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前15分钟，国奖少女决定弃考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高考回忆。

悠悠现在回想起来，高考前15分钟弃考那一刻，是自己与父母漫长对峙的高潮。这场对峙，争夺的是对“我”的控制权，悠悠不能输。

以下，是她的自述。

弃考那一天

2022年6月7日，那是一个很舒服的日子。温度不冷不热，没有乌云，太阳也不刺眼。

通常坏天气会让我的心情糟糕透顶，但那天我并不觉得糟糕，准确来说，我感觉不到一切。有一块毛玻璃，把我与外界隔开了。我只能隐隐听到开车的父亲和副驾驶的母亲在拌嘴。

他们送我去考场，突然因为琐事吵起来，继而演变成有关我的互相指责。父亲责怪母亲管我太严，母亲则痛恨父亲当甩手掌柜。我坐在后座，一手拿着笔袋，一手拿着准考证。我不生气，只觉得心里是空的。

汽车停在考场敖近的地下停车场，我没有动。

“下车吧。”母亲催促声稍大了一点，她以为我睡着了。

我醒着，只是沉默地坐在后座。

她有点慌了，走过来打开我的车门。有一瞬间，她想发火但又忍住了，转而蹲下来握住我的手，开始温和地劝我、求我。

“没事的。”

“别害怕。”

“我们送你去考场门口。”

她重复说。

父亲也开始催促我：“还来得及，快去。”

他俩越来越急，妈妈握着我的手劲儿越来越大。

爸爸就重复着，“进去吧，进去就行。”

好像只是几步路，似乎只要走进考场的门就一切正常了。

我始终一动不动坐着。妈妈一边轻轻拽我，一边不断地掏手机看时间，她越来越慌张。“快去吧。”爸爸继续说着。

开考15分钟后，禁止入场的铃声响起。

母亲的怒气瞬间全部涌出，啪一声关上我的车门，回到副驾驶坐下，开始咒骂我，包括但不限于我因病辍学、在网上写小说。

而我爸还在说：“去吧，可以去的。”

他甚至不知道禁止入场的规则。直到确认不能进场后，他也开始骂我，一边骂我一边回工作消息。

两人一会怪对方没有管好我，一会儿又想起来最该骂的是我，该骂的事儿贯穿我从小到大，该骂的人也从家里到家外。主旨就一个：弃考实在难以启齿，我大大地丢了他们的脸。

“别人问起来怎么办？我们怎么办？”他们一直在反问。

放弃高考的是我，人生一团乱麻的是我，他们倒没替我问一句，我该怎么办。

等他们终于倒空了脏话词库，想起来我还在车后座。

我爸说：“不考就下车，这个车是用来送考生的。”

我妈再次冲到后座，啪一声打开我的车门，一把将我拉下了车。她太用力，而我也没有反抗。

我不想反抗，因为我理解他们此刻汹涌的情绪。我被拉得坐在地上，看着他们的车扬长而去。

我就一直坐在地上，突然有些感慨，任何父母大概都不能接受这样的情况，尤其是我的父母。

做一个好学生

上一个好的小学、初中，直升最好的高中里最好的班级，然后选择生物、化学或者食品等专业，即便是“天坑专业”找不到工作，毕业后他们也能给我安排一个好的岗位。

总结来说，就是复制他们的成功。

他俩都是标准的成功人士，学化工出身，后来都进入了制药行业。妈妈做研发，手握多项专利，父亲转而经商，是一家私企高管，保证我们一家富足的生活。

印象里，妈妈无所不能，她工作很忙，但永远有空跟进我的学习。

高中时，我告诉妈妈想找化学辅导老师加强一下，她可以花一个晚上给我挑选机构和老师，找题目让老师录制讲解视频，最后供我挑。她还会自己找文献、读材料、研究高考，早在高一就预测考点让我练习。

从小到大，我也按着父母的规划努力着。

我初一就获得了初三组别的数理竞赛国奖，后直升上了省重点高中，成了全省唯一入选“教育部英才计划数学学科论坛”的女生。

我不容许自己失误，因为妈妈就是这样要求我。

小学的时候，我找她签字，她瞟了眼九十多分的数学考卷，便站起来回房间躺下，一句话没说。

等我拿着没签字的试卷找到老师，只好尴尬地盯着脚趾。老师也很疑惑：“你这不是考得挺好的嘛？”

