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豪被大象踩死

死在大象脚下的FC·康拉迪，原本很喜欢大象，他坚信它们是值得人信任的生物。

作为南非冈瓦纳私人野生动物保护区的联合创始人，他致力于在这片灌木与丘陵交错的土地上重建濒危的凡波斯生态系统，并率先将大象重新引入这一区域，形成了两百年来南非南部第一支自由繁殖的象群。

但尊重与热爱，无法消弭野性的冲动。7月22日清晨，康拉迪在保护区内巡视时，试图引导一群大象离开游客住宿区，却遭到其中一头雄象的突然冲撞和踩踏，当场身亡。当紧急救援人员到达时，大象已经离开。

这一幕令人震惊的意外，夺去了康拉迪年轻的生命。他今年39岁，有深爱的妻子，三个年幼的孩子，拥有百万身家，很多与他共事过的人都称他友善、正直、富有远见，对生态保护作出了突出贡献。

康拉迪生前与妻子的合影

袭击他的是一头非洲象，是非洲最大的陆生哺乳动物。成年雄象体重可达六吨，肩高超过四米，拥有极强的领地意识和应激反应，尤其在发情期期间，行为更加不可预测。

在这里生活的野生动物遵循的是自然逻辑。就像那头突然冲撞了康拉迪的雄象——没有预警，也没有犹豫。

目前，事件仍在调查当中。但据多家外媒报道及园区内部人士描述，袭击康拉迪的极有可能是去年曾造成死亡事件的同一象群。

在那起事件中，一名36岁的导游在引导一群羊穿过生态帐篷小屋时，遭到一头名叫“邦尼”的母象攻击，被拖入灌木丛，之后又被象群反复践踏。

去年在同一园区被大象袭击身亡的导游

大象攻击人类，正变得越来越频繁。问题不限于南非，全世界都如此。世界自然基金会的数据，过去七年间，肯尼亚有超过200人被大象杀死。在印度，2019年至2024年间，共有2869人在大象袭击中丧生，其中，喀拉拉邦的数据在过去5年翻了一倍，人象矛盾，还引发了当地居民与政府间的冲突。

而泰国，多年濒危后的野生象，近几年袭击人类的案例也变得频繁。近在中国的云南，野象数量进入快速增长期，已从1976年的140多头增长到2023年的300多头。当地林草局表示，野象甚至出现了婴儿潮。

可见，人象矛盾，正在变成一个全球性的复杂问题。而南非的悲剧则提醒人们，人与象的冲突中，试图驯服这些野生的庞然巨物，终是玩火自焚。

碰撞

野生动物的行动依据是天性，而非意图。

而冈瓦纳保护区所依循的，却是一种更复杂的人类逻辑：作为南非规模最大，横跨近110平方公里的私人野生动物保护区之一，它既是一片生态修复的实验地，也是一处高端旅游目的地。

据报道，冈瓦纳保护区是外国游客和名人常造访的热门景点。官方报价显示，一晚双人套餐的住宿价格通常在600至900美元之间。

生态保护和旅游项目的双重角色，在当地并不少见。私人保护区制度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在南非兴起以来，至今已覆盖全国超过三百个区域，占据全国土地总面积的6%以上。

园区及住宿

相比政府管理的国家公园，私人保护区更加灵活，也更依赖来自旅游业和私人资本的资金维系日常运转。

正因为如此，保护区的存在本身就带有一种悖论：它既要吸引人靠近野生动物，又必须敏锐地维持人与自然之间的边界。

康拉迪并非鲁莽的“冒险家”，他拥有扎实的专业背景——主修动物学，另获得商业、动物研究与市场营销等多个学位。

工作中，他常亲自走进保护区，观察象群的生活状态，用镜头记录它们的日常。据保护区员工回忆，康拉迪虽多次表达对大象的热爱，但也不断提醒大家“别忘记它们虽住在保护区，却依然野性未驯”。

他所身处的，正是那种微妙的平衡——在生态保护、野生动物安全与旅游经营之间拉扯出的一张脆弱大网。

康拉迪记录象群日常

康拉迪越靠近这份野性，就越有可能进一步摸索出人类与动物共处的边界。他做的不是简单的管理，而是在倡导一个人类与野生动物能够在尊重与理解中共存的未来。正是这种致命的想法，进一步让他滑向危险境地。

