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长青：“长胡碴的孩子”吕贵品

照片左起：曹长青、吕贵品、方励之、刘晓波（图片来源：作者提供）

得知诗人吕贵品在深圳去世的消息，心里咯噔一下，一股冰冷的悲伤袭来，一些遥远的往事如电影胶片般在眼前闪过。

吕贵品是我《深圳青年报》的同事，也是我的东北老乡。他77年考上了吉林大学中文系，和徐敬亚、王小妮成为知名的“吉大三诗人”。当年他们，还有后来获“诺奖”的刘晓波等人，在吉大成立了《赤子心》诗社。当年我在黑龙江大学主持文学社团“大路社”，曾去吉大中文系，跟徐敬亚、吕贵品、刘晓波等彻夜畅谈，那是一个充满抱负、热血沸腾的青春时代！

1980年代我在《深圳青年报》时，把徐敬亚和吕贵品都调到了报社。吕贵品和另一位责任编辑张敏毅负责“理论版”，徐敬亚和另一位我从牡丹江调来的东北作家刘树德负责“文艺版”。这是《深圳青年报》最开放、最前卫的两个版面。

后来报社因发表“劝邓小平退休”等文章被整顿时，中宣部派来的工作组负责人说，理论版发表了太多出格文章。像刘宾雁、方励之、王若望等在当时被视为中国最开放的知识份子的出格文章，都是在我们的理论版刊出的。也因此，责任编辑吕贵品、张敏毅，还有作为签发者的我，都被撤职，报纸被关闭。

徐敬亚和刘树德负责的文艺版，也是很超前。当年刘晓波那篇抨击文学界党文化遗毒的“新时期文学的危机”，原是一个内部座谈会的谈话，其它报刊都不敢发，徐敬亚把稿子拿给我看，我们一致决定发表。刘晓波因这篇尖锐文章而在文坛一炮打响。

八十年代的中国，朦胧诗、现代诗等在年轻人中很红火，因为它是对歌功颂德的党文化的一种挑战，有点像后来爆红的摇宾乐。但当时很多年轻人的诗歌找不到发表园地，主要文学期刊、报纸的文艺版面当然都还掌控在老一代“党的文人”手中。有志闯出一条新路的徐敬亚、吕贵品联络到安徽《诗歌报》，跟我们《深圳青年报》联手，同时在报纸上推出了几十万字的现代诗。

《深圳青年报》隶属于深圳共青团，性质也是党报。在党的报纸上几个版面全是诗歌，而且多是朦胧诗、挑战党文化的现代诗，这在中国新闻史上是第一次，也是绝后的，迄今再没有过。在世界文坛也没见过，因为是专制制度下一种独特的文字反抗举动。

这个活动搞得声势浩大，成为中国诗坛的一次盛会。光是那几个版面连成一体的新颖排版设计就给人强烈视觉冲击。《深圳青年报》是中国第一家结束了铅字、实现了胶版照相印刷的报纸。

这个“1986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大展”后来被研究者誉为中国现代诗的一次井喷！

对于这个诗歌大展，徐敬亚和吕贵品付出很多心血，他们要从全国各地寄来的上百万字的诗中筛选、编辑，工作量很大。但他俩乐此不疲、兴奋不已，就像淘金者挖到金矿。

当时在深圳大学出版社做编辑的诗人孟浪后来也参与，把这些诗编辑成书《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1986-1988》，由上海同济出版社出版了，为中国现代诗的历史留下一座丰碑。在这个过程中，贵品功不可没。

报社被关闭后，我们都失去了工作。尤其令我不安的是，由我调进报社的徐敬亚和吕贵品的户口还没有落到深圳，这种情况下，他们就有被市委工作组遣回东北的危险。38年过去了，我还清晰地记得，当时我骑着自行车，赶到深圳郊区的市公安局训练基地，找到一个跟我学写诗的派出所长，通过他的关系，紧急地把徐敬亚的妻子王小妮、吕贵品的妻子孙燕芝医生的户口落到了深圳。这样工作组就没法把徐敬亚、吕贵品赶回东北，因他们妻子的户口已在深圳了。

