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为政绩编造数据 暴露中共体系漏洞

中共治下“数据出官”现象频发。多份公开资料显示，部分地方官员在经济增长压力下上调指标，形成持续性数据失真，暴露政绩体系漏洞。学者认为，官员为了政绩，这一现象已成惯常操作。

所谓“数据出官”，是指通过虚报、夸大统计数据来获取政绩或晋升机会的行为。

本月中旬，新华社刊发评论文章“整治形式主义，遏止‘数据出官’”，以湖南耒阳多年虚报童车产业园产值为例，指出地方统计造假问题。文章引发关注，多地基层反映绩效压力已成普遍现象。

评论称，耒阳多年在统计报告中重复上调产值，使项目进度与数据之间长期脱节。通报发出后，各地基层部门陆续反映年度任务与当地经济条件差距扩大。

长沙一位长期代理受贿案件的律师赵先生对大纪元记者说，他在办案中看到，不少地方官员在固定资产投资和工业产值上都有年度任务。季度考核压力加大时，上报的数字往往被调高。他说：“表面上是展示能力，实际上很多项目的进度与书面数据对不上。往下查财产时，发现贪腐问题，就把人抓起来。”

赵先生表示，地方官员报大数与贪污受贿往往相互牵连。他说：“当局对这些情况都清楚，一查就能查到。”

一位熟悉中共统计系统的人士对记者说，多地在招商、开工率和投资额等指标上存在常态化上调。他说：“官员上下形成配合，在上报环节有默契，导致地方与中央的数据差距逐年扩大，引起中央不满。很多地方贪腐案最后被揭出，导火索常常是数据不对。”

广东一位房地产开发商廖先生对记者说，部分地区要求企业填报的预估产值高于企业实际能力。他说：“民营企业负责人会被要求虚报工程数量和支出，还要少报盈利、克扣工程款。不按要求填报，就可能进不了重点支持名单。”

过往中共审计与督查纪要显示，统计造假范围涉及各级政府，从GDP、消费数据、工业用电量，到县级投资与产值指标。已公开的案例包括2019年审计署查出多地固定资产与工业数据被上调；2021年内蒙古多名官员因长期虚增工业增加值遭处理；2023年后多省通报统计违规线索，涉及产值、投资额与进度上报。

北京统计部门退休人员冯先生对记者说，数据造假使固定投资与GDP任务逐级抬升，形成内部压力链。他说：“基层的调整空间很小，数狙腆差会周期性出现。河南安阳几年前就遇到类似情况，我们只差半天没完成任务，最后不了了之。”

对地方统计造假，网民留言指出，官方数狙剔法反映当地生活状况，可信度持续下降。有评论说，在财政紧缩和产业收缩的情况下仍强调政绩排名，只会加重基层负担。

对多地报大数的情况，山东学者邹强（化名）对记者说，官媒多年来要求整治形式主义，但地方普遍阳奉阴违。他说：“官员为保乌纱帽，把指标往上调，下面的人再往上隐瞒，层层加码，形成好大喜功的链条。”

邹强指出，以政绩排名为主导的官场生态，使报大数成为政治需要。他说：“官媒通报看似在警告官员，但如果不往上报，他们的位子也保不住。”他认为，长期依赖数字考核，使造假成为“制度化的惯性动作”。

今年以来，官方罕见以公开通报方式点名地方数狙淌题。5月20日，国家统计局在官网通报山西、辽宁、江苏、浙江、海南、重庆、宁夏等七个省市，以及科技部、市场监管总局、金融监管总局三个国务院部门，指其在统计报告中存在数据失实、干预统计作业与隐性造假等问题，并要求三个月内提交整改报告。

舆论指出，统计造假在中共体系中多年存在，是公开秘密。此次通报列举的问题包含企业与项目数据失真、地方干预统计流程及新型造假模式，反映官方试图以行政方式应对多年累积的数据偏差现象，问题的严重程度超出以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