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执行行政拘留”

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那刻，事情超出了张晨曦的理解范畴。

今年年初，26岁的张晨曦收到一通面试通知电话，那是上海一家纺织公司的负责人朱某仁打来的，约她第二天下午5点面试。张晨曦应聘的岗位是“康复理疗师”，朱某仁向她解释，公司内有一个乒乓球俱乐部，“他说需要一位运动康复师在场，如果有人受伤，可以采取紧急处理措施。”

1月21日，张晨曦按时到达面试地点。整场面试持续了两小时，张晨曦回忆，前一小时一切正常，朱某仁向她介绍了公司情况，询问她上一份工作的经验。很快，面试过半，朱某仁以“考察治疗手法”为由，要求张晨曦为他治疗腰疼的问题。

朱某仁引她进入办公室内的卧室，说是自己平时午休的地方，又以“灯光正好照着我”的理由，拒绝了张晨曦打开大灯的要求，随后塞给她一瓶精油，要求张晨曦为自己按摩推拿。“我当时觉得自己是一个求职者，只能同意。”

但事情开始不对劲了，朱某仁说自己趴着难受，翻过来躺下，又引导张晨曦向他的大腿根部、生殖器周围进行推拿。根据张晨曦提供给警方的录音，朱某仁对张晨曦说，“在大腿内侧推一下。”张晨曦几次表示拒绝，“这个真不合适”“我觉得这个地方摁着好像对腰并没有什么缓解的作用”“是不是有点不太合适？没有病人这么治病的”。

而朱某仁一直对她强调，“你是医生呀”“你把我当病人”。途中，朱某仁把自己的裤子脱了，张晨曦回忆，“我当时完全懵了，就让他把裤子穿上，但他只是换了一个姿势。”

张晨曦说，自己的大脑一片空白，那时时间过了6点，天已经黑了，工厂很空旷，大部分人都已经下班，“我不知道办公楼里还有没有其他人，也不知道如果我跑出去碰上其他人，这个人会不会帮我？我觉得好孤立无援，想着如果不是发展到强奸的话，是不是先顺着他的意思，离开他的视线之后，再想办法报警。”

当天晚上回到家，张晨曦控制不住地发抖、干呕、反复洗手，也忍不住责怪自己，“为什么第一时间会懵住，为什么没有当场包激烈地反抗？”但很快，她意识到，这不是自己的错。第二天，张晨曦选择报警。

房间内没有监控，录音成了最重要的证据。张晨曦在派出所做了近6个小时的笔录。警察问了她许多问题，几点面试，事发过程，还核查了她之前做康复治疗工作的经历。事实足够清晰。1月25日，朱某仁被警察抓捕，接受调查询问。

第二天，警察给张晨曦打电话，说处罚决定出来了，要给她送过去，“是（行政拘留）5天的结果。”那时已经临近春节，“我想着他能在里面过年的，老高兴了。”

然而拿到行政处罚决定书时，张晨曦清楚地看到上面写着，朱某仁“实施了猥亵的违法行为”，但“由于朱某仁已满七十周岁，对其不执行行政拘留”。

张晨曦不明白，“为什么不执行？”警察向她解释，按《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对于70周岁以上的违法行为人，不执行行政拘留处罚。她不敢相信，再次确认，“难道只要超过70岁，都不执行行政拘留吗？”

她记得警察的脸上有一丝抱歉，“他们说是这样的。”张晨曦最后带着行政处罚决定书回家，大哭了两天。



老年人犯罪率

再提起那个“不予执行”的行政拘留处罚，张晨曦的第一反应是愤怒，但更多是委屈：对方已经被认定有猥亵事实，为什么只是因为年龄大了，就能逃过惩罚？

张晨曦的遭遇不是孤例。2月17日，有网友爆料，江苏南通一名70岁房东以给出租屋添椅子为由，骗开房门猥亵女租客。租客报警后，警方给予涉事房东行政拘留7日的处罚，但最终也因房东超过70周岁，免于行政拘留处罚。

租客男友曾出示双方在派出所的沟通录音，其中房东的儿子表示，“老爷子吃到这个‘福利’，他是年龄超过了70岁，所以没有被执行拘留。”不少网友纷纷留言表达愤怒，“年纪大了就可以为所欲为？”

过去十来年里，部分地方检察院曾统计分析老年人犯罪比例及特点，这些报告的开篇基本都有一句相似的总结语：老年人犯罪相对数量较少，但绝对数量逐渐增多，社会平均寿命增高，不断出现高龄老人犯罪现象。其中，60至65周岁老年人是主要犯罪群体，但各地70岁以上老人犯罪率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并出现80岁以上老人性犯罪案件。

不同地域间，老年人的犯罪类型也有区别。例如一线城市检察院发布的报告中，犯罪老人多为初中文化，经济类犯罪居多，集中在盗窃、诈骗罪等。而县级检察院发布的报告，老年人犯罪案件里，“涉性犯罪尤为突出”。

陕西某县检察院曾在2024年发布的调查研究中写道，发生在小县城的老年人犯罪主体多为留守、孤寡老人，老有所养、所伴的老年人犯罪发生率较低。老年人身体机能衰退，暴力型犯罪概率降低，但与之关联的是，未成年人或精神、智力等方面存在问题的弱势人群，会成为他们作案对象的首要选择。

多份报告也点出一个问题，社会对老年人犯罪关注较少，“老年人和未成年人都属于社会需要特殊关注的人群，故司法实践中对老年人犯罪的关注度应当提高。”

在四川善嘉律所律师陶缙夕看来，近期两起案件的处理结果，在法律框架内是没有问题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一条明确规定四类人群不执行行政拘留处罚，包括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已满十六周岁不满十八周岁，初次违反治安管理的；怀孕或者哺乳自己不满一周岁婴儿的；以及七十周岁以上人群。