这不是冈瓦纳第一次发生大象伤人的悲剧。

一年多前，同样在这片土地上，一名年仅36岁的导游被象群踩踏身亡，遗体几乎无法辨认。更令人心寒的是，园方并未主动通知其家属，死者的妻子还是通过Facebook才得知丈夫的死讯。

据一位友人透露，园区不仅没有提供任何经济补偿，也没有帮助其遗孀抚养年幼的儿子。

在这里，一切看上去是那么和谐，边界却脆弱得一触即破。

象的愤怒

康拉迪的死亡，并非孤例。每年，非洲多地都发生因大象袭击造成人员伤亡的悲剧。

仅在几个月前，赞比亚南卢安瓜国家公园，一头带崽母象突然袭击两名参加徒步旅行的游客。当时，她们正前往另一个营地，看到大象的踪迹后，当即决定改道，导游也鸣枪示警，但未能阻止悲剧的发生。而在更早些时候，一名护林员和一名游客也分别因象群踩踏丧生。

赞比亚南卢安瓜国家公园象群

尽管大象不是猎食者，但它们仍是野外最具杀伤力的哺乳动物之一。

近年来，随着生态旅游的兴起，步行导览与乘车观赏成为人们亲近野生动物的热门方式。但这种看似“安全和谐”的生态旅游方式，反而成为危险的诱因。

去年，在赞比亚卡富国家公园，一头雄性大象冲撞并掀翻了一辆专为观光设计的野外旅游车，造成一名79岁美国游客死亡，数人受伤；而在利文斯通市附近，一位64岁的女性游客在观象途中被象群拖出车外，当场践踏身亡。

赞比亚卡富国家公园大象冲翻旅游车

生态行为学者Chase LaDue曾指出，游客车辆常常停在不合适的位置，或被植被遮挡，从而使得大象无法获得足够的回避空间。驱车靠近象群时，人们并不知道它们三十分钟前经历了什么——也许它们刚刚从某种压力中脱身，却在人类的靠近中再度被惊扰。

象的愤怒，不一定有明确目标，人的靠近也不总意味着恶意。但在信息不对称与习性错读之间，这种冲突注定频繁而危险——尤其人们抱着浪漫幻想接近野生动物，却低估了它们本能反应的烈度与不可预测性。

尽管许多保护区和国家公园运营良好，已在最大程度上尊重大象的习性，努力为它们保留足够的活动空间与原始生态结构，但根本的问题在于：游客的观看欲，与野生动物的生存需求，本就不是天然契合的关系。即便所有规则被遵守，误解和冲突仍可能在瞬间发生。

越是接近“真正的自然”，越容易吸引人们以“原生态”的名义前来靠近、体验、凝视。而当这样一片土地在市场逻辑中成为热门景点，自然的秩序必将受到撼动。

冈瓦纳私人野生动物保护区大象

这也是为什么与媒体上诸多悼念康拉迪的声音不同，社交平台上的讨论更为尖锐。

有人评论道：“他拥有一座私人野生动物保护区，最后死在自己保护的大象脚下。这不是悲剧，是讽刺。”

私人野生动物保护区，这一看似高尚的生态设想，在实践中可能并不仅是自然理想的延伸，更与财富、管理权力与伦理边界密切交织。

人类需要扪心自问的是，在这样的保护区，人们到底在用何种方式看待野生动物？是以生态共生为前提的理解与尊重，还是以观赏与管理为逻辑的干预与操控？

谁的家园

人象冲突不只发生在保护区。对生活在印度、泰国等亚洲象分布区的人们而言，这是一场包琐碎、更日常、却更难逃避的拉锯。

大象是泰国的国宝，在佛教与王室文化中拥有崇高地位。1986年，亚洲象被列为濒危物种。此后数十年，泰国政府通过立法禁止狩猎、推动象群保育与野放项目，使野生象数量从2018年的约3000头增长至2023年的4400多头，保育成果初见成效。

但泰国政府积极拥抱亚洲象回归的同时，也在大兴土木，推动泰国东部经济走廊的开发和基础设施的建设，野外栖息地持续压缩，大象开始频繁出没于村庄边缘，进入果园、穿越稻田——与人类生活的边界变得越来越模糊。生态学者将此现象称为“栖息地破碎化”。

