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众呼吁对动物保护立法多年，但争议不断

上周五，北京首例宠物中毒刑事诉讼案第八次延审，长达三年诉讼过程使得中国再掀关于动物保护立法程序讨论。

该案件始于2022年，家在北京的案主李女士家养的小狈在小区遭人投毒，同期受害宠物主人达11人，十余条猫狗一齐因误食含毒食物发病身亡。此后三年里，李女士辞去工作、投入全部精力追踪投毒人，并期望投毒人能为十余条宠物性命负责，至今未果。

李女士将法院发来的延审通知短信截图发布在个人影片里，法院并未直接指出出于何种原因此案再次延期，这亦引得民众议论推测。

在自己的社交帐号上，李女士发声表示：“Papi已经离开1000多天了，我还没能为他讨个说法，让大家失望了。”

在过去三年里，中国多地虐杀猫狗事件时有发生，大部分结果都是不了了之。这导致李女士案成为民众眼里的一个标志性案件，每每临近开庭，李女士案即在中国互联网上掀起一阵讨论声浪，民众热议动物保护立法和动物权益相关议题。

2022年中秋后的一天，案主李女士在微信群组里收到小区狗友的信息，得知小区在仅一上午时间里即死掉了两三只狗。不久后，她的狗也出现抽搐、大小便失禁等情况，送医不久即抢救无效死亡，医院表示他们在上午共接治了10多只有类似情况的犬只——高度疑似中毒。

在给犬只做尸检的过程中，李女士得知，有5只同期死亡的狗尸体上发现了化合物氟乙酸——一种早年杀鼠药成分，被中国列为剧毒危险物，对狗来说，嗅闻即可致命。

李女士在2023年10月一审开庭现场才知道，投毒人是66岁的一个北京本地男性，他直言自己下毒的原因之一是自己的孙女不喜欢狗，以及曾有犬只对着他的车轮撒尿，这让他很不喜欢。

投毒人在一审上拒绝认可11位受害人所提出的刑事附带民事赔偿。

李女士拒绝了BBC的采访要求。

投毒在中国是严重的刑事罪名，但因为强调投毒结果针对人和社会的影响，针对猫狗等宠物的投毒行为是一个灰色地带。

中国没有针对动物保护的专门参考法条，即便中国农业部早在2020年即将狗列入“伴侣动物”名单，依然没有转变宠物猫狗作为人的附属财产的定位，这也导致相似宠物投毒案对法院来说处理起来也很棘手：如何判断宠物的“物品价值”、判罚标准是什么都很难界定。

在备受关注的李女士案里，她对中国媒体《三联生活周刊》表示，她曾委托有司法鉴定资质的机构做评估，但在一审卷宗里她发现机构的回复是“缺少评估参数”，北京市司法局也表示“已有的鉴定类目中不包含宠物价值”。

模糊的标准使得针对动物的投毒案在中国极为常见，并无强力约束。动物保护立法相关议题在中国甚至被称为敏感议题，常伴随争议出现：一方认为动物也是生命、应该被尊重；另一方则常举例自己不堪不文明养宠行为之扰。此外，由于中国流浪猫狗常集中流向餐桌，数量巨大且难以追踪，这给法律的执行也带来巨大压力。

投毒案不断

针对动物的投毒案在中国并不罕见。

中国媒体此前报道，2024年末，在湖北武汉发现6只宠物死亡，其中4条系遭毒杀。这些宠物狗都是在散步途中吃掉路边火腿肠后中伏。宠物主人事后发现这些火腿肠都被从中切开塞进一枚药片，经检验系硝氯酚——一种用于猪牛马等大型牲畜的驱虫药，因为对家养宠物来说剂量过大所以成为“毒”。

同年11月，广州亦有40多只犬遭毒杀，毒药被故意塞进宠物爱吃的骨头、猫粮里诱食。

虐杀流浪猫相关案件在中国多地亦时有发生，例如上海高校校园内曾多次发生不知名人士砍杀流浪猫事件。

今年3月，浙江衢州一男子当街虐杀流浪猫，先剜掉流浪猫眼球、后来再折断流浪猫四肢。此后，衢州街道办事处通报虐猫者已被行政拘留。

而在2022年，中国在“动态清零”政策防疫期间发明一个新词“无害化处理”——即检疫人员以防疫为名直接捕杀宠物狗，在未经户主同意的情况下强行入室虐杀动物，此举在江西、上海等地均大量发生，群情激愤。



流浪狗常被捕杀，中国民间志愿者常自费将狗救出

动物保护立法争议不断

根据《2023年宠物市场消费白皮书》数据显示，中国养宠家庭规模超过1亿户，宠物数量超过1.2亿只。国际投资机构高盛集团出具报告称，截止2030年，中国宠物数量或将是幼儿数量的2倍。《澎湃新闻》透过数据调查发现，中国宠物猫狗数量早已突破中国4岁以下幼儿人数，2023年已达2倍。

在这样的养宠背景下，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关于动物保护立法的讨论声浪一直很大，争议也从未停息。

此前，中国多个城市对于养犬出台规定。例如根据李女士所在城市北京的《北京市养犬管理规定》，城市居民所养犬只肩高不得超过35公分。此外，北京执法机关常携带捕狗笼检查没有拴绳、或身形较大的狗。

在中国裁判文书上，和宠物投毒相关案件里，投毒人所列明理由常包括“遇到宠物狗没有牵狗绳”、“声音太吵”、“家人被吓到过”等，所采用的案由则有故意投放危险物质罪、故意损坏财物罪——在缺乏专门的动物保护法的情况下，相关案件往往依照《刑法》、《民法典》、《治安管理处罚法》等对宠物投毒、虐杀动物相关案件进行处理。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律教授钱叶芳对中国媒体表示，以上法条都可参考，但是很多基层执法人员缺乏这些意识，认为动物的事情不如人的事情重要。

这样的意识缺失导致大量宠物投毒、遭虐杀案最终不了了之。在中国网络所公开的相似案件案情描述里，得不到公安机关回应的情况占了绝大多数。

在中国社交平台上，反对动物保护立法的声量并不小于支持的声音。反对者常提出正是遛狗不牵绳等养宠不文明行为极大威胁到不养宠家庭利益，此外，由于中国农村散养犬猫数量众多，或将导致施行执法成本高。

此前自2017年起，多次全国人大会议上，多位代表联合提交法律议案，建议从建立反对动物虐待法律逐步过渡到动保立法——和西方国家针对动物生存福利的强调相差别的是，在中国国情下，虐待一般强调针对动物的暴力行为、虐杀行为等。

中国部分地区有出台地方性法规，尝试以此规范、反对虐待动物。

早在2014年，《北京市动物防疫条例》即规定，动物饲养者不应遗弃、虐待饲养的动物。2016年《青岛市养犬管理条例》规定禁止虐待、遗弃、屠宰犬只。长沙、宁波等地亦有追随此尝试，推出相关规定禁止弃养、虐待。

但从实际执行层面看，中国距离建立全面、系统性的动物权益保护法还有很长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