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幕】从政审到监控 中共对留学生设枷锁

尽管中共从未放松过对海外留学生的控制，但在中共内外交困的今天，采取的手段更加露骨与强硬，尤其是针对公派留学生、交流生及学生党员的控制正在逐步加强。这些学生即使身在海外，却依然不能自由思考。

斯坦福大学案例揭开冰山一角

5月初，《斯坦福评论》（Stanford Review）发布深度调查报道，在目前斯坦福大学约1129名中国籍留学生中，受中共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CSC）资助的学生，被要求定期向中共驻外使领馆提交“情况汇报”，通过这些汇报，中共锁定并获取敏感技术信息。

一名中国留学生表示，“很多人都有‘联络人’，他们只是传达他们知道的事，很正常。”

一位专家指出，这些人观察并记录美国前沿研究的“诀窍”，包括研究方法、实验流程、沟通渠道和协作模式。

一名曾在中国从事研究的斯坦福学生回忆与一位中共党员的谈话，他透露，CSC不仅指导学生的研究方向，使之与国家资助项目一致，还会根据“党性忠诚测试”筛选奖学金对象。

这名斯坦福毕业的中共党员还表示，学生若违反CSC相关承诺，其担保人（通常是家庭成员）将面临财务惩罚。

自由亚洲电台也曾报道，中共要求CSC资助的学生签署“忠诚承诺书”，一旦违约，家属需承担代价。

曾就读于爱丁堡大学的前学生爱丽莎．冯（Alyssa Fong）对《斯坦福评论》表示，CSC奖学金获得者受到“中国联络人”的监控，并被要求就某些敏感议题的活动上报异见行为。

出国前后的思想牢笼

这一事件揭露了中共当局控制留学生思想的冰山一角。实际上，这些公派留学生虽然身在海外，但无论在思想上还是个人行动、组织管理上，依然受中共严密控制，俨然成中共伸向海外的一只“长臂”。

中国自2001年加入WTO后开放了个人护照，同时，与西方大学及研究机构的学术与文化交流日益增多，中国学生出国留学的机会大大增加。

《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23-2024）》指出，中国依然是最大留学生来源国：2020年出国留学人数为45.09万人，2021年至52.37万人，2022年至66.12万人。

陆媒报道，2013年北京大学每年有近3000人次本科生赴海外交流；2016年复旦大学每年都有2000余名在校生出国出境。

除了因私留学之外，还有大量的公派留学生，包括国家留学基金、中外政府互换奖学金、汉办及地方政府等资助项目，及各大学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联合培养项目、交换生项目、访问学生项目等。

中共对这批公派留学生、交流生从出国前的政审、出国培训到出国后的汇报义务，进行一条龙的思想监控。

中国大陆各所大学中，一般都有内容大同小异的《学生出国学习项目管理规定》。

大纪元记者收集和看到的多份大陆高校规定中，都明确写出：公派留学生必须具备坚定的政治立场、拥护中共、“热爱社会主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积极参加政治学习”等等。

这些学生出国前还需要填写政审表格，要求加盖党章的院系审批意见、加盖公章的党委学生工作部审批意见。并有指定的国内联系人，负责监视其在海外的思想与行为。

中共教育部还规定留学生出国前，需接受出国培训，有中共安全方面的官员进行指导，内容重点在于所谓防范“意识形态”“宗教”或敌对势力的影响。

他们抵达海外后，一周或10天之内需将住址和联系方式告知国内，一些大学还需向中共当地驻外机构报到，至少每2个月或3个月或半年向国内汇报学习和思想情况。

回国后，一些学校还要求返校1个月内向所属院（系、部、所）和研究生院提交“交流学习总结报告书”，履行学术汇报与交流义务。

一些大学还特别提到：赴台湾地区高校交流学习的学生，还需办理赴台人员审查，并由学校报市主管部门获得赴台批件后方可派出。

英国留学生郭宇轩对大纪元表示，他认识一些拿国家奖学金被派到美英的同学，都是被精心挑选出来的，从大学一开始学校辅导员就会长期观察学生的言行，只有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对党高度认同，才有可能进入筛选范围。这样的人往往会被安排国内联络人，出国后需要定期汇报情况。

悉尼科技大学副教授冯崇义对大纪元表示，他1988年公派出国之前，要在中国语言学院（现在叫中国语言大学）做政治培训，由教育部出面，但请的是安全、统战部门做讲座，教你如何防范外国间谍，如何应对“敌对势力”，譬如说有台独、藏独在场，你要站起来抗议然后离场，这是政治纪律，然后要汇报哪些是台独分子、藏独分子。

“或如何取得有用的科技或情报，要向组织汇报情报。”他解释说，组织汇报就是向学生学者联谊会汇报，或直接向领馆侨务部门汇报。因为领馆除了武官是公开的特务之外，其他还有政治领事、科技领事、商务领事、侨务领事，很多是国内统战或安全部门派出来的。不一定直接向安全部汇报，安全部是另外一个系统，他们通常乔装打扮用别的身份出来接头，但那是小范围的。