陶缙夕解释，行政法中有一个基本的比例原则，“拘留所的环境条件是相对较差的，如果把老人放到拘留所，他可能会面临严重的健康风险考验，比如突发疾病。”一旦出现这种情况，老人相当于最终会受到比其违法行为更严重的后果，“立法者可能会考虑到这不符合比例原则。”

另一方面，陶缙夕说，对于老人、未成年人、孕妇群体，社会的态度是更宽缓的，“处罚不是最终目的，最终还是希望通过这些手段去规范行为秩序，所以法律上对老年人、未成年人，也是以教育、引导为主。”

同样在2月17日，另一起老年人违法犯罪事件在网络引发更大关注。湖南邵阳一名93岁老人因性侵未成年人被判15年，因生活不能自理被看守所拒收，拟监外执行。网友们表示了不解，“生活不能自理，却能强奸？”

按照《关于进一步规范暂予监外执行工作的意见》，对于65周岁以上的罪犯，进食、翻身、大小便、穿衣洗漱、自主行动等五项日常生活行为，有一项需要他人协助才能完成，即可视为生活不能自理。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副教授陈碧分析，“有能力强奸却没能力自理，这是可能存在的。”

她能理解公众的愤慨，人们朴素的正义感是“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但法律不是这样运作的，“法律追求的是一种普遍的、抽象的正义，它需要考虑各种复杂的因素。”

但连续几起案件也让更多人意识到，立法已经将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年龄有条件的降低到12岁，老年人犯罪是否也应得到相应的关注和重视？

一个不能忽略的社会背景是，《治安管理处罚法》于2005年正式实行，如今过去将近20年，不少法律学者也指出，人口老龄化加快，老人违法频率逐渐增多。陈碧曾在文章中写道，“如果仍然沿用从前的思路，划定70岁或75岁作为法律责任上从轻、减轻、不予执行的界限，可能已经不太适应国情。”



“法律其实是最后一个手段”

在家哭了两天平复心情后，张晨曦的一位朋友搜集过往类似案件资料，建议她或许可以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赔偿，这也是一种维护自己权益的途径。

2月，张晨曦在网上发布实名举报视频，寻找代理律师准备起诉。张晨曦说，不论最终是胜诉还是败诉，她都已经做好了准备，“我一定要干的一件事情是，我要站在他面前告诉他，你是一个猥亵犯，你做的事情我不认同。如果我做到了，起码我在心里能认为这件事情就算过去了，哪怕最后败诉。”

律师陶缙夕解释，不执行行政拘留不等于不处罚，“法律上其实做出了处罚，违法记录是存在的。”陶缙夕说，受害者可以根据行政处罚决定，提起诉讼，要求违法行为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包括误工费、交通费、涉及精神损害的赔偿金，严重情况下，受害人还可以根据民法典申请禁止令，“这是受害者可以寻求的法律救济，处罚措施还是有其他通道的。”

对于一些更极端的建议，陶缙夕并不太赞成，“有一些网友提出法律应该修订，老年人一视同仁，都应该收监。但这可能会带来新的社会问题。”陶缙夕举了一个例子，一些农村地区的老人生活困难，“会不会有老人为了吃几天‘免费公家饭’，寻求生活保障而故意去做一些违法行为？”法条的修订并不只是简单地改动几个字，它带来的波动会像涟漪一般扩散。

例如日本是老龄化问题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近20年来，日本老年人服刑人数一直在增加。日本警视厅2015年数据统计，有近20%的嫌疑犯为65岁以上老人，而很多老年人走向犯罪的原因是贫困，监狱反而让他们实现了能保障居住、食物，生活成本低的养老生活。

“大家遇到愤怒的问题，一般都会呼唤严刑峻法。情绪得到宣泄了，好像犯罪也得到治理了。”陈碧说，“改一个法条或者用刑法来解决问题，其实是最后一个方案，是事情已经恶化到不能再恶化了，才考虑到要用刑法去治理。”陈碧指出，在这之前，其实是有很多治理方案的。

例如《治安管理处罚法》近两年正在修订中，陈碧说，原来针对14至16周岁未成年人，《治安管理处罚法》同样不执行行政拘留，而修订草案规定，如果一年内两次以上违反治安管理，可以执行行政拘留。

“而且未成年人问题是有衔接的，如果该处罚，但是因为年纪小没处罚的，就要衔接到《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规定里，要求会同家庭、学校，评估要不要对他进行社区矫治等等。”陈碧补充，“同样的做法也可以用在70岁老人身上。70岁不进去，不是说就不用承担责任了，而是需要有一些替代的惩罚性措施。”

张晨曦的案件最终没有走到正式起诉阶段。一个客观现实是，诉讼需要付出大量时间、精力，2月21日，在代理律师的陪同下，她和对方达成和解。在网上公开举报时，她曾经表示，希望自己的遭遇能成为一个契机，让更多的人正视这个被隐匿的问题。

陈碧说，一个问题并不是仅靠一些个案就能推动解决的，“但是几件事情结合在一起，大家会去讨论这个问题，会去关注老人这个群体，问题的反馈需要一段时间积累，慢慢地会影响到司法和立法。”

陈碧讲起自己的观察，对于未成年人犯罪，舆论提倡家庭、学校、社会共同托举，而老年人犯罪关注度低，一方面是暴力恶性犯罪事件较少，另一方面“老人一旦进入那个年龄，就好像成了不存在的人”。 陈碧说，“这其实也是一个机会，不要把70岁以上的人当成社会的冗余，给到他们一些关注，他们缺什么？为什么走向扭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