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孩眼中的文革人际交往点滴

下面的回忆算从小学到初中的过渡吧，也是文革期间校外生活的点滴。有些发生在小学，有些发生在初中，记不太清楚了。

文革中我知道的小孩还有一个特殊群体，军队干部子女。当时大院的住户跟走马灯似的，不少干部或因工作调动，或因倒霉搬了出去，又搬了些新住户进来。这些新住户中很多是到地方支左的军队干部。军队干部习惯于命令似管理，办事比较粗暴，让原来的地方干部很不习惯，彼此矛盾很大，必然会影响到双方小孩之间的关系。为了对付这些军队干部子女，我们组织了一支小八路，每人胳膊上挂一个菱形纸牌，上书“八路”二字，武器就是弹弓和棍子，司令部设在赵尔丰公馆。经常有人看见我们都会问：“你们是八路，谁又是鬼子？”当然都没法回答。其实我们有点怕这些军队干部子女，感觉他们像二流子，还带着一种独特的傲气，平时尽量躲着他们。估计他们也觉得我们的小八路挺可笑吧。双方有过几次小冲突，大的却说不上来，总之交流比较少。

后来的对越自卫反击战中，有位军队干部的儿子牺牲了。那天我正好从他家楼下路过，见他老妈破窗而出，哭喊着要从三楼往下跳，几条大汉拖都拖不住。而我老妈听说后只冷冷地说了一句：“哦，就是那个偷鸡贼”。可见文革中军队和地方干部之间的矛盾有多深。

不过，有位五十四军的师政委和我父亲关系颇好。爱屋及乌，我和他儿子的关系也不错。师政委曾经带我和我哥去乐山的部队驻地玩，有两件事给我的印象极深。一件是晚上去部队操场看露天电影。我们去的时候操场坐满了人，有整整齐齐的部队官兵，也有乱糟糟的家属，但中间却留着一块方方正正的地儿，摆着椅子却几乎没人坐。师政委带着我们过去后，大摇大摆走到那块预留的最佳位置上坐下，让我感觉极不自在。省委操场也经常放露天电影，从来就是先来先占最好的座，哪有给当官的，或当官的家属预留一块地儿的道理？即便我老爹和我们一道去，也只能随便找个空地儿坐下就行。没想到在部队看个露天电影还按官大官小分等级。二是早上到部队小灶吃早饭，炊事员向师政委告状，说成都军区参谋长的儿子带几个朋友来乐山玩，每天要求小灶给他们准备晚餐。但他们经常在外面玩过了头，让炊事班白准备一通；而炊事班如果把此事忘了，几位爷却回来了，他们又会大发脾气。当时还是文革时期，物质供应很紧张，几位爷的做法经常造成不必要的浪费，影响极坏。所以炊事员希望师政委管一下，给他们打个招呼，叫他们收敛点儿。正说着话，几位爷，不，还带着两位妖里妖气的女孩，进屋了，那劲头儿好像他们就是军区参谋长本人。我看着师政委，觉得他立马会把这几位臭骂一顿，但一切都没发生。师政委好像事不关己，一句话不说。

师政委的儿子年龄比我们稍大些，在大院没呆两年就去当了兵，估计是走他老爹的门路。那次去乐山他来看过我们，感觉还不像正牌的兵。他后来也参加了对越自卫还击战，据说打过冲锋，转业后和我初中喜欢的女孩成了家。有次我从北京回家正碰上他俩，还住大院内。他好奇地问我，怎么认识他媳妇？我当时读书读呆了，没女孩喜欢，见此情况真有点五味杂陈的感觉。

