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薪百万的基金经理，越来越难了

本想提前退休的基金经理，因为“抗议”管理产品太多，火了。

“自己的需求与公司错配，我并不看重公司的收入是多少”“不想不停地发新产品”“明年会减少管理产品数量”……近日，招商基金基金经理蔡振的一条朋友圈引发行业关注。在业内人士看来，基金经理求减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公募基金行业转型期的思考。

而随着近日基金行业新规“重石落地”，公募基金业绩比较基准即将迎来系统性重塑。新规更是将业绩与基金经理薪酬深度绑定，基金行业将会发生巨大的变化。

曾经年薪百万的基金经理，现在越来越“难”了。

图/图虫创意

“一拖多”背后的规模焦虑

网传朋友圈截图显示，蔡振的核心诉求聚焦“减少管理产品数量”与“聚焦精力”，以至于不看重公司收入多少。这样的言论或许并非“凡尔赛”，从产品角度看蔡振肩上的压力确实不小。

公开资料显示，蔡振于2014年7月加入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量化投资部，主要从事量化投资。截至目前，蔡振管理主代码基金数量已达12只。但如果算上联接、发起式等产品，他实际管理的基金数量接近20只，总管理规模为135.99亿元。这些产品横跨债券型、指数增强型、偏股混合型、灵活配置型等，风格及资产配置跨度较大。

值得注意的是，蔡振2024年至今接管基金产品的速度显著加快，累计接管11只，其中2025年新接管产品多达7只。

图/网络

基金经理的“一拖多”其实并不罕见。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公募基金行业有近290位基金经理在管主代码基金超10只。

仅招商基金内部，就有7位基金经理管理主代码产品数量达10只及以上。其中，知名基金经理侯昊管理27只基金，涵盖白酒、科创板、碳中和、消费电子等多个领域。

虽然目前国内尚未对基金经理管理产品数量设置明确上限，但基金经理的精力被不同产品分散，对产品的长期回报来说或许并不是一件好事。

天相投顾基金研究中心曾指出，基金产品过度集中到少数基金经理手中，可能导致策略失效、责任模糊，甚至引发人才流失后的运营风险。

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利辉对中国新闻周刊进一步分析指出，基金经理“一拖多”现象暴露了行业“规模为王”的畸形发展逻辑。相关数据显示，中国基金经理人均管理2.7只基金，是美国的两倍，“一拖多”已成行业通病。

因为基金公司主要收入来源为管理费，而管理费是基于基金规模计算的，产品线越丰富，就意味着管理费的来源就越多元，而发行新基金成为追求规模增长的不二法门。这也与蔡振“不想不停地发新产品”的呼吁相对应。

此外，银行等销售渠道在新发基金时能获得更高的认购费分成，因此更倾向于推动新发基金，而非持续营销老基金。有行业机构在2023年的一项调研数据显示，在首发阶段，单只基金平均营销费用高达1200万元，但持营阶段年度维护预算平均不足200万元。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销售费用管理规定》（2025年9月征求意见稿）明确约束“重首发轻持营”行为，指出这是导致“赎旧买新”现象的重要原因。

由于“重首发，轻持营”，不少新基金出现后继无力、持续下滑的情况，以至于产生了大量规模较小甚至面临清盘的“迷你基”。新发产品越来越多，基金经理一人多管也就成为常态。

有基金行业人士对中国新闻周刊分析，在通过不断新发基金试探市场机会的背景下，由单一基金经理同时管理多只产品，可以维持基金运作和规模的相对稳定，这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基金经理“一拖多”现象的重要前提。

田利辉指出，基金公司需建立科学投研资源分配机制，控制基金经理管理产品数量上限。监管部门要引导行业从“规模导向”转向“投资者利益导向”。唯有如此，才能让基金经理有时间、有精力、有动力把产品管好。