妈妈不允许我有任何失误，从小到大，一旦我没有考到第一名，她就会对我冷暴力：故意加班不回家，我和她聊天时也只会回一两个字，扔下我自己回房间。直到我向她道歉，再三保证自己不会再失利。

这些时候，爸爸总是不在家。相较于妈妈，他在我教育的事上关注甚少，初中时心血来潮给我去开家长会，却连班级都走错。

我努力做一个好女儿，好学生，给自己制定了“18.5小时定律”，除了通勤、吃饭、睡觉，我要保证每天有十八个半小时都扑在学习上。

每天六点起床，在家里背会书，然后坐公交上学，五点左右到家继续学习，晚饭后一直学到将近1点入睡。

2017年12月，我妹妹出生了，吸引了妈妈大部分精力。

我能交流的人变得更少了。那时我虽然有手机，但为了逼自己学习删掉了微信，唯一对外的联系是和闺蜜发短信聊天。

为了省两毛一条的通信费，我常常把想说的话攒在一条发完。有次大半夜我在手机敲下信一样长的牢骚，结果因为文本过长，被自动分成两条短信发送，我只能看着手机苦笑。

我告诉闺蜜，我好想有人抱抱我，可没人来抱我。

差不多也是在那时，我的右手开始脱力、抖动，初三时问题越来越严重，我甚至握不住笔，用胶带把笔和拇指、食指绑在一起，才能勉强写字。

我还开始头疼，一点点声音就能在我脑子里炸开。当楼上练钢琴的邻居弹错了音，我脑袋嗡的一声，一股无名火突然熊熊燃烧，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如此愤怒，我在愤怒什么。

为此，我开始戴工业级的降噪耳机。但再轻的声音，小孩的跑动、隔壁电视的声音，都能轻松穿过楼板狠狠撞我的脑子。

我难以支撑了，唯一的办法是告诉妈妈，父母托关系给我找到最好的医院、最好的病房，单人间带沙发，角落里还有一台动感单车。

我看遍了神内神外的医生，得到的结论是，我没有任何生理上的问题。最后，一位医生看到那么厚的检查病例，说：“去看看精神科吧。”

我在精神科做了个量表，诊断出病症，开了一堆药。医生建议住院，但家人都觉得一张量表不太可信，认为我歇一歇就会好。

在家的日子，我的确好了些。手不再那么抖，头痛也变得不那么频繁。那一个月，我仍然在学习，每天做好几张卷子。

过段时间就是中考，虽然我已经直升本校高中部，但她说毕业考是初中的结尾，“你不能给自己的任何阶段画上一个不完美的句号。”

所以，即使我在养病时学习，她从不拦着。唯一的不同是，我越睡越早了。因为我妈妈刷到一个小知识，一个深度睡眠循环是1.5小时。她希望我能保证有效睡眠时间是1.5的倍数，既然我习惯了早起，她能做的就是越来越早地催我上床，让我多睡几个1.5个小时。

她会盯着我钻进被窝，给我关上灯、掩上门。她还不厌其烦告诉我各种养生知识，喝豆浆也会引发头疼等等。这些信息在我脑子里扎根如此之深，以至于我现在也很少喝豆浆、掐着点睡1.5小时的倍数。

后来中考失误了，我全班第一，但全年级排名第二。班主任一遍遍安慰我：“休息了一个月回来考成这样，很好了。”

而我满脑子只有“病假一个月，不是考不到第一的理由。”

到了高中，为了省掉通勤的半小时，我要求爸妈在学校三公里远的地方租了一间酒店式公寓。

早上六七点，爷爷会来骑电动车来公寓，送我去上学。路上我用一分半钟买一个饼、一杯牛奶，在早读时候吃掉。晚上我走路回去，可以用路上的时间刷一道数学大题。

父母雇了一位阿姨照顾我的生活。我一个人回去，一个人吃阿姨做的一桌菜，睡阿姨整理的床铺，一个人学习到凌晨。这里没有任何娱乐或缓解焦虑的东西，有时候我焦虑得睡不着，只好起来继续学习。