九大召开是我第一次有清晰认识的政治大事。那天在省委大门口，人们敲锣打鼓庆祝胜利，两串大红鞭炮放得震耳欲聋。 应该是第二天吧，我去过那位藏族书记家。他夫人和几个孩子，包括小女儿正围着一台电视机看开幕式。家里居然有电视，我们想都不敢想。当时省委大礼堂倒是经常摆出台电视放节目给大家看，除了官方新闻和几个放烂了的故事片，也没有其他。那天大概是开主席团大会，他家小女儿一惊一炸，不时跳起身，用手指指着屏幕上的某个小点兴奋地叫：“看，爸爸，爸爸坐那儿”。因为她爸爸是藏族，又当过红军，在中共党内凤毛麟角，当了中央委员，坐在人民大会堂的主席台上，所以屏幕上不时可见他的镜头。她老妈和大姐指点着老爸旁边都坐着些谁，全是名头带响的人物，边看还边研究头版套红大标题的人民日报，分析各中央委员的排名顺序，推断他老爸会不会进政治局，至少弄个后补什么的，根本不搭理搁家里有些什么外人、客人。那份专注直把我等小萝卜头羡慕得流口水。

这位书记有意思，人在拉萨工作，家却在成都，和当时许多中国家庭一样，夫妻两地分居。他夫人是四川人，不习惯西藏的生活，曾告诉我们“西藏的萝卜长十多斤一个，尽是纤维，很难吃”。书记为人不错。上世纪九十年代，成都人民商场私有化，卖给了一个香港老板。商场职工不满意老板提出的安置方案，群起闹事。老板包了架专机，从香港运来一帮打手，叫嚣“给我往死里打，打死了我赔钱”。结果把两个领头闹事的职工打成重伤。当时群情激愤，很多人，包括我老爸老妈都给上面写信控诉。这位书记也气不过，直接投诉中央，结果却不了了之。书记每说到此事都非常激动，直说这还是共产党吗？我们当年参加红军为的是什么？

书记的儿子后来因贪污罪被判了刑，其他几个孩子也混得一般。有人告诉我，他小女儿，就是经常把我们这帮混小子赶出家门的那位，在单位很不受待见，没人愿意搭理她。写到这里，不禁想起罗瑞卿的瓜儿子罗宇，居然会让一个香港二流影星忽悠了几句就叛逃到国外，结果鸡飞蛋打。他没想过罗瑞卿那块牌子和总参的位置才是他生命的全部价值所在？脱去两层皮，罗宇就是个屁，还真当自己可以“以天下为己任”哪？

来美国后，我和几位过去的高干子女有些联系。他或她们有的在中国，有的也到了美国，但总感觉多半还残留着那种高高在上的姿态。其中一位特有趣。从来不管你要说什么，想说什么，就一个劲儿地大骂钱学森，说他是美国特务。中央情报局扣押钱学森是演戏，目的是为了让他能够打入中国尖端国防工业的内部。中央和总理都很清楚，聂帅也不信任他，只是为了宣传不得不把他养起来。中国的导弹和钱学森没半点关系，所有的导弹理论都是其他人做的，只是有些物理问题会去问问他罢了。钱学森在国内住的小楼，周围全是当兵的，不是为了保护他而是监视，怕他和美国联系等等。

乌鸦笑猪黑，自己不觉得。我感觉那些高干子女难处，其实很多过去家庭地位不如我家的人也感觉我难处。后来我在大学和工作中一直没有太多朋友，社交挺失败，不是没原因的。

比较异类的是刘伯承的小儿子阿蒙。文革期间，阿蒙在我家楼下刘阿姨家住饼一段时间，很随和，待人特有礼貌，跟谁都说得来。他能读英文原著，常到我家借汉译名著对照。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坐在单元门口讲福尔摩斯的巴斯克维尔猎犬，半个院子的小孩都跑过来听，讲到紧张处真是鸦雀无声。阿蒙常和我父亲聊天。有一次父亲指着我说，他不喜欢英语，老在学校和英语老师捣乱。阿蒙就对我说：他以前受国内亲苏反美的影响，也不喜欢英语，觉得没用，想去学俄语，结果被老元帅骂了一顿，说语言没有阶级性，只是从事阶级斗争的一种工具，只有学好了才能更好地为阶级斗争服务。可惜我没听进去。阿蒙还讲到老元帅现在年纪大了，特拧。经常冲着水龙头不停地洗手，洗得皮肤都快烂了都不停。家人干预，他就大发脾气，说什么都要限制，连个手也不让他洗干净。

