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茂春敲响警钟：与中国共产党和平共处，根本不可能！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内幕”节目，我是禹同。今天要和各位分享的是余茂春教授的一篇最新文章。

众所周知，余茂春曾是美国制定中（共）国政策的重要参与者，也是美中关系研究领域的重量级人物。余茂春的国务院同行称他为“国宝级智囊”。9月29日，余茂春教授在《华盛顿时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叫做《中共国与战后国际秩序：共存的徒劳》。文章一针见血的指出，我们与中国共产党之间永远没有和平可言。

这句话之深刻，让人想起了共产党头子列宁曾经说过的一段话，他说，“只要存在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它们就不能和平相处，最后不是这个胜利，就是那个胜利；不是为苏维埃共和国唱挽歌，就是为世界资本主义唱挽歌。”

也就是说，在一百年前的共产党就带有这种基因，在其意识形态深处，其追求的终极目标就是要“消灭资本主义”。显然，在这样的马列邪教教义影响下，中共一定要与全世界为敌，也正因为这样，余茂春教授发表的这篇文章，无疑是对许多西方人士敲响的警钟。

正如他在文章开篇所说，“认为可以通过与北京艰难的谈判，期待中（共）国遵循市场埃音、尊重法治，从而引导这个共产国家走向民主资本主义的信念，一直都是一种幻觉。”

余茂春敲响警钟

余茂春教授为什么说以上是一种幻觉呢？他说，“三十年的接触政策已经证明这是错误的。中（共）国并没有融入以美国为主导的战后国际秩序，而是与之发生了碰撞。这场碰撞是结构性的、意识形态性的，并且不可调和的。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与中国共产党和平共处，不是不太可能，而是根本不可能”。

这让我们想起了中共近年来公开发表的许多文章，其中的一篇文章谈到了邓小平、谈到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文章说，“1985年，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

很多人不知道，列宁从一开始就说，新经济政策是一种“迂回过渡”的方式。他说“租让并不是同资本主义讲和，而是一场新领域内的战争。经济战争正在代替用武器和坦克进行的战争。”

看看这些话，就可以知道，今天的共产党虽然它们外面穿上了西装，但是依然是共产党，一代代的中共党魁口中高喊的所谓“改革开放”，其实是向西方发动的一场新的战争，这场战争早已打响。

余茂春教授，以真实的例子为读者解析中共如何发动这场战争。他说，“今天的中（共）国，并不是一个例外。不兼容性的根源，在于中国的封闭社会与建立在开放与互惠基础上的世界秩序之间的冲突。

每年有将近30万名中国学生赴美留学，而在中国的美国学生却不足1000人。每一个在中国的美国学生，背后对应着近3000个在美的中国学生。这种失衡是中共有意为之的：他们从国外汲取知识，却通过监控、审查与规制阻断信息的回流。

数字鸿沟更加明显。美国人可以随意下载TikTok这款引发国家安全担忧的中国应用程序，而中国共产党却封锁了所有美国社交平台——包括Facebook、Twitter、YouTube、Instagram、Gmail、LinkedIn和Google。

在“防火长城”之内，中国公民生活在一个被封闭的信息世界里，宣传主导一切。数以亿计的人相信新冠病毒并非起源于武汉，而是来自美国马里兰州的一个美军实验室。这并非误解，而是系统性的洗脑。一个建立在谎言基础上的政权，在国际事务中也不会以诚信行事。”

余茂春教授接下来谈到经济，他说“经济交往也暴露出同样的无望。”

“中国企业可以自由收购美国资产，而美国企业在中（共）国却面临无穷无尽的壁垒，根本无法对等进入。互惠——公平交换的基石——在与中（共）国的经济关系中完全缺失。北京追求的目标不是共同繁荣，而是非对称性的收益。以为靠耐心能改变这一切，就像当年相信希特勒的承诺或勃列日涅夫的保证一样天真。

中国的经济体系与自由秩序本质上也是不兼容的。中共一方面要求国际社会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另一方面却实行与市场经济原则背道而驰的政策：操控汇率、向国有企业提供补贴、通过政治命令分配资本。国有企业占据主导地位，而非国有企业的生存取决于中共是否‘开恩’。马云的崛起与陨落就证明了，中国的财富不是受到法律保护的，而是可被随时收回的‘暂时性财富’。在海外，中国公司也并非在公平竞争，它们扭曲市场、压价倾销，并将商业作为国家战略的武器。”