高一那年的生日，我回家住几天，突然意识到，我已经一个月多没见过父母了。一切都那么陌生，妈妈忙着照顾妹妹，我在旁边像个外人。

我一直是个“好学生”，我恨“好学生”三个字。

混乱的大脑

高一刚开始，一切正常。在全市最好的班里，我都能考前几名。高一下学期的期初考，我失误了，因为粗心做错了物理大题，成绩从年级前几落到二三十。

这对我来说，就是天大的事。

“我的人生怎么能出现这么大的错误？”我问自己。

我一个人住在学校附近的公寓里，只记得自己当时近乎崩溃，不吃饭、不出门、不与外界联系，只在手账本里一遍遍写：二次验算。

越怕什么越来什么，接下来的一次月考我又失手了。我脑子一团乱，没做出一道需要划辅助线的数学题。

这次，我年级排名在40左右。

成绩出来那天，我只觉得彻底完了，迷迷糊糊坐到楼顶天台，无意识晃着两只脚，想着不如跳下去。幸好对面楼高三的学生看到后报告了老师，老师把我抱了下来。

我回了家，休学了一整年，第二年又回学校再上一遍高一。

为了不打扰我学习，父母把妹妹送到爷爷家照顾。我住回家里，一切又开始正常了，我每次考试都保持在年级前十。

此后赶上了疫情，在家上了一阵网课。回校上课时，学校安排了一次全科考试，用来考验大家疫情期间的学习情况。整场考试，我都紧张得扣手。我的成绩仍是年级前十。但我前所未有地恐慌。

“考得好是运气，考不好是实力。”我写给自己的那句话再次浮现。

我坚持认为，这次成绩好，纯粹是因为同学们在家期间不如我自觉。一旦大家都回学校正常上课，他们都能超过我。

我又开始手抖、头疼，积攒的压力再次爆表。随后是期中考，我做完了数学考卷，突然觉得害怕极了。我怕接下来发生的一切，怕未知的分数、未知的排名……

我没有交卷，站起来离开考场，一个人闷坐在学校食堂，也没有参加接下来的考试。

老师以为我离校，通知我父母、查监控，最后把回教室收拾书包的我逮住。每个人都在劝我，连我妈妈也开始劝我了。

“宝贝女儿”，她如此称呼我，但已经来不及了。

那次以后，我开始逃学、缺考，慢慢演变成不再去学校。

疫情后我不再住鲍寓，重新回到家里。每天早上，父亲请的司机把我送到学校门口。等司机离开后，我也跟着离开，坐地铁在城市的地底乱转。

我的大脑一直是空的，但每当傍晚，在地铁里看到放学的学生，看到款式接近的校服，我都想哭。原本我也该是其中一员，现在却只能看着他们走在正轨上，一种深深的恐惧就会裹住我。

妈妈知道我经常逃学，但碍于我的精神状态，她一次都没说过。

她每天依旧按点催我上床，高考前一天，她给我写了一封长信，在微信里几屏也没有翻完。

“我亲爱的宝贝”，她在开头这样叫我。

她在信里对我说，她知道我从小学到高中都非常不容易，她说我哪怕只考上一个普通的211，她也满足。并且她知道，我即便发挥得再差，也能至少考上一个普通211。

读着信，我感到她爱我，同时因不断出现的“211”再次崩溃。

第二天，我在迷糊中放弃了高考。

兵荒马乱的一年

高考那天，被妈妈拉下车后，我在地板上坐了很久，脑子里一片空白。

直到第一场考试快结束，我害怕碰到回家的同学，只好甩着坐麻的腿走回家。家里很安静，妹妹早被送去了爷爷家，妈妈躺在床上，爸爸在阳台抽烟、打工作电话。

每个电话里，对方都关心我的高考状态。我爸跟这个人说考得不错，又跟另一个人说发挥得不太好，绝口不提真相。

有关高考那三天的记忆都很混乱，没人主动和我说话，也不正眼看我，甚至不再要求我去参加剩下的考试。

我体会到绝望，想着自己放弃了高考，未来只好去工厂打螺丝、去门店摇奶茶。既然这样，我得攒钱。

高考第二天，我试着和妈妈要一笔钱，这是我之前发表文章的稿费，打进了她的账户。

这时候，她才第一次和我说话：“去港澳的大学吧。”