当时办成之后，徐敬亚和我，一起在吕贵品家里喝酒庆贺。这样不仅可以保住徐敬亚、吕贵品留在深圳，还可以保住报社分给徐敬亚的一套三居室住房（后来这套房子应该价格不菲，也给敬亚夫妇一个生活安慰）。在那个制度下，试图反抗，断了生路就是下场。如果是今天就更惨，谁敢劝皇上退休，铁定进监狱。

没了工作，但酒照喝。东北人本来就因天气寒冷而喜欢喝酒，何况又是写诗的。真是“诗逢知己千杯少”。

但随后不久，我们三人就因为参加一位“酒友”的活动，倒了一次楣，了解了一个更深层的恐怖。

八十年代初，我在北京的中国青年出版社宿舍修改我和诗人谢文利合写的《诗的技巧》书稿时，同宿舍住着一位学者李少一，他来修改书稿《中国古代兵器史话》。他豪爽大气，对十八般武器研究得头头是道。我们成为朋友。深圳青年报被关闭、我被整治时，他还到深圳看望我，还一度想把我藏到军队去，说他有很多军方朋友。

也同样喜欢喝酒的李少一后来创办了《酒文化研究会》，他在海南开研讨会，特意请了我和徐敬亚、吕贵品去参加，也想让我们三个失去工作的人散散心。

但我们三人从深圳抵达海口刚住进旅店，就被会议方告知，说接到深圳公安局通知，不许我们三人到会场，只能呆在旅店。当时我们去海南岛的事，没告诉其他人。看来当时公安方面在秘密监视我们。后来我出国时，一位公安局的朋友告诉我，当局怀疑我是美国的民运组织《中国之春》在深圳的联络员。其实我根本不是。

我们三人被“关”在旅馆。结果给了我们机会，谈诗，谈经历，谈人生，那是时间最长、最痛快的一次天南海北的三人畅谈。贵品当时那个眉飞色舞的谈话样子，仍历历在目！

徐敬亚是诗人理论家，吕贵品则是纯粹的诗人。而且他好像天生就是诗人的料，因他率真，开朗，像个长不大的孩子，总是笑呵呵的，一副天塌下来也不在乎的样子。报社的人都喜欢贵品。有个从北京中央党校调来的女资料员，原来一板一眼、很有党性的样子，但自从跟吕贵品熟悉了，像变了一个人，也洒脱起来。

我跟贵品最后一次出行，是和刘晓波一起，去北京探望方励之、李淑娴夫妇。我们《深圳青年报》发表过方励之的“中国改革的关键是一党制还是多党制”（发这篇文章也成为报社的罪状之一）。报社被关闭后，我还以“深圳思想俱乐部”主席的名义邀请已被开除党籍的方励之到深圳演讲，虽最后遭当局阻止。

当时在方励之家里，李淑娴教授为我们四个人留下合影。今天看到照片上的其他三个人（方励之、刘晓波、吕贵品）都走了，而当今的中国竟然比四十年前的政治气氛更加肃杀，这不仅令人悲伤，更令人脊背冰凉。

当年听到我要去美国留学时，贵品兴奋地说，要杀一头猪设宴为我送行。虽然没做到，但这种主意也只有他想得出。吕贵品豪迈大气，但也是贵人多忘事的典型。有次他请一圈朋友到他家吃饭，朋友们都来了，等了好久，他才回家，一脸惊讶地问，你们怎么都到我家来了？他把请客这事全忘了。

但对朋友讬付的事，贵品却很认真，并不马虎。刘晓波因参加八九民运入狱后，我在纽约东北同乡会帮他募捐了一点钱，托当时在哥伦比亚大学读博士的美国朋友Harold带到深圳给了吕贵品，请他设法转交。晓波出狱后，贵品把美元现金塞在球鞋里（要知道是那个年代）穿去东北送给了晓波。1993年来美国时，晓波用他特有的结巴调子说，“长青你、你——们资、资本主——义的臭、臭钱可真——臭呵，贵品他藏——在臭球鞋里带、带过来的。”