余茂春指出，“在本质上，中国仍然是一个共产主义独裁国家。党高于一切；产权概念不存在；法院服务的不是法律，而是共产党的权威。外国公司被迫交出技术，忍受监控，甚至面临知识产权被盗的风险。在这样的环境下进行所谓‘接触’，不是合作，而是勒索，而勒索不可能维持共存。”

余茂春教授指出中共这个“共产主义独裁国家”，它的野心“也远不止于国境之内”。“一带一路”倡议不是发展项目，而是杠杆工具。贷款制造依赖，依赖滋生顺从。港口、电厂和铁路并非中立资产，而是控制的手段。与此同时，中（共）国正在军事化南海、威胁台湾、资助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这些行为并非一个寻求稳定的国家所为，而是一个意图改写全球秩序的强权的举动”。

因此，“这场冲突无法避免”。

“西方世界建立在开放、互惠与法治之上，而中国共产党则建立在秘密、胁迫与党权至上的基础上。这不是可以‘协调处理’的政策分歧，而是根本原则上的对立。”

“这也是为什么整个印太地区的国家——日本、印度、澳大利亚、菲律宾——正通过‘四方安全对话’（Quad）、AUKUS等联盟集结力量。他们明白：与中国共产党共存是一种幻想，而幻想无法保卫自由。”

文章的最后，余茂春教授指出，“幻想的时代已经结束”。“中（共）国不是一个等待说服的合作伙伴，它是一个封闭的社会、非市场经济体、带有全球野心的共产主义独裁政权。它的体制使得共存不是困难，而是根本不可能。

我们面前的选择十分明确：要么中（共）国接受开放与互惠的原则，要么它就继续被排除在它试图颠覆的国际秩序之外。”

中共统治：如池塘里的薄冰

在过去的百年历史中，马列子孙一次又一次的利用“新经济政策”，欺骗了西方世界。斯大林就曾经告诉美国总统罗斯福：“在苏联约有三分之二大型企业是利用美国的技术建成的”。

在获得西方的资金和技术后，曾经它们以为将赢得与资本主义世界的胜利，1956年11月18日，赫鲁晓夫在波兰，面对现场的西方外交官们就赤裸裸的宣称，“无论你们喜欢与否，历史站在我们这一边，我们会埋葬你们。”

大约三十年后，准确的说是1987年6月12日，里根总统发表著名的“柏林墙演讲”，他嘲讽式的引用了这句话，他说，“在20世纪50年代，赫鲁晓夫曾预言：“我们将埋葬你们”。但是在今天的西方，我们看到的是一片前所未有的繁荣和安宁。而在共产主义世界，我们看见了失败、技术上的落后、健康的倒退”

苏联最终的结局，可以为预测今天的中共政权做参考。

有着“冷战之父”称号的乔治·凯南，在他所著的《苏联行为的根源》一文中引用了一个比喻，他说，“苏联政权的未来，根本不会像自欺欺人的克里姆林宫所说的那么安全”。“国内暴政与国际动荡，己经严重地挫伤了该政权所依靠的伟大人民，使他们丧失了力量与希望”。

“今天苏联政权的意识形态力量，在俄国境外或密警势力之外，影响更大。这种现象使人想起汤玛斯·曼在他著名的小说《布登勃洛克一家》中所用的一个比喻。汤玛斯·曼认为，人类组织在其内部已经严重衰败时，往往外表上显得十分强盛，他把处于极盛时期的布登勃洛克一家比喻成一颗向地球发出明亮光芒但事实上早已不存在的星体。苏联政权‘本身包藏着自我毁灭的种子，而这些种子早已萌芽滋长。’”

1991年12月2日，乔治·凯南在他的日记中写到，“共产主义世界的革命失败了，...这让我感到非常高兴。客观地说，此前我已经预见了这一天的到来。早在40年代末和50年代早期我就竭力告诫政府，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莫斯科的共产主义已经完全丧失了对苏联人民的控制。多年以前，在戈尔巴乔夫登上世界舞台之前，我就已经开始努力说服很多人，苏联对东欧的掌控能力已经严重削弱，它一旦受到挑战，是承受不住任何压力的。我经常把这种统治比喻成池塘里的薄冰，看起来很结实，踩上去却无法承受任何力量。”

23天之后，苏联解体，这个曾经试图称霸世界的共产主义政权轰然垮台。历史证实，在正义与邪恶的较量中，最终获胜的将永远是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