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政治防火墙”撑得住吗？极右大胜牵动欧洲安全

德国东部萨克森-安哈特邦（Saxony-Anhalt）9月6日举行邦议会选举，德国另类选择党（Alternative für Deutschland，AfD）拿下43.8%的政党票，较2021年的20.8%增加23个百分点，得票率翻了一倍以上。总理梅尔茨（Friedrich Merz）领导的基督教民主联盟（CDU）只剩17.2%，远低于5年前的37.1%。投票率达77.8%，比上次选举增加17.5个百分点。

AfD在83席邦议会中取得39席，距离单独过半只差3席。新成立的莎拉．瓦根克内希特联盟（Bündnis Sahra Wagenknecht，BSW）跨过5%门槛，拿到5.3%选票，成为组阁过程中的关键少数。两党若合作，席次在数学上足以跨过过半门槛，目前却还没有形成稳定的执政协议。

AfD早在2024年就曾经在图林根邦以32.8%得票率拿下第一，成为二战后第一个赢得德国邦级选举的极右政党，最后因为其他政党拒绝合作而无法执政。这次萨克森-安哈特的意义在于，AfD把得票率推到接近44%，创下该党邦级选举纪录，也第一次如此接近掌握一个邦政府。



德国萨克森－安哈特邦2026年议会选举初步结果显示，AfD以43.8%得票率大幅领先，较2021年的20.8%增加23个百分点；CDU则由37.1%降至17.2%，两党差距达26.6个百分点。（图／资料整理）

44%背后　选民对德国主流政治的不满正在累积

萨克森-安哈特本来就是AfD在东德地区的重要票仓，因此不能把43.8%的结果直接换算成全德国的政治版图。这个邦人口不多，过去10年AfD在当地的支持度也长期高于全国平均。问题在于，AfD目前在全国民调同样居于领先位置，这次选举因此很难只被视为一场特殊的地方选举。

从选民结构来看，移民仍是AfD最有力的政治议题之一。2015年难民潮后，大量来自叙利亚、中东与其他地区的移民进入德国，近年庇护申请数虽然已经明显下降，移民与治安却持续出现在政治辩论中。几起涉及移民的重大暴力事件，加深部分选民对边境、难民与公共安全的不安。

经济因素也占有很大比重。东德地区在统一30多年后，所得、企业投资与人口结构依然和西部存在落差。德国ifo经济研究所今年5月发布的《2026东德竞争力报告》指出，东德私人投资仍明显不足。2019年至2023年间，如果排除住宅与公共基础建设，东德企业每人投资规模只有西德大约三分之二，专业人才不足也是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要瓶颈。

能源价格、生活成本、产业竞争与工作前景，进一步把经济焦虑转化成政治不满。《纽约时报》采访发现，许多AfD支持者同时提到高电价、燃料价格与就业机会，也仍然对1990年两德统一后东部受到的待遇抱有不满。

这次选举也成为对梅尔茨政府的抗议票。路透社引述调查显示，萨克森-安哈特高达87%的选民对联邦政府表现不满。梅尔茨政府正在推动经济改革、基础建设与国防支出，但不少选民还没有在生活中感受到效果。AfD因此成功把地方的不满、东西德落差、移民以及对柏林政治的不信任串在一起。

而另一个经常被忽略的因素是俄罗斯。

前东德地区和俄罗斯之间有特殊历史记忆。部分居民曾经生活在苏联势力范围，对俄罗斯的认知和西德社会有所差异。AfD主张恢复与莫斯科的经济关系、停止军援乌克兰，甚至重新讨论俄罗斯能源供应，正好切中部分东德选民对高能源成本与乌克兰战争的不满。



德国萨克森－安哈特邦议会选举中，极右派政党AfD拿下43.8%选票，创下该党邦级选举新高。这场选举除了冲击德国长年的政治“防火墙”，也牵动对俄政策、欧洲安全与企业投资风险评估。（图／AI生成示意图）

德国的“政治防火墙”卡在一个愈来愈困难的位置

德国主流政党长年对极右势力维持所谓“防火墙”（Brandmauer），包括CDU、社会民主党（SPD）、绿党等政党都拒绝与AfD共组政府。这是一项政治原则，不是法律规定，背后和德国对威玛共和崩溃及纳粹上台历史的记忆密切相关。

问题在于，当AfD只有10%或20%选票时，其他政党还能透过联盟把它排除在政府之外；当它逼近44%，组阁算术就完全不同。

AfD愈大，剩下的政党就必须组成政治光谱跨度愈大的联盟。这些联盟在移民、经济、能源、社会福利与外交政策上的立场差距也愈大，政策妥协增加，治理速度变慢。选民如果因此认为政