“这是必须的程序，不知道现在做到什么程度。”他说。

海外党支部的触角

除了国内监控之外，中共触角伸向海外，在海外建立党支部来监控学生思想。虽然没有官方的统计数据，但是中国大学为海外留学生设立党支部并非个别现象。

特别是一些与海外联合办学的学校，很早就开始设立海外党支部。

例如浙江万里学院，2007年10月就成立了海外留学生支部委员会，其主要成员为党组织关系和学籍保留在该校的出国出境交换生、留学生。

南洋职业技术学院自1999年起陆续与澳大利亚、美国等10余所大学建立了合作办学关系，2012年设立澳洲留学生党支部。

同样海外合作项目众多的上海外国语大学，其西方语系从2009年起就设立了海外党小组。目前，该校已在西班牙、葡萄牙、智利、希腊、墨西哥、意大利和荷兰设立了党组织。

2013年，国防科技大学的海外党支部受到中共军媒《解放军报》的赞扬。学校在20多个国家设立了八个海外党支部，成员包括200名交流学生和访问学者，均为中共党员。

2015年，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化学工程学院在一个国际合作培养项目中，成立了首个 “CUP-TAMU”海外党支部。

2013年中共现党魁上任后，加强党对一切的控制，设立海外学生党支部越发张扬，出现了“海外专职辅导员”。

例如，2016年，复旦大学尝试将该校海外留学生进行“网格化管理”，在海外讲学、交流的党员教师将担任“网格负责人”，与海外专职辅导员一起，织起经纬纵横的海外学生党员教育服务管理网格群路。

目前，越来越多大学公开招聘海外专职辅导员，基本条件是：必须是党员，政治立场坚定。

2016年初，中共教育部发布通知，要求对学生、包括中国留学生进行更多“爱国主义教育”。2017年12月，习近平敦促海外中国学生树立“留学报国”的理念。

自2017年起，中共在海外设立党支部的相关报道突然多了起来，大陆校方和中共媒体对此也不讳言。

2017年10月，《浙江日报》报道称，浙江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在海外成立多个临时党支部”。

北京理工大学网站报道，2017年夏天，该校成立了一个临时党支部，以加强36名赴美国、德国和日本研修生的思想教育。据该校网站报道，研修期间，一名研修生向该支部提交了入党申请。

《外交政策》报道，2017年7月，参加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UIUC）暑期项目的华中科技大学9名中国学生和教师，在校园宿舍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支部。

根据华中科技大学网站2017年7月的一篇文章和照片，这批学生举行会议讨论党的意识形态，并在一面绘有锤子和镰刀图案的红旗前合影。这些学生的母校派了四名老师参加此次行程，指示他们在学生赴美期间成立党支部，加强“思想指导”。

上海商学院网站上发布的一篇文章称，2017年7月，一群来自上海商学院的客座教师在西弗吉尼亚大学商学院成立了党支部，并与该校孔子学院联合举办活动。

其它一些党支部也已在康涅狄格州布里奇波特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北伊利诺伊大学和北达科他大学航空系成立。

2017年8月，浙江工业大学药学院3名教师和5名访问学者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成立党支部，在校园宿舍开会，选举党委书记，讨论习近平最近的讲话。

根据《外交政策》看到的文章和报告，海外党支部通常由一批中国交换生或访问学者在其所在院校党委的指导下建立。

中共对这些新设立的党支部的目的直言不讳。《环球时报》2017年11月的一篇报道说，“海外党支部数量的增加是一个新现象，表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影响力日益增强”，“海外党支部还负责宣传党和政府的政策。”

这一趋势随着美中地缘政治的紧张关系而继续得到强化。

2019年5月中共进一步加强对海外党员的控制，要求必须每6个月至少“联系”国内党支部1次，出国（境）学习研究党员返回后按照规定恢复组织生活。

按照中共的规定，党员回国恢复党员身份，需另外两名在海外共同生活学习非近亲属关系正式党员的证明，以此来施压海外留学生对中共的忠诚，鼓励他们互相揭发。

英国留学生胡晓对大纪元表示，小红书经常刷到英国党员留学生要聚一下的帖子，问他是什么原因呢？他会说大家都明白的。

“三个党员在一起就要定时汇报一些东西，一定要互相证明彼此的思想还是‘纯洁’的。”她说，这些行为非常的奇怪，可能很多都还是想回国的。

最近中共对海外党员发起了另一场效忠运动，但对象已经不单是暂居海外的党员，长居的党员也包含在其中。

《金融时报》2024年报道，中共要求在美国学习或工作至少有1万名中共青年党员效忠，具体指示包括：定期参加党的网络会议，学习从中国发来的政治材料（包括党史与党魁讲话），缴纳党费，指导他们在美国同行面前宣传共产中国形象，并由党内官员核实，确保他们继续忠诚。

这些青年党员大多数都是早年在国内上大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在顶尖大学和科技与金融公司担任高级职务。

从公开到隐蔽

冯崇义表示，他1988年到英国留学的时候，当时党支部的活动是公开的。曼彻斯特地区学生党支部有51个党员，有书记、组织委员、宣传委员，很正式的机构，领馆专门租了一个活动点，还有活动经费。

