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为何重制造业而轻服务业 专家揭内情

中共的国家战略一直都是以制造业所驱动，相对于对制造业举国之力的过度投入，长期以来对服务性行业投入不足并设限。这种畸形的经济模式发展到今天，国内需求产能过剩、需求疲软、陷入持续时间最长的通货紧缩周期，在国外则遭到了关税冲击。而中共这种经济模式并没有改变的迹象。

继续投资制造业

7月14日，中共党魁在一次工作会议上罕见批评地方政府“一窝蜂”上马新能源和人工智能项目：“上项目，一说就是几样：人工智能、算力、新能源汽车，是不是全国各省份都要往这些方向去发展产业？”

之后的31日，中共发改委发布基金投向指引草案，明确要求政府投资基金在新兴产业领域须防止盲目跟风与一哄而上现象。

不过翻开历史，从“中国制造2025”到所谓“新质生产力”、“新兴产业”，无一不是在中共党魁政策大力支持下推动执行的。

目前，中共对制造业尤其是“新兴产业”投资，仍在以惊人的速度增长，且这种增长似乎没有尽头。

2021年，中国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速达17.1%，其中，高技术制造业、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增速分别为22.2%、7.9%，而同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仅同比增长4.9%。

中共官媒新华社报道，2024年以来，仅仅央企1至11月完成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2万亿元，同比增长18.7%，占投资总额比重首次突破40%。

继2024年增长9.5%之后，中国制造业的投资今年又增长了7.5%。

尤其是大陆各个省市都在推动地方先进制造业如新材料、汽车、半导体、生物医药、装备制造、新能源产业链等，追求扩大规模而非提升利润。

《金融时报》报道，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最新报告对中国40个城市进行了抽样调查发现，中国许多二三线城市严重依赖制造业投资来实现经济增长。2024年，这些城市的投资占GDP的比例平均为58%，而中国全国平均水平已高达40%。而经合组织成员国的这一比例更接近22%。

美国波士顿东北大学财务金融系教授邱万钧对大纪元表示，中国国家发展战略由政府主导，人工智能、新能源及计算能力是国家战略优先事项，这些产业不见得有市场，但因为上有所好，下面就得一起去推行。

“尤其是现在房地产市场下行阶段，地方政府需要新的经济策略推动GDP成长。”他说。

台湾大学经济系教授樊家忠对大纪元表示，中共产业政策十几年来一直都是这样，鼓励发展高科技产业。中国制造2025引起了西方反弹后，它为了降低冲突就换了名词，换成新质生产力。内容当然有些不同，但其实脉络是一致的。就是说它会透过国家力量，大跃进一直不断的重复，去促进某些它认为重要产业发展。

始终存在的产能过剩

中共当局对制造业投资的执念，已导致了中国制造业严重的产能过剩。

自1990年代以来，大陆至少经历过三轮以上的产能过剩，而当前国际对于中国大陆产能过剩关注的焦点，多是聚焦在新兴产业领域。

分析人士认为，产能利用率若超过85%代表需求旺盛，反之当产能利用率低于75%，供过于求和产能过剩现象就会出现。

中国大陆2024年多数产业的产能利用率偏低，尤其在汽车制造、食品制造及非金属矿物制品等类，出现明显过剩现象。

2024年中国大陆几乎各行业的存货率均明显增加，其中又以金属矿物、石化、电子设备等存货率达双位数以上。

中国电动车市场的快速膨胀带来的市场暴需失衡问题日益严重。

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2024年一季度，行业平均产能利用率仅为52%，近半产能处于闲置状态。为消化库存，各大车厂展开激烈价格战。以比亚迪元PLUS为例，从2023年初的14.98万元降至9.98万元，降幅达33%。

樊家忠表示，中共对所谓新兴产业电动车提供大量补贴，条件之一就是要达到一定的产量，产品不够多，就不给你补助。至于需求面如何，它就不管了。既然产业政策指导是这样，大家当然就会去为了领取补贴，扩充产量。

樊家忠表示，一般的经济体在扩充产能的时候，要考虑市场需求。可是在中国，这样的动机就被扭曲掉了。

他说，中共一向都是计划经济，政府对产业发展有很多规划，控制方向竞争和资金。基本上还是大跃进思维，集中力量办大事，供给过剩就是这种结构发展下来的结果。

难以建立消费型经济体

在国内产能过剩的情况下，只能靠取道海外进行消化。去年，中国国际贸易顺差高达一万亿美元，其中制造业占出口总值的98.9%。

樊家忠表示，比亚迪就是一个最有趣的例子，过去几年它用超低价补贴抢占国际市场，很多国际老牌车厂都受到冲击，但比亚迪自己都搞到快破产了，它这套供给面的内卷，然后变成外卷。损人也不利己，对国际的贸易秩序破坏的非常的严重。

樊家忠表示，过去在WTO架构下，各国可以补贴内销产业，但出口商品不允许政府补。可中共根本不管这一套，它虽是WTO成员但根本不尊重WTO规章制度，靠大量的补贴，结果就是大家都得死。

7月29日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美方谈判代表、财长贝森特特别提到，美国敦促中共致力于实现经济再平衡，从制造业经济转向消费型经济。

