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好，今天休息，好久没有发书评了，今天发一个吧，史景迁的《王氏之死》。

愿给能看懂的人带来更多思考。

那些被大历史碾过的小人物。

我是一个学历史出身的人，常有读者问我什么样的著作才是历史学意义上的好书，我经常就会举《王氏之死》的例子。它是美国当代汉学家史景迁先生写作的一本中国清代微观史和女性史的名著。

其实从上述定义里，你就能感觉到史景迁这个人有多么牛逼——中国传统史学热衷于为帝王将相立传，草民百姓常常是一群永远不会被看见的小透明，所以我们其实没有聚焦普通人的“微观史”传统，至于女性史那就更是胡扯了，女性尤其是普通女性，在古代中国的父权社会下是命运最为悲惨的一个群体。

然而史景迁却就是能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如福尔摩斯探案一般为你还原一个清代普通中国农村女性的悲剧性人生，并把一个现代人应有的反思，通过这件小事，呈现给你。这就是一流史学家的伟大之处。



那么《王氏之死》，究竟讲述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说清朝康熙年间有这样一天，山东郯城的县衙里来了一对父子出首告官，任某和他的父亲向县太爷状告邻居高某与自己的妻子王氏私通，并最终杀死了王氏。

县太爷黄六鸿很快就识破了任某这个并不高明的栽赃。任某其实是自己杀死了王氏，并恶意栽赃给了邻居。可是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原来这背后还有故事。

任某是郯城当地一个普通农户，虽然生活在“康熙盛世”，但其生活条件与当地大多数农户一样赤贫。按照当地的习俗半买半娶的讨了王氏这个媳妇。但王氏这个农妇，却并非一个完全被传统封建礼教吞吃了的女性，她实在无法忍受“一间房、一口锅、一盏灯、一床编席和一张草褥”的赤贫生活，向往改变。

于是她选择了与“勾搭成奸”的情夫一起私奔、出逃，试图逃离那个让她厌恶和窒息的婚后家庭生活。但事与愿违，私奔后两人生计的困难与沿途盘查的严苛，很快就让情夫反悔了，他抛弃了王氏远走高飞。

无奈的王氏只能一个人孤零零地回到距郯城县城西南八英里左右的家乡，由于在当时私通及私奔都是不小的罪名，所以无论夫家还是娘家，王氏都知道没有自己的容身之地，只能寄居在离家不远的一座道观里。

在帝制时代的中国，道观和佛寺本来是王氏这样不见容于整个社会的边缘人最后的容身之地。本来王氏在此悲惨的自生自灭，已经足够悲剧。然而命运却给她的悲剧又加上了一层更深的悲剧色彩。

某一天，她的丈夫任某和邻居高某恰好路过，并认出了王氏，高某随即就对任某展开了嘲笑——大约无非是一些自己老婆跟人跑了，宁可住在道观里也不回家，可见任某多么不像个男人之类的垃圾话。

这些嘲笑激怒了任某，于是他和高某打了起来。

一架打完之后，任某意识到自己私奔出逃的妻子住在离家如此之近的道观里，实在是给自己丢脸。于是就把王氏又领回了自己赤贫的家中。

我们可以猜测此时的任某可能还是想跟妻子把日子过下去的，甚至他还买了一张新床席，庆祝两人的破镜重圆。

但惨案很快就发生了，在一个雪夜里，任某与归来的妻子发生了激烈的争吵，由于无法忍受“不守妇道”的妻子在出走归来后还对自己仅存的夫权进行挑战。他在新买的草席上，将膝盖顶住身着睡衣的王氏的肚子，残忍地掐死了她，随后将其弃尸雪地。