刘阿姨是刘伯承的远房妹妹，抗战时期就去了延安，非常健谈。我们知道的一些有关刘邓关系的传言就是从她那儿来的。刘阿姨是一个不平家，官方做什么都要抱怨，但他老公蒋伯伯，省柄防科工委主任，却什么都看得开。蒋伯伯有高血压、心脏病，但从不忌嘴，“医生说的都不科学，国外人说心宽体胖才是最好的酱油。酱油最下饭了。”有一次我见他坐在椅子上剁肉，剁的居然是上顿吃剩下的咸烧白。我们家北方口味，也喜欢包饺子，但这种连咸菜带肥肉泡子的饺子馅还是第一次见识，差点恶心得吐了。蒋伯伯不以为然地摇摇头：“哎，这个东西不能丢，有盐有肉还有油，剁饺子馅里香啊。”他和我父亲一起出差，在车上放了一个响屁，老爹忍不住挖苦了几句。蒋伯伯认真地说：“这个你不懂，膘厚肉肥，放屁如雷，说明我身体好。”气得老爹直想说我去你的。

还有一次在他家，蒋伯伯拿出一本英文书，给我讲牛顿为家里的两只猫挖了两个门洞，大猫走大洞，小猫走小洞，意思是即便大科学家也会干出傻事。他还讲过一些关于火炮的知识，抛物线弹道以及风阻对弹道的影响。没风可以打到这儿，逆风就打得近点儿。我记得他提到小炮比大炮具有某种优越性，好像是说炮管口径缩小可以提高炮弹出膛时的初速度，提高穿透力，记不太清了。我马上提了一个Stupid的问题：“那干嘛不光造小炮不造大炮？”他回答：“设计火炮不能光考虑初速度。大炮的火药装填量大，射程更远，威力也大得多。”老爹马上插一句：“就是。我们打淮海时全靠华野支援的美国榴弹炮，口径大，比山炮威力大多了，一炮可以在城墙上砸个窟窿。”

阎红彦的侄儿也常来我家。他当时还是省团委的一个小吧事，自大，喜欢指点江山。说到高兴处，经常手一挥，侧着身，斜眼瞪着你：“是不是？你说是不是这样的？”还特爱翻我家书柜。不过翻着翻着，我家的书总会莫名其妙少几本。这位后来挺能折腾，好像当了省团委的书记。

邓小平有个同父异母的妹妹，也住饼我们大院。文革初期打到邓小平，他们全家遭殃。大院的孩子经常把他家的姐弟二人围在一棵枯树上，高喊各种流行的反邓口号。姐弟俩很无奈，也很无助，只能强撑着还几下嘴。我老妈有一次路过，见状很恼火，说你们胡闹，邓小平有罪关孩子屁事，把周围孩子统统赶走。回家后老妈严禁我们以后再跟着别人起哄。他家弟弟和我哥年龄一般大，老妈常让我们一起玩。他们搬到东城根街后，我们还去那儿拿气枪打废电池。我没想到气枪的威力这么大，子弹从电池上反弹回来，差点打在他家弟弟的脸上。他老妈还带我们去照相馆照相，有张照片上他家弟弟站后面，我和我哥在前面，三个小子笑嘻嘻都挺神气，可惜照片丢了。

邓小平复出后，他家飞黄腾达，我家却走了下坡路，两家友谊就此中断。他老妈后来当了西南航空的代表，风头挺劲。他家弟弟受老邓宠爱，没上过大学却考上了成都电讯工程学院院长刘盛纲的研究生。所以也别太指责前几天闹得沸沸洋洋的协和董医生了，饮水思源嘛。

八十年代中期，他家弟弟回过一次成都，看着还挺朴素，人也挺热情，请我去玩。两人坐着看电视，正好播出对越作战的新闻。我一激动就说对越战争打得是个逑。他愣了半晌答：“听说最近打得不错”。大概指老山发卡山什么的。我说“那算什么，死多少人”。于是两人再也找不到话说。

算阶级隔阂吗？

在美国也遇到过类似的场面。我的好朋友不多，这位算一个。他在美国当了老板，而我一直在打工。有一次我们聊天，聊得很开心。我突然冒出一句：“天下乌鸦一般黑，当老板的都一个样”。他马上不吭声了。后来的谈话就有些不尴不尬。幸亏当时天色已晚，大家名正言顺就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