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进口汽车45年的政策钟摆

历史惊人的相似！

1981 年，日本汽车制造商被告知：你们在加拿大一年最多只能卖 17.4 万辆车。2024 年，中国电动车被告知：你们的车从今天起要交 100% 附加税。2026 年，同一批中国电动车又被告知：好，我们谈过了，每年 49,000 辆、6.1% 关税，可以进来。

45 年，三次政策转向，三种截然不同的工具。加拿大对进口汽车的态度，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变的，是每个时期的国力对比与谈判桌上的筹码。

第一步（1981 年）：日本车来了，用的是"协商配额"

1981 年 6 月，加拿大官方宣布，效仿美国对日本汽车实施"自愿出口限制"（Voluntary Export Restraints，VER）。日本政府随即宣布：当年出口到加拿大的乘用车数量，上限设定为约 17.4 万辆。

名字起得很漂亮——"自愿"。但这个"自愿"背后，是加拿大与美国同步施压的结果，日本方面并没有太多选择余地。政策层面的说法是：限制进口，保护本地就业。

为什么那时候选择"协商配额"，而不是直接征收高额关税？原因有两个。第一，1980 年代初北美经历经济衰退，加拿大汽车产业与美国高度绑定，本地车企和工会面临就业压力。第二，VER 的政治设计给了双方都能接受的出口——出口国"主动控制"数量，进口国不必在 WTO 框架下承担单边制裁的舆论与外交代价。

这一制度的核心特点是由出口国掌控数字。加拿大不在海关端直接堵截，而是依赖日本政府自行约束发货量。是外交妥协下的软性约束，不是法律层面的强制拦截。

第二步（2024 年）：中国电车来了，用的是"单边封杀"

时间跳到 2024 年 8 月 26 日。加拿大官方宣布，对所有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包括电动及部分混合动力乘用车、卡车、公交车和厢式货车——征收 100% 附加税（Surtax）。该附加税叠加在原有的 6.1% 最惠国进口关税之上，综合税率超过 106%。政策于 2024 年 10 月 1 日正式生效。

这一次，没有"协商"，没有"自愿"，是直接从价格层面封堵进口渠道。

加拿大官方给出的定性包括三项：中国实施了"由国家主导的产能过剩政策"（state-directed policy of overcapacity）；缺乏严格的劳工与环境标准；威胁加拿大本地的清洁技术投资与电动汽车供应链建设。同期，美国已于 2024 年 5 月率先宣布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 100% 关税，加拿大官方明确表示此次行动是与"关键国际伙伴（美国）保持步调一致"（moving in lock-step）。

跟 1981 年相比，2024 年的工具选择透露出明显的战略升级：从数量管控切换到价格封堵，从外交妥协切换到对抗性单边制裁。背后的逻辑不只是产业保护，更是把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之后的政策表达。

欧盟在同一议题上走了另一条路：基于反补贴调查，在原有 10% 关税之上最高加征 35.3% 的反补贴税，整体税率显著低于加美的 100% 封杀水平。三个主要西方经济体，三种力度不同的政策回应，折射出对同一问题的不同风险判断。

第三步（2026 年）：谈完了，配额制回来了

2026 年 1 月 16 日，加拿大官方宣布与中国达成双边经贸初步联合安排。2026 年 3 月 1 日，新机制正式生效：

初始配额：每年 49,000 辆（第一年期间为 2026 年 3 月至 2027 年 2 月）年度增量：此后每年增加 6.5%适用税率：取消 100% 附加税，改为 6.1% 最惠国关税管理机制：加拿大进口许可与配额管理（Import Permits）制度，基于《进出口许可法》，由加拿大全球事务部按先到先得原则签发配额凭证，无证车辆直接禁止清关车型范围：覆盖原 100% 附加税清单内的中国原产电动及部分混合动力乘用车、卡车、公交车、厢式货车；完整散件组装包（knock-down kits）在加拿大或第三国组装后，完工车辆仍计入配额

49,000 辆这个数字并非凭空而来。据官方信息，这一数字大致等同于加征关税前（2023-2024 年）的历史正常进口水平。换句话说，配额设定的基准是"回到原来的市场辨模"，而不是进一步扩大。

这次转向的直接促成因素，是一揽子跨行业贸易交换：中方将加拿大油菜籽综合关税从 84% 大幅降至约 15%（保障每年约 40 亿加元的出口市场），并停止对加拿大龙虾、豌豆和螃蟹（价值约 26 亿加元）征收反歧视性关税；加拿大同时取消针对中国太阳能产品和半导体的拟议关税。此外，加拿大官方明确表示，提供可预测的市场准入框架，是为了"催化大量新的中国合资企业（joint-venture investment）在加拿大落地"，推动本地 EV 供应链建设与制造业就业。

三步背后的内在逻辑

把三个时期并排放在一起，可以看出一条清晰的转换轨迹：

1981 年的配额，是在经济衰退压力下，选了阻力最小的外交路径：让出口国"自愿"约束，两边都有台阶下。主导权在出口方。

2024 年的百分之百关税，是在地缘政治高度紧张的背景下，选了对抗性最强的单边工具：不谈判，直接从价格上堵死。逻辑是"把对手定义为战略威胁"。

2026 年的配额制回归，表面上像 1981 年的翻版，实则有根本不同。1981 年是出口国掌控发货数量；2026 年是进口国通过《进出口许可法》签发配额凭证——谁违规，谁的货直接禁止清关。权力结构从"外交妥协的软约束"变成了"法律层面的硬管制"。而且，2026 年的协议是一揽子交换的产物：电车配额换油菜籽关税、农产品市场换本地合资投资，这种跨行业联动，是 1981 年简单的汽车数量谈判里不存在的。

政策工具只是表象，筹码才是真相

三次政策转向，没有哪一次是纯粹的"经济理性选择"，也没有哪一次是单纯的"政治姿态"。配额、关税、禁令——这些工具本身并不携带立场，它们只是国家在特定历史时刻，依据自身筹码与对手处境做出的最优工具选择。

图片来源：51.CA 资料图片

45 年后再看，1981 年的"自愿"配额、2024 年的百分之百封杀、2026 年的许可证硬管制，三步棋下来，加拿大始终在做的，是依据力量对比找到当下最合算的谈判姿态。政策的摇摆，不过是筹码消长的外部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