她再次像救世主那样，找到了眼前问题的解决办法。其实，我是可以用平时成绩申请的，但母亲说，他们也可以想办法花点钱，把我弄进澳门大学或澳门科技大学。

我统统拒绝了。我们已经无法沟通，父母说的每句话我都反驳，然后他们反驳我的反驳。

高考第三天，父母冷静地要求我离开家。他们怕我的叛逆会影响到妹妹，爷爷正在送妹妹回来，我要在她回来之前离开。同时，妈妈也把那笔六百元的稿费给了我。

我背了包，装了几件衣服，冷静地离开家。

我找到最便宜的自习室，吃住就在那里。不久后趁着父母都不在家，我又回家整理了一箱行李，从此常驻自习室。

自习室一个月只收450元，还提供小面包和水做茶歇。我的行李箱寄存在前台，撒谎说里面是我要看的书。服务员也善良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那里并不让人躺下睡觉，半夜累了我就趴在桌上，听着隔壁耳机里漏出来的声音入睡。

洗澡就去公共浴室，比临时简易厕所大不了多少，充满下水道泛上来的味道。辛苦的体力劳动者也使用它，留下一地的沙土和树枝。

这期间我偶尔会回家取点东西，每次都在手机上提前告知父母，但他们不会回复。他们知道我住在哪里，也知道我的大概状态，这就是我们之间的全部联系。

为了快速赚钱养活自己，我在淘宝找了店铺，做枪手接代写。一开始代写中学生作文，千字大约20元。我从睁开眼开始写，写到实在撑不住睡过去，只能挣100元。

我还帮一位中学老师代写演讲稿，他没给我任何资料，要我自由发挥。第一版觉得不够贴近他的生活。我改了第二版，他又觉得例子不当。我只好接连改了第三版、第四版。最后他说，还是第一版最好。

我被这几十元的东西反复折磨着，混成了熟手，钱变得好挣了。我可以代写各种运营文、品牌故事、学生作业。

最荒唐的是，我一个高中毕业证也没拿到的人，还帮别人写过保研评定材料、教师评职称的材料、面试的自我介绍。我还代写过短剧，被骗放弃了署名权，只拿到一千元。

我越写越觉得屈辱。正巧那时，闺蜜问我：“高考要报名了，你报不报？”

我意识到，我需要参加高考、读大学，重回正轨，这样才能名正言顺地实现我的价值。

我给爸爸妈妈发了条消息：“我报名高考了。”

他们没有回复。

高考、创业、新人生

这一次，我有了明确目标——我要学戏剧影视文学（以下简称戏文）。

从小到大，阅读和写作，是我唯一学习之外的爱好，也是我擅长的。我一直在网上写文，有一小群读者粉丝。我接连参加了三次新概念作文大赛，三次都获奖。

但父母觉得文科专业“没出息”。在我们省，戏文是一个艺考专业，我没有报培训班，而是在自习室自学。通过兼职代写赚稿费，终于攒下几万元后，我可以全身心学习了。

曾经的学习状态似乎又回来了，我不吃不睡两整天，就背完了历史，然后花更多的时间去学习哲学、文学。

期间我回家拿东西，碰上妈妈，她似乎有些心软：“你要不要住回来，要不住到另一套房子里去吧？”

