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浪潮中的关键角色：社工（上）

在语言不通、文化隔阂、子女教养、经济压力以及社会融入的多重压力下，新移民家庭常承受巨大身心压力。一家之主往往自顾不暇，为了适应新生活耗尽心力；青少年则在教育体系中挣扎于语言适应、文化认同与心理健康；对于年迈的新移民来说，身体健康与复杂的美国医保制度更是一道额外的挑战。当一个家庭同时被这些问题包围时，往往步步艰辛。

在这些夹缝与裂缝中，社会工作者的角色至关重要。他们穿梭于家庭、学校与政府部门之间，不只是解决个案问题的实务者，更是连结社区与资源的桥梁，是理解与倾听的开端，是倡议与制度改革的推手。

早在1967年，来自香港的移民母亲伍宝玲（Po-ling Ng）踏上纽约土地时，未曾预料自己会成为华人社区社会服务的“开荒牛”。那时的她，只是为了三个孩子的未来，逃离动荡的香港。然而，六十年后，当偷渡与走线潮再度涌入华人社区，熟悉的困境重演于无数家庭。伍宝玲的故事，也因此成为一代又一代新移民的镜子与借鉴。

从动荡中出发：感恩节踏上新旅程

1967年11月的感恩节，伍宝玲带着两名年幼子女和腹中胎儿，搭上从香港飞往美国的班机。身后，是动荡不安的香港——1967年香港的左派组织响应大陆文革，发起对抗港英政府的六七暴动，街头冲突与炸弹袭击频传；前方，则是一个语言不通、未卜前途的新世界。

初抵纽约，她英语蹩脚，没有美国学历，怀着身孕，唯一能找到的工作是进入制衣厂做车衣工。感恩节隔天，她就拿着剪刀跟嫂子学上工。她回忆初入工厂的恐惧：“听到衣车声就害怕，布料堆满桌，分不清哪片是袖子，哪片是领子。”

但生活不容退缩。她每天早上八点送孩子去托人照顾，晚上八点下班，一周工作超过72小时，才领到她在美国的第一张薪资支票——21美元。那张银行回单，她至今仍珍藏，视为奋斗的起点。

但她从未忘记一句话：“要改变命运，就要读书，先学好英文，再拿到美国的学历。”孩子出生后，她用车衣赚的工资报名纽约大学的英文课，一边打工、一边学习，最终打开命运的另一扇门。

六小时面试：踏上社工之路

1968年8月，女儿刚出生，伍宝玲开始四处寻找工作。有天，她在报纸上看到下东城一家社福（戒毒）中心招聘社工，便决定一试。面试当天，看到进出的多是吸毒或酗酒者，几乎看不到华人，让她心惊胆跳。

当时中心唯一的华人员工刚好是华策会董事，便介绍她到新成立不久的华策会申请。1969年1月27日，伍宝玲来到华策会位于Pell街3号的办公室，接受犹太裔主管柯恩（Allen Cohen）长达六小时的面试。尽管英文有限，她仍自信地表达：“我愿意接受挑战，回馈社会。”

柯恩事后回忆：“她英文不好，但全程很自信，教育背景扎实，又吃过苦，正是我想找的人。”

华策会当时经费拮据，年薪仅5,100美元，发薪也不稳定。但伍宝玲毫不犹豫接受了这份工作。白天继续在工厂做三小时；下午则投入社区服务，从此开启了她长达半世纪的社工生涯。

她与柯恩也成为最佳拍档。伍宝玲熟悉中文与华人文化，柯恩擅长与政府沟通、争取经费。“他说我就是他最好的资源。因为你懂社区，我懂制度，我们合作，就能把资源带回来。”她说。

一次在市长林赛（John Lindsay）主持的公听会上，柯恩突然踢她一脚：“你上去讲！”尽管英文不流利，她仍站起来谈华埠老人问题，细述社区需求。会后不久，相关拨款便批下来，奠定了他们与政府机关合作的基础。

探访孤老：靠宝济丸、百花油撑命

1970年代初，唐人街尚无任何华语社会服务。伍宝玲开始逐户探访独居长者，亲眼目睹许多老人过世多日才被发现的悲剧。

当时华埠因美国移民政策限制，女性难以来美，形成以年长单身男性为主的“单身汉社区”，住在条件恶劣的“散仔房”（Single Room Occupancy, S.R.O.），一间公寓里隔出数个床位，摆上双层床，租客采“轮更制”轮流睡觉——白天上班的一批人下床后，夜班回来的人接着躺上去，租金低廉，赚到的薪资大都寄回中国养家。

