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人有很多，教员只有一个。”在中国年轻人的网络语境中，“教员”是对已故中国领导人毛泽东的代指。

在视频网站哔哩哔哩（B站）上搜寻“毛泽东”或者“教员”，很容易看到这样一类影片：剪辑自各类影视剧的毛泽东片段，集合在一起。而每当他的形象出现，密密麻麻的弹幕便会迅速盖过整面萤幕，其中不乏“伟人万岁”“再造中华”“全体起立”之类的溢美之词。

B站用户以年轻人为主，18到24岁的Z世代占比近六成。这类毛泽东影片的内容覆盖他人生不同阶段，包括他指挥的四渡赤水战役、冷战期间的中美苏关系，以及青年时期的境遇。不少影片获得数百万观看和数万条弹幕。

一个问题也随之浮出水面：为什么在改革开放近半个世纪之后，毛泽东的形象又开始出现在中国年轻人的网络文化中？尤其在202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50周年之际，这种现象值得审视。

与父辈不同的毛泽东

南京一名即将升入大学的董同学，是这股潮流的参与者之一。

他告诉记者，自己最近一次被“打动”，是刷到一段短影片：两个女生站在长沙橘子洲头的青年毛泽东雕像前，清唱了一首爱国歌曲。

“她们唱得很投入，雕像又那么高、那么年轻，我看的时候突然觉得有点感动。”董同学说。

类似的场景在他的同龄人中并不少见，身边不少同学都在网上“键政”——讨论时政议题的青年网络社群通常被称为“键政圈”。

另一个可以佐证这?趋势的数据，是从2019年开始，《毛泽东选集》突然跃居清华大学图书馆年度借阅榜榜首，此后一直到2025年都稳居榜首。

值得注意的是，年轻人对毛泽东的兴趣，与他们父母一代成长时所接触的公共叙事存在差异。

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由邓小平主持起草，明确对毛泽东采取“功过并提”的评价方式，即所谓“三七开”，七分功绩、三分错误。

正是在这份定论出台后，邓小平乃至后来的江泽民时代，中国的火车站、广场、教室悬挂的毛泽东像逐渐被摘下，毛泽东的形象从公共视觉空间中淡出。官方文件减少个人崇拜宣传，中共也不再为在世领导人祝寿，这个习惯一直延续至今。

人们开始倾向于把他当作一个“非神”的、有局限、会犯错的历史人物来看待，而邓小平则越来越清晰地成为改革开放这个新时代的象征。

换句话说，80后、90后成长在一个官方主动“去毛泽东化”的年代，对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说，毛泽东更多被留在历史书里，邓小平则代表着眼前可以触摸的现实进步。



湖南长沙橘子洲头的青年毛泽东像，现在成为热门的旅游景点。

而现在，毛泽东重新进入部分年轻人的网络语境。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是董同学在内的许多年轻人在谈论毛泽东时，很少直呼其名，而是用“教员”称呼他。

这个称号另有来历：1970年，毛泽东会见记者埃德加·斯诺时曾表示不喜欢“四个伟大”之类的头衔，“只剩下一个……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

这种原本具有特定历史背景的称呼，如今被重新带入网络语言。

但这种讨论也有清晰的边界。

谈起毛泽东，董同学和同学们以“教员”相称，可以侃侃而谈；一旦话题转向当下的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他觉得“这个不太好谈”。

德国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MERICS）的一份研究也观察到类似现象：中国的网络空间虽仍能容纳一定的公共讨论，但真正触及最高层的议题，往往会被参与者自我回避。

该研究形容，这种“脆弱的讨论空间”本身就是审查与自我审查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种“意识形态自救”

当代年轻人把目光投向毛泽东之际，发生在中国官方打造“强国叙事”的背景下。

但在一些专家看来，这同时也与年轻人对贫富差距、阶层固化等社会问题的认知交织在一起。

荷兰莱顿大学教授石若剑（Florian Schneider）长期研究中国青年政治文化。他向BBC中文指出，今天的年轻人正面对与父辈完全不同的现实：父辈经历的，是经济进步真正托起了所有人的年代；而如今，很多年轻人觉得自己被邓小平改革所承诺的进步抛在了后面。

就业市场的压力是其中一个例子。中国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7月，全国城镇不包含在校生的16至24岁勋力失业率升至17.9%，较上月大幅上升3个百分点，创下这一数据调整口径后的新高。

当“996”“内卷”和“躺平”成为年轻人日常词汇的一部分，父辈与子女之间的落差，似乎也正变得越来越难以调和。



在这种背景下，毛泽东关于资本主义弊病的言辞，对部分年轻人而言很容易引发共鸣。石若剑说，有人藉此表达对“资本绑架国家”的不满，也有人干脆把毛泽东的文字当作应对生活矛盾的“人生指南”。

董同学的说法与此呼应：“我们这代人从小被灌输努力就有回报，可是等真正长大，发现工作没那么好找，房子买不起，连‘内卷’这个词都是我们这代人造出来的。”

他说，毛泽东说得很直接，谁是压迫者、谁是被压迫者，这种简单的框架，比经济学名词更容易懂。

中国青少年研究会的一份调研报告指出，当代青年价值观中潜藏着“网络民粹主义”的风险，其成因与住房状况、职业发展路径、婚恋家庭支持这三个关键变量密切相关。

这与石若剑的判断相互印证：“毛泽东的复兴，不是单纯的怀旧，而是年轻人试图用一套现成的历史语言，去命名和消化他们感受到的不平等与不安全感。”

“潜在的爆炸性发展”

这套语言从何而来，也值得追问。

中共对毛泽东的基本评价，至今仍建立在1981年历史决议所确立的框架上：毛泽东的功绩是主要的，错误是次要的。

2021年中共通过的第三份历史决议，则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贯穿全篇的叙事框架。

在这套叙事中，毛泽东所领导的革命更常被放置在“站起来”、建立新中国、维护国家独立以及奠定复兴基础的脉络中理解。他不只是一个需要接受功过评判的历史人物，也被塑造成当代“强国”“复兴”叙事的源头之一。

石若剑认为，“党的教育政策对他今天的复兴至少要负部分责任：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说，毛泽东的中国建立在一种幻想之上，即这位伟人是不可挑战的英雄。”

他说，许多年轻人并不了解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的真实历史，或者对毛泽东在这些灾难中扮演的角色有着扭曲的认知。

石若剑提醒，这种自下而上的毛泽东崇拜，潜藏着比表面看起来更复杂的政治能量。“这是一个潜在的爆炸性发展，因为这种自下而上的毛泽东粉丝文化具有鲜明的民粹色彩，并不会止步于对当下执政方式的质疑。”

他将其与中国民间的民族主义情绪相类比：“或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审查这类民粹情绪，但要真正控制它们非常困难。”

对于董同学和他的同龄人来说，这场“毛泽东热”或许还远未定型，它究竟会停留在网络文化中，还是会演变成更持久的政治身份认同，仍有待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