美国财长贝森特：“中（共）国是现代最不平衡、最失衡的经济体。”“可能需要一些外部刺激，或者外部的——催化剂——来促使中国改变。可能是更多的关税。”

贝森特说，“如果他们（欧洲）不在某个时候征收某种关税，我一点也不会感到惊讶。”

樊家忠表示，经济转型不是说喊一喊就可以转型，中共极权很难发展出消费型经济体，有政治与经济两个层面的原因。他说，从政治层面来讲，发展消费导向的经济体，意味着政府的权力要缩减，不能再搞大规模的产业规划，而且要释放出非常多的经济权力给民间自由发展。

“这对中共权力是一个挑战”，他说，全世界没有一个共产国家发展成消费型经济，因为它是跟其权力运作，跟政治考量完全是背离的。

樊家忠表示，在经济层面上要发展成消费型的经济体，民间要富有、安全，人们才敢消费。但中共体制设计，就是让中国民间社会既不富有，又不安全。

他指出，不富有很多原因，首先是中国土地事实上还是国有或集体所有，中国的银行都是国有的，最重要资源都是政府掌控，百姓财富累积出来大多数还是归政府，而不是归民间；不安全就是说，中国储蓄率那么高，主要是因为生活的不确定性、工作的不确定性比西方社会高，所以要存款存钱、自己保障自己。

邱万钧表示，美国之所以消费比较高，是因为有社会安全机制，至少在失败的时候，社会安全制度可以辅助一段时间。有社会福利制度的话，可以让大家比较敢消费，中国福利制度比较欠缺，特别是农村人口这一块，当然会对消费产生影响。

台湾总体经济学者吴嘉隆对大纪元表示，在中国目前体制之下，几乎注定消费不足。源头是因为很多购买力到国企、红二代、官二代等权贵阶级那里去了，很多权贵阶级、国营企业主管的财富都放在海外去了，没有放在国内消费。

为何重制造业 轻服务业？

中共的发展战略一直都是以制造业驱动，相对于对制造业举国之力的过度投入，长期以来对公共卫生、医疗、教育等服务性行业投入不足；相对于制造业中除少数战略性行业基本上已没什么投资限制而言，民企、外资进入服务业（金融、教育、医疗、新兴文化服务业）面临着高度管制。

这使得中国服务业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占比偏低，显得相当另类。

吴嘉隆表示，中国经济基本上掌握在各级地方官员的手里，如果掌握权力的人能拿到好处，他就会去推动。如果拿不到好处，老百姓能拿到好处，他不见得会去推动。服务业因为很分散，不容易拿到好处。所以他们都会搞工程、搞大型基建，这些工程跟基建在审批过程、安检过程中，地方官员都有机会拿到好处。

邱万钧表示，服务业更注重消费，也不需要大量的资本投入，最主要是服务业比较偏向于国内需求。经济发展最主要的目的是提升人们的生活水准，制造业不见得能变成是消费品，甚至对生活品质的提升可能会有负面影响，但服务业一定是能变成能用到的服务。

邱万钧表示，服务业比较跟人有关系，比较偏向创意创新，但中共体制对创意创新的态度比较审慎保守。制造业是看得见的，偏向于执政集团的利益。对地方干部来讲，他们把升迁当成最重要的目标。

樊家忠表示，中国人口这么多，其实发展国内服务业的基础是非常好的，但问题是政府不重视，它主要补贴对象是晶片、电动车，都是制造业，都不是服务业。

他说，中共若要发展服务业，人民币要升值，人民币升值购买美国商品变得更便宜，会提高人民的消费力。可是因为中国经济下行，人民币的贬值也是有压力。

不过，邱万钧认为，中国制造业发展是大量依靠外销市场，制造业从业员工过去大量依靠农民工，可是这种低廉劳动力慢慢变成过去式。尤其是社会福利的制度性歧视，对劳动力的稳定极为不利。如果农民工在城市连看医生、小孩子上学都有问题的话，确实就会造成社会不稳定。

他说，现在中国劳力成本上升，必须要提升产业生产水准才能维持过去的发展，可是要提升产业水准，它必须要进行创新、投资教育，但现在中国明显对创新投资或对教育投资严重的偏低。

邱万钧表示，再加上中国人平均年龄越来越大，人口成长速度变成负值，人口的红利已经不在，甚至人口老化的越来越严重，这都会变成中国制造业长期发展的一大隐忧。

中共经济模式无改变迹象

《金融时报》报道，由于产能过剩和内需疲软，中国陷入了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通货紧缩压力，对制造业投资的过度依赖问题变得更加紧迫。

在中国的生产工厂里，由于需求萎缩和出口面临关税不确定性，工厂每天都在为生存而战，利润微薄甚至为负。

吴嘉隆表示，中共要不要改变？中共根本没把老百姓放在眼里。

他说，每个官员都是眼睛往上看，他们的升迁不是取决于选票，而是取决于上面认不认可他的表现。所以中共体制运作久了以后，对社会底层的反应能力会严重下降。

吴嘉隆表示，中共现在无法解决经济的困难，中国经济现在继续走下行的趋势，失业问题、地方财政债务问题等等，这些一直都会持续下去，不去改变问题就会恶化。

“那些官方的经济数据如GDP成长率5.3%已经没有意义了。”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