她发现，多数年长者生病时不懂如何就医，加上当时唐人街的中医生有限，许多人习惯以“宝济丸”与“百花油”自行治疗。她笑说：“我常戏称他们为‘宝济丸、百花油’，因为他们生病了也只能吃那个、擦那个，就靠这两样撑着命。”

那时大家普遍的观念都是自己解决问题，或通过同乡会，都不会伸手去政府要钱。她发现，多数长者拒绝申请福利，原因有三：一是爱面子，怕让乡亲觉得丢脸；二是怕有“案底”，影响日后申请家人来美；三是语言与文盲问题，根本不知去哪里求助。

在此期间，古巴难民大量涌入，伍宝玲主动协助他们申请白卡（Medicaid），因而深受感谢。她笑说：“他们把我当皇帝一样对待，感恩得不得了。”正是从这样的实务工作中，她逐渐打开名声，建立跨族裔社区的信任与口碑，并将服务从古巴人扩展到华人。

老夫少妻与移民家庭的隐痛

随着美国放宽华人移民政策，许多年长未婚的华侨终于返乡娶亲。他们多已年过六十，甚至七八十岁，却迎娶家乡十余岁的少女。对方家庭为了移民机会，甘愿牺牲女儿的青春。这些女孩初来美国，对生活一无所知，只知道自己肩负着“救家人”的任务。1970年代的中国贫困问题突出，许多人面临温饱问题，特别是农村地区。这些年轻新娘来美后努力寄钱回国、申请亲人来美团聚。

然而，这类婚姻多半潜藏危机。双方年龄与价值观的差异导致关系紧张。丈夫多半控制妻子，不准她们外出工作，怕她们外出后“变心”。现实是，许多年轻妻子一旦进入车衣厂工作，靠着手脚快、年轻力壮，很快能赚到远超丈夫的薪水，开始质疑自己是否该为这段不平等的婚姻牺牲一辈子。最终，有人选择离家出走，留下子女给年迈丈夫照顾。

孩子成了最大受害者。母亲离家后难再照顾子女，父亲又年老体衰，根本无力应对育儿责任。当父亲送孩子上学，孩子常被嘲笑“爷爷接送”，心理受创。那时也没有托儿所或课后照顾，孩子常在学校放学后无人看管，回家也缺乏情感与生活照顾。再加上学校依年龄分班，却无双语与特教资源，使他们成为教育死角；不少孩子因此流入帮派，只为寻求归属感与庇护，这成为当时华青帮派问题的温床。

伍宝玲深知这些问题的根源，她协助家庭重建，也曾为被房东恐吓的百岁老人争取权益，带着传票与法律援助律师上门抗争，甚至在送达传票时遭房东夫妇推拉拉扯和羞辱。虽曾崩溃落泪，丈夫劝她辞职，她却坚定地说：“我不想放弃这份工作。”

这些经历促使她推动设立“人瑞中心”，为无依长者提供生活、法律与社交支援。1972年，她与柯恩合写提案，成功向州府争取三年共13.2万美元经费，为华人长者服务立下里程碑。

拯救迷途青少年

“当年人瑞老人中心还没成立时，我做了很多不同的工作，其中一项是帮助华人青少年。”伍宝玲回忆道。那时华埠帮派横行，如飞龙帮、鬼影帮等，她几乎都有接触、甚至帮助过其成员。

后来，他们在华策会策划成立了专门服务青少年的部门——Project REACH。“那时候65初中（今华埠131孙逸仙初中的前身），没有双语课程，许多刚来美国的移民青少年听不懂英文。我们便租用一个地下室，找义工放学后帮他们补习。补完习再教他们打乒乓球，就是希望他们不要被帮派吸收，有正当的兴趣。”

然而现实比想像残酷。“华青帮派不高兴，因为我们等于切断了他们的财路。”她回忆，“有一次，我们正在地下室补习。那里位于街道下方，有一道闸和楼梯通往里面。因为没钱装冷气，只好打开闸盖透气。没想到，有华青在闸外对着地下室开枪扫射，有些人当场就中弹身亡……”

“那些孩子原本活泼开朗，那天就这样没了。”她说，“我们的社工是一位ABC（美国出生的华裔）女生，平常很有爱心，亲眼目睹整个过程后，吓得呆住了，后来她说再也无法回去工作，太伤心了。但我坚持下来，因为我相信——如果我们不做，谁来做？”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