据多家媒体报道蔡振该条朋友圈已经删除，但仍在行业内引发持续讨论。截至发稿，招商基金并未对此做出回应。

新规来了，“顶流”消失？

而曾经动辄以百万年薪示人的基金经理们，如今正面临多重洗牌。“一拖多”的痼疾被公开宣泄不满之外，昔日明星经理走下神坛的“暗流”同样值得关注。

其实与“一拖多”的内核相呼应，明星基金经理的诞生，同样可以视为基金公司规模情结下的“一体两面”——正是为了扩张销售规模，才以明星基金经理的个人流量效应“吸金”。

但随着规模情结的退潮，明星基金经理的光环也逐渐褪去，部分“顶流”最近甚至迎来了产品“赎回潮”。以2022年年末前十大主动权益产品为例，这些产品不仅遭受了连续三年的净赎回，在业绩普遍更好的2025年，它们中的大多数还被基民抛弃得更猛烈。

尤其在2025年三季度，明星基金经理的产品如刘慧影管理的诺安成长、谢治宇管理的兴全合润，以及傅鹏博参与管理的睿远成长价值、葛兰参与管理的中欧医疗健康等百亿规模的产品，均被赎回超过20亿份。

基金行业的逻辑正在变化，以明星基金经理为主导的规模打法不奏效了，基民们更信赖综合实力更强的平台，而非“顶流”。

毕竟投资归根结底要看成绩。根据国泰海通发布的《公募投研体系有效性报告》，已经建立“平台化投研模式”的基金公司，其主动权益基金近三年的收益波动率仅为18.7%，明显低于“明星依赖型投研模式”的25.3%。

这也是基金公司陷入“规模陷阱”之后的反噬——追逐管理规模扩张而忽视投研能力、风险管理与规模的适配性，最终导致业绩下滑、行业生态失衡等一系列负面问题。

更进一步看，买基金这件事信任的基础不再是基金经理，进一步转化为对平台投研能力的考量。2025年5月出台的《推动公募基金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已明确提出“推动基金经理团队制管理模式”，引导基金公司从“明星经理”依赖转向“平台化投研”。

尤其是针对业绩评价过度依赖全市场短期排名，基金经理重规模扩张轻长期收益，引发“基金赚钱而基民不赚钱”的乱象，上述方案提供了“制度纠偏”——通过调降认申购费率、优化赎回费安排、鼓励长期持有等措施，引导销售机构从“流量”收入向“保有”收入转型。

不仅如此，基金行业的更重磅的改变在于，2025年10月31日，中国证监会发布了《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业绩比较基准指引（征求意见稿）》，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同步发布《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业绩比较基准操作细则（征求意见稿）》，两者合称“新规”。

最受关注的亮点之一是新规将业绩表现与薪酬直接绑定——明确主动管理权益类基金长期业绩明显低于基准的，基金经理绩效薪酬需明显下降。

此前公募基金行业广为诟病的就是坐收管理费的“旱涝保收”，基金经理的考核导向也是重规模排名和短期业绩。而新规则倒逼基金管理人建立以投资者盈亏为核心的考核体系，强化基金管理人、高管、基金经理与投资者的利益绑定。

中信建投分析称，新规将基金经理薪酬与“长期跑赢业绩基准”这一目标深度绑定，从而引导其投资行为更趋理性。这意味着，以往为冲刺短期排名而“追涨杀跌”的博弈行为将失去激励，取而代之的是对持续创造经风险调整后超额收益的追求。

在田利辉看来，基金行业正迎来从“规模导向”转向“投资者利益导向”的重塑。这对基金经理与基金公司都提出了全新的挑战。

“正如新规所强调的‘让投研资源与产品节奏重新匹配，比单纯规模扩张更能决定未来竞争力’，新规相关举措的协同推进，将把规模冲动关进制度的笼子，把投研能力转化为可持续的持有人价值。”田利辉说道。

对基金行业来说，从“重规模”向“重回报”的转变也应该快一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