“我当时也是学生的党支部领导人之一，通常每周会有一次活动，大部分时间大使馆或总领馆会过来了解情况、安排任务，联系很密切。学生学者联合会要选主席副主席，都要通过党支部讨论。”

他说，“8964之后生态改变了，在西方主要国家基本上公开活动应该是停止了，要活动也是比较秘密的。可能拉美、非洲或东南亚国家还会有。”

但学生学者联谊会一直存在，他补充说，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的功能跟国内那些组织一模一样，而且两头都拿好处。出国留学不管是公派还是私人出去的，领馆和大使馆都有很详细的记录。

根据2017年《南方周末》报道，中企海外党建遵循五不公开原则：不公开党的组织、不公开党员身份、不公开党内职务、党内活动不公开、党内文件不公开。

郭宇轩表示，他认识一些英国大学的党组织活跃分子，他们在微信建立只有党员才能加入的小群。这些群组会在新生刚到的时候就把人加进去，甚至会主动去机场接人，迅速建立“小社区”式的联系网络。

他说，这些人经常自己聚在一起活动，几乎不和当地人交往，也不太融入当地的学术或社交圈。他们形成了一个封闭的小圈子，对外来的资讯或观点非常排斥。他们重点关注如何回国找个好工作，如何表现得政治正确。

美国华府人权律师叶宁之前对大纪元表示，如果中共党员没有成为美国公民，要在美国从事共产党的组织活动，势必是一种地下党行为。不仅严重违反了美国反间谍法等一系列立法，而且还直接违反了美国《移民法》第212条共产党排除法的规定。除非美国在执法过程当中顾不过来，才会让这样的情况继续存在。如果严格执法的话，这样的人是会被抓到移民监狱里面去，遣送回本国。

在海外执行中共任务

中共为何对海外学生进行严密的思想控制？2020年中共人民网的一篇文章说明了中共的内心恐惧：海外学生党员处于意识形态斗争的最前沿，面对所谓的风险有：国际敌对势力的“西化”、西方媒体建构的舆论陷阱，还有讲好中国（中共）故事的使命。

《外交政策》报道，海外党支部似乎是中共战略的一部分，旨在在全球范围内扩大党的直接控制，并阻止海外学生和学者免受“有害意识形态”的影响，党员会被要求互相举报彼此的行为和信仰。

一名2017年秋季在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学习的中国交换生表示，在开始伊利诺伊州的游学之旅之前，学生们必须参加一场针对海外法轮功精神运动防范的讲座。

学生们抵达伊利诺伊州后，他们的母校要求他们成立一个临时党支部，并要求学生们组织一次观摩会，观看10月份召开的中共十九大。

据该学生说，交换生还被要求报告他们的同学在国外可能表现出的任何颠覆性观点。

“回国后，我们和老师们进行了一对一的交流。我们谈论了自己和其他同学在国外的表现。”这位学生说，“我们还得讨论其他同学是否有反党思想。”

冯崇义表示，“八九”之后中共有系统性的政治清洗，首先是反自由化，后来民主自由，后来法轮功成员、地下教会、维权人士又纳入清理对象，所以范围越来越大。

他说，因为这些政治或信仰团体，它控制不了，就要把你灭掉。中共极权统治就是故意制造一种漫无名气的恐惧，来降低维稳成本，让你自律不敢说不敢做，达到维稳、保护政权的目标。

郭宇轩表示，中共对于留学生的监控并不会因为人离开了中国就结束，反而会变得更加严格。有些同学会在海外也保持自我审查，因为海外中国留学生圈子里、微信同学群里有这种举报文化，总会有一些人是党员或与领事馆有联系。如果你说了什么批判中共政府的话，会被举报甚至导致家人在国内受到连累。

国内外对比明显 多数留学生的选择

尽管中共当局对海外留学生及党员加强思想控制，但即使是党媒对此效果也不乐观。

上述人民网2020年文章称，海外党员以自我管理为主，党建基本流于形式，很多被称为“口袋党员”。

乔治城大学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CSET）2020年报告表示：在美国学习的中国学生，约26,000名学生获得CSC资助。尽管中共强烈鼓励甚至要求他们回国，但超过85%的美国中国STEM博士生仍打算留在美国。

郭宇轩表示，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人是会变的。即使曾经深受洗脑教育，只要有机会长时间生活在一个真正自由、开放、重视个体价值的国家，很多人会开始怀疑、反思，最终认清中共灌输的那一套谎言根本站不住脚。所以很多人最终选择与中共决裂，选择留在海外，选择重新开始。

冯崇义表示，“八九”之后留学生政策有一个大转变，以前派出来一定要回去，后来是就地生根，留在民主国家把新的科技弄回来，直接在第一线去搞统战。

“但很多人转变了，有了自由民主的信念或别的信仰，跟中共势不两立，那就应该摆脱中共、从思想上切断连带。”

冯崇义表示，其实很多人已经跟共产党切割了。现在中国经济下滑，党能给的利益也少，出来的中国学生、学者海外留下来后，经济来源也有很大改善。这时候要做到无欲则刚相对容易很多。

“就是无欲则刚，对党国、掌权者及一些利益，嗤之以鼻，不要它们。”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