从狂怒中冷静下来的任某觉得自己背上如此命案的原因全赖邻居高某，于是又自作聪明的选择恶人先告状，试图嫁祸给邻居。

所以这是一起说来也不算太复杂的杀妻案。但对于它，其实有多种讲述方式。

如果按照传统中国沿袭千年的三纲五常叙事体系去讲述。那么是一个“不守妇道”的淫妇妻子与人私奔不成，回来又羞辱她的丈夫，最后被其丈夫效法宋江“坐楼杀惜”的故事。事实上，盐城县令黄六鸿还真就是这么判的。虽然大清律的原则是“杀人偿命”，但黄县令以王氏不守妇道，丈夫任某冲动杀人，任家又只有任某这一个独子、必须延续香火唯由，居然让任某免于了死刑。反而是王氏本人被按照“罪妇”的名义收敛，那个被诬告的高某还被命令支付了下葬王氏的十两银子——因为县令担心这样一个“荡妇”惨死的魂魄如果不被安葬可能会骚扰活人。

而如果按照现代人文主义，尤其是女性主义的角度去讲述，那么谴责杀妻的丈夫任某又似乎是一个更容易让人接受的叙事。这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丈夫，把王氏“买”到自己赤贫的家中，让她和自己一起过苦日子在前。妻子出逃之后，不堪邻里嘲笑，将她强行领回家中在后。最终又因为妻子继续挑战自己的夫权将其杀死。可谓是罪大恶极，活脱脱一副封建时代无能且暴虐的底层渣男形象。



但有意思的是，史景迁在《王氏之死》中，也没有完全按照后一种思维去简单将之归为男女权矛盾。史景迁在这本书中把视角拉的更开，为了分析故事中的每个人物为什么会作出各自的选择，他全景的还原了康熙年间郯城当地的生活状态。

在史景迁的还原中，在“康乾盛世”的荣光下，郯城当地的百姓生活极端贫困和辛苦。他们不仅要承受繁重的土地税，还要承担招待过路官员及其随员的花费以及道路维修等名目繁多的劳役。此外，郯城还频发地震、饥荒、白莲教起事、叛乱、盗贼、蝗虫、河流泛滥、传染病等灾害……凡此种种，导致百姓生活更加艰难。

而在这种背景下，朝廷做了什么呢？虽然“圣祖仁皇帝”康熙爷号称体察民情，但清朝与任何古代帝制王朝一样，是一个掠夺型政府，从普通民众那里汲取而不是分配财富是朝廷的根本目的。所以朝廷下拨给郯城的赈灾款，往往仅以维持当地“不饿死人”为底线，就算这点款项，还要遭遇官僚们的层层盘剥。

所以像任某这样的底层男性，其实生活在一个日常被赤贫、劳役和官府的高压所三面逼迫的“紧平衡”状态当中。而深知这一点的朝廷为了给这些底层人群一个压力的排泄口，赋予了他们一个经皇权改造后的儒家传统叙事中每个男人都有的绝对权威——“夫权”。

换而言之，压迫和命令自己的妻子对自己绝对服从，是任某这样的男性在当时那个社会中所能获得的唯一尊严和肯定。

而你可以想见，当任某的这个“唯一尊严”也因为妻子王氏的私奔被剥夺时，他的愤怒几乎是无法遏制的。但任某依然试图达成妥协——妻子私奔后他并没有去寻找，在道观偶遇后，如果不是邻居高某出言讥讽，让其感觉到他最后的一点荣誉也被剥夺，可能他也不会把妻子带回家中。

但这一切最终都发生了，不仅如此，王氏在归家之后可能依然表现了对任某的不服从。于是最终这个人化身恶魔，把自己对生活的所有戾气与恶意发泄在了那个比他更加不幸的女人身上。

在时代的洪流中，我们每个人不过是一粒沙，我们都是被裹挟着前进。——说实话，这是我在看完了《王氏之死》之后最深的一种感触。

这个故事当中的每一个人，悲剧的王氏、杀人犯任某、嘴欠又倒霉的邻居高某、始乱终弃的情夫，甚至即“明察秋毫”又糊涂办案的黄县令，他们每个人其实都像是提线木偶一般在某种催逼下做了自己要做的事。在史景迁的还原当中，你可以感觉到这些人物的个体张力在整个过程中其实是极低，他们自己很少能决定什么。而那个几乎决定了一切的、提线的无形之手，其实背后的制度和文化。

