不知何时丈夫能找到工作的焦虑，Ivy“觉得自己要不行了，必须找心理医生”。

足足找了三个月，丈夫才卡着最后的签证期限拿到了满意的offer。

去年12月，丈夫的工作确定以后，两个星期之内，他们就租好了新加坡的房子，申请了孩子的学校，由于一直在国际学校念书，虽然频繁在不同城市迁徙，教育环境没有太大的变化。

Ivy向国内的公司申请了跨国转岗，尽管老板有些不情愿，还是选择了同意。她也尝试在新加坡找份差不多的工作，投了很多岗位，都没有回应。“连面试都没有，一个Email都收不到。”

在此时此刻跨国转岗，Ivy全然没有了十年前探索新世界的兴奋，摆在眼前的是生活成本与职业重启的双重压力。

全球经济下行时，不算糟的结局。

搬来新加坡生活一年后，Ivy计算过家庭收入和生活成本的涨幅。在她的预期里，她和丈夫的收入加起来“比过去能上浮30%，但同样的，家庭生活成本也上浮了至少50%”，每月的生活费超过10万元，两个孩子的学费加起来每月五万元，房租四万元，再加上吃饭、交通、补习班、日常采购、外出旅游，每年的生活成本接近百万。

现金流是Ivy日常最担心的问题，“你已经把孩子托举到了国际学校，不可能因为有一天被裁员了，就让他们回公立学校。所以我们在新加坡还是很省，也不敢买车，想要多留一些钱给未来”。

去新加坡生活，对于Ivy来说最大的牺牲就是自己的职业发展，当一些升职机会出现时，老板会明确地告诉她不在考虑范围内。由于一直远程工作，许多项目Ivy也无法参与，“对我个人而言是比较可惜的，但我也不后悔，因为我换来的东西更重要”。

在Ivy看来，她和丈夫已经在这一次的金融行业波动中做出了最好的选择：两个人对跨国搬迁没什么抵触，得到了不用降薪的工作岗位，孩子也能够适应现在的学校。

只是她一直不太喜欢新加坡，“我今年37岁，职业寿命也没几年了，我不想牺牲家庭去换取包高的职位，所以如果有一天我这个工作做不了了，就会选择居家带孩子，再做点远程的工作”。

在上海生活的那三年，曾是Ivy一家最舒适的三年，所以她十分肯定，如果有机会，还是愿意回到国内。“现在就是个过渡期，大家为了生活，只能暂时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