那里离市区很远，我拒绝了。

2023年高考结束的时候，从考场出来，父母再次开车来接我，就像2022年送考那样。那年的兵荒马乱，我们绝口不提，仿佛没发生过。

高考成绩出来，我的分不错，可以上几所985大学的文科专业。

妈妈再次替我决定了，当着我的面，她只刮开了密码卡的前一半，然后把它藏起来，登录报名系统替我填了志愿。

我所在的省份，高考生登录系统查分、填报志愿、查看录取结果，都需要这张动态口令卡，上面的序列号是唯一的、与考生绑定的。

我趁她不在家，利用报名系统的多重验证，还有上线记录，试了最后两位密码。在最后一刻，把她填的志愿改成了现在的学校。

这又是一次严重的忤逆。母亲气坏了，索性不再给我钱。

高考完的暑假，我又全职做了一阵子枪手，再加上往年爷爷奶奶给的压岁钱，攒够了前往北京的学费和生活费。

也许是对“好学生”的彻底反抗，也许是为了让父母看到我的成功，更可能是我心中的傲气，促使我做更大胆的事情。

大二时，即便是全班GPA第一，我也毅然要休学创业。父母当然坚决反对，不愿给我的休学申请签字。我就旷掉所有的课，在学校把我劝退前逼得父母妥协。

我一开始想做戏剧疗愈的工作室，投入了自己全部存款。为了省钱，我和一个陌生女孩合租在北京的一张床上。这是个不挣钱的项目，合作方听到我只是一个休学的本科生，全都嗤之以鼻。

最困窘的时候，我试着给母亲打电话，希望她借给我1000元。听到我的请求，她当即挂了电话。

第一次创业失败告终。第二次创业，也就是去年，我开始做摄影约拍，联系、集结了各个城市的摄影师，做定制约拍的服务。

这次，我终于有了稳定的收入。

此外，我还干过很多事，跟剧组、写剧本、参与大型晚会。最近一次忙得脚不沾地，是在白玉兰电视节当导演助理。

尽管“顺”做不到，我依然想做一个“孝”的女儿。每次出差或旅行，去海南、香港，我都给妈妈带个包或是化妆品。

收到礼物，妈妈会在微信上拍照发给我，一大早问候一句：“醒了么？”

我睡醒后给她打电话，她在忙，挂了我的电话。等到晚饭后，她突然在微信上说：“谢谢大宝。”

我的妈妈不会有更雀跃的表达，但我觉得这样的回应足以说明她很开心。

而我也忙碌又满足。

近期，我打算九月回学校去，完成学业以便让自己站在更高的地方。

其实我也知道中断学业转而创业，确实稍显激进。但创业不仅仅是想证明自己，另一个隐秘原因我很少对朋友们提起，我希望能在北京给妹妹提供一个落脚点。

对于妹妹，父母一比一复刻了对我的培养计划。她正在念我的小学，父母给她设定的短期目标是，考上我的初中和高中。她甚至和我一样，跟同一个老师学小提琴。

当我在妹妹这个年纪，我懵懂而顺从，按母亲意愿，把当科学家作为自己的人生理想。

但我妹妹不一样，她成绩远不如我好，对学习提不起兴趣，却热衷蛋糕和烘焙，人生理想是开一家面包店。

妈妈以耽误学习为由不让她在家烤面包，她还不懂反抗。我希望有一天，她想要抗争的时候，我会有足够的能力支持她。

我不希望她再经历我的痛苦时刻。

高中逃课缺考的那段日子里，某个夜晚，我的痛苦终于积满了，我偷偷吃下了很多安眠药。

醒来时，我已经在医院急诊的急救室里。爸爸妈妈也许去缴费了，我身边没人，便自己晕乎乎起来，光着脚往外走。

我高度近视，又没戴眼镜，只好朦胧地望向空中，感觉自己的意识在一遍遍地问：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我的未来会是怎么样，人生最不如意的面貌是什么样的？

我回答不出，大脑开始跑马灯，随后又沉醉在一个遥远的回忆：那时候我非常小，妹妹没出生，爸爸也还没有常年在外工作。他和妈妈一起带我在楼下小鲍园玩，给我买了一个气球。

我抓不住线，气球飞了。妈妈没有生气，笑着给我新买了一个。

气球又飞了，妈妈没有生气，又新买了一个递给我。我紧紧抓住气球的线。

我醒过来，是洗过胃以后，爸妈正要带我回家。

妈妈紧紧抓着我的袖子，就像我抓着气球的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