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后，我写了长文“撕裂的刘晓波”，批评他第一次被捕后上中央电视台说解放军在“天安门广场没杀人”、第二次被捕后说“中共监狱人性化”等。文章在海外发表后，也群发给了我手里的电子邮箱，也有吕贵品的。我到美国后跟贵品只通过几次电话，并没有单独的电子信联系。贵品对我之前之后群发的文章，从未有回复，也不知道他是否收到。因不想给他们惹麻烦，我也从不问。只有对这篇“撕裂的刘晓波”，他在文章上面回了几个字：“长青兄，邮件收到，很想念你！斌品。”以此表达他对这篇文章的认可。他没有因为自己的同学得了诺奖而攀附赞美，反而对同学的“撕裂”看得很清楚。

我文章中有一段话，没提名地引用了一位“我和刘晓波共同的朋友”的话，批评了刘晓波的追逐虚荣。这个人就是吕贵品。贵品的可贵品质就是要么沉默，要么说真心话，保持了“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诗人气质。

吕贵品近年得了肾病，需要每周两次洗肾，一次四小时躺在透析床上。一般人面对这种状况可能对人生沮丧，保命要紧，其它都不管了。但贵品骨子里就是诗人。他坚持写诗，有时每天都出作品。他说，患病之后，更感到人生像浮舟，诗是抛锚。只有诗，像锚一样，让他在痛苦中定位，得到喘息，得到慰藉，得到欢乐。

过去这些年，在诗歌这种形式已经没有了多大市场的情况下，他仍然顽强地写了很多诗，出版了五卷本的《吕贵品诗文集》和《诗歌选集》等。我出国后主要写政论，很少看诗了。从网上看到，吕贵品写过一首《什么样的人是诗人》，其中两句给人印象深刻，大意是“诗人是长了胡碴的孩子，诗人是活着的烈士”。大学时代，我因写《诗的技巧》一书，阅读和研究过很多诗歌、诗人、诗评，但从未见谁提到过《什么样的人是诗人》。

贵品这首诗还真说到了点子上。诗是抒情的艺术。中国大诗人李白为代表的浪漫主义就是典型：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其豪迈之情，只在童心可循。

诗贵真情，诗人贵纯真。贵品身上，就有这种不可救药的纯真，即使长满胡碴，即使步入老年，他还在用孩子般的眼睛看世界。心不长老茧，情一直纯真，就永远是诗人！

“诗人是活着的烈士”，也是言为心声。诗不仅抒情，也言志。呼喊“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大诗人杜甫、留下“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绝句的陆游等现实主义派大诗人，就是诗言志的代表。在专制当道的社会，真正的诗人就是活着的烈士，他们要付出“说真话、抒真情”的代价和牺牲。

吕贵品的诗，没有直白挑战当今政治，也没有直接对抗政权，而是强调真情、人性，从更大的角度宣扬杜甫、陆游的人道主义情怀。在2019年深圳举行的“深读诗会”上，吕贵品强调思想启蒙，建议人们读荷马史诗、但丁《神曲》、莎士比亚戏剧，说这些经典作品维护人权，维护人的独立思考。

在每周换血的透析床上，贵品顽强地继续写他的诗。诗里没有哀哀怨怨、没有沮丧人生，反而展示了一种超脱、豁达的境界。在《深圳青年报》时，吕贵品就喜欢日本音乐家喜多郎的作品。编辑《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时，贵品听着喜多郎的音乐，那种神秘、飘逸、超凡脱俗，呼应着他自己内在的感应。躺在透析床上换血时，他心里可能还在回荡着喜多郎的曲子，诗和音乐，大概是洗净贵品的灵魂之血。

才69岁的吕贵品走了，他追随着喜多郎的曲子寻求心灵的宁静去了。在天国，不再有病痛，不再有政治纷扰，不再有人生苦恼，只有天人合一的喜多郎的“天界”陪伴着他。他一定还在写诗，那飘下的东北雪花，那洒下的深圳热雨，都传递着他的诗句，是那个“长胡碴的孩子”、那个活在朋友们心里的“烈士”在跟我们说话。

贵品，你走好，长青用这些浸着泪水的文字送你最后一程！

写于2025年5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