根据泰国国家公园、野生动物和植物保护部的数据，泰国每年平均有约20人死于野象袭击。

去年，在泰国东部一处村庄，Boonsri Pakdee的丈夫死于一头雄性野象的踩踏。事发地距家门不足两百米。当时，他正穿过自家种植园，遭遇村民称作“黄仔”的大象。被发现时，他的尸体已经撕裂，四周散落着驱象未果的“乒乓炸弹”残片。这些自制的迷你炸药，是当地人为数不多的防御工具。

乒乓炸弹

十年前，Boonsri这一代人甚至未曾在村里见过大象。

“它们抓起人，拍向树干，有时会踩踏，甚至用象牙确认你是否还活着，它们可以像玩洋娃娃一样玩弄尸体”，泰国东方大象教育中心研究员Taan Wannagul说，“它们并不以攻击为目的，但人类投掷乒乓弹、制造巨大噪音驱赶大象，会使它们变得更加紧张、具有攻击性。”

在北柳府这个人象冲突更为严峻的地区，不少居民甚至公开指责政府“将大象的命看得比人更重要”。

“我认为这不公平，需要更多的平衡”，当地村民Wannakham说，“如果有人死亡，政府最多提供5万泰铢（约1.1万人民币）的赔偿；但如果一个人杀死了一头大象，罚款至少是20万泰铢（约4.4万人民币），还可能入狱。”

泰国北柳府野生动物保护区人象冲突致人死亡

与此同时，对于大象来说，甘蔗、香蕉和水稻是极具吸引力的食物。但当它们席卷农田后，泰国政府对庄稼毁损的赔偿远不足额，导致许多家庭陷入债务之中。普通人与野象之间的矛盾，在政府举棋不定、倾斜失衡的干预中越发激烈。

而在另一端的印度，这一矛盾的烈度已经推至极限。

印度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亚洲象，约占全球总数的60%。这些象群自古便活动于印度南部、东北部与喜马拉雅山麓，大多数印度教徒也将其视为神圣的化身。

然而，快速城市化正在改写这段古老的共处历史。林地被砍伐，公路与铁路贯穿象群必经之路，原有的迁徙通道，被切割成一块块孤岛。象群失去了完整的栖息地，也失去了与人类保持安全距离的空间。

“印度的保护区总面积不到5%，但有数百万人生活在其周边”，野生动物研究中心主任Krithi Karanth说，“这意味着冲突已不再是例外。”

据官方数据，2018年至2023年，已有2000多人死于象袭——年均死亡人数是泰国的十倍之多。而象群的代价也不低：每年约百头大象死于电击、火车撞击或被村民报复性捕杀。

印度大象被雷电击中身亡

在冲突最严重的西孟加拉、奥里萨和贾坎德等邦，这种拉锯近乎已成为生活的一部分。村落密布、贫困率高，人类与象群的活动区域几乎无缝衔接。脱离象群的雄象，尤其是正处“musth期（发情期）”的年轻公象，更易误入人类聚居地，带来致命冲撞。

为缓解冲突，印度政府试图建立更灵活的响应机制：设立象类预警App“Haati”，组织村民志愿者“象友”，沿迁徙路线部署红外监测装置……但广袤的地理、薄弱的基础设施与赔偿争议，使这些尝试常常止于局部成效。

NGO与研究机构也介入其中，为庄稼被毁的农户提供补偿。Krithi Karanth寄望于印度人对大象的文化亲和力：“或许正是因为信仰，人们才愿意为大象多做一点。”但她也明白不能盲目自信，因为没有足够的森林，再多亲和，也难以维持和平。

与泰国相比，印度的人象冲突的烈度更高、周期更长、后果更不确定。它不只是自然与人类的摩擦，更是一场必于空间、权属与现代治理边界的深层博弈。

尽管人象冲突不是一个全球普遍的问题，但并不意味着其他地区可以高枕无忧。不是大象，也可能是狼、熊、豹子、甚至其他尚未进入人类视野的野生动物——这场困境，终将以不同形式浮现。

真正的问题并不只是“我们要不要保护大象”，而是我们是否能承认，有些生命形式，本就难以与人类的生活逻辑并置存在。它们不被驯服，也不会退让。它们需要的，不是拯救，而是空间。

人类也必须面对另一个更难的追问：当我们以“保护濒危”的道德之名成功保育出越来越多的动物，却无力为它们恢复栖息之地，我们到底是拯救了什么？又困住了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