很多人在提到中国古代极端压抑妇女的三纲五常时，会说这是“男权社会”。但其实“男权社会”这次词汇是从不准确地，更准确的描述，其实应该叫“父权社会”或者“皇权社会”。

两者的区别在于，“父权社会”和“皇权社会”还原了在那种状态下，压迫和剥削女性的其实并不是性别，而是权力。是权力的大小，社会的阶层，而不是性别，决定了一个人的受压程度。

其实这一点，“三纲”本身说的也相当明白——真正宣誓男人压迫女人的“夫为妻纲”其实只有一条，而其余的两条“父为子纲”“君为臣纲”，才是那个社会更想强调、并更起作用的关键因素。

甚至“夫为妻纲”恰恰是为了维系“父为子纲”“君为臣纲”的存在而服务的。这一点在《王氏之死》中也展现的相当明白——若问，故事中的任某为什么如此暴虐而残酷的压迫他的妻子，则答，因为奴役自己的妻子是这个身处底层的男人唯一能够获得一点卑微的权力，是他所生活的那个等级森严的社会丢给他的一块卑微的骨头。

他只有这一块骨头，所以他疯狂而偏执的去啃食和撕咬它。并深知自己一旦失去它，将一无所有。

这种安排让人不由想起鲁迅先生所言：“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阜，阜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左传》昭公七年）但是“台”没有臣，不是太苦了么？无须担心的，有比他更卑的妻，更弱的子在。而且其子也很有希望，他日长大，升而为“台”，便又有更卑更弱的妻子，供他驱使了。”

类似的安排其实并不仅仅存在于古代社会，比如前段时间一口气对女性颁布二十多条禁令的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很多人会奇怪塔利班政权为什么如此这般的仇视妇女，难道真的仅仅是为了遵守宗教原教旨主义？

事实上并非那么简单，塔利班所梦想架构的原教旨主义社会内部男性的权益其实也是普遍受压的，而为了让大量底层男性在受压的同时保持稳定，不至于激烈反抗，塔利班最聪明的选择，就莫过于让他们彻底奴役自己的妻女，而同时彻底掠夺这些女性的近乎一切社会权利，让这个最弱势群体几乎无从反抗。



所以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女权任务和目的其实是不同的，在一个成熟的现代社会当中，女性如果想要伸张自己的合理权益，应积极地参与社会制度的完善与改革，让女性获得更公平的地位和待遇，这种女权是有效的。

而在一个越接近传统社会的社会逻辑中，女性的诉求乃至抗争对象，就越容易朝向其同阶层的男性。比如《王氏之死》中的王氏，她的确可以选择私奔、争吵去反抗自己的丈夫，甚至我们更放飞想象一点，王氏或许有机会在口角中反杀了意图谋害自己的丈夫。

但是一如史景迁所呈现的，王氏的上述种种挣扎、反抗，最终都会归于无效。因为压迫女性是她所生活的那个社会一种整体性的制度安排，不反抗权威本身，而将其换算成为男女矛盾，无助于王氏这样的女性从自己悲惨的命运中脱困。或者说的更确切一些，即便王氏能“倒反天罡”，让自己和丈夫的地位完成翻转，也无助于她从悲剧中解脱——因为她的丈夫活的，其实也从来没有个人样。

杀死王氏的，不仅仅是她的丈夫，更是那个时代。

而女性的真正对手，其实从来不是男性，而是父权。

而我特别想感叹的是史景迁先生的史学家关怀——在茫茫史海中，他把镜头聚焦在一个卑微、渺小、从未被关注，甚至自身“有污点'的”荡妇”身上。这并非矫情做作。

因为其实我们大多数人，都不是宏大叙事灌输给我们的，最容易带入想象的那些永远高大、正确的君父。我们是、也只是不同程度的“王氏”，我们卑微、挣扎、不完美。

但我们值得被看到、同情、记住。

因之，我感谢《王氏之死》。

本文已经写了5000字，您应该可以看出，这篇书评，某种意义上说，是昨天文章的一个续篇。

愿您看懂、理解、思考、并喜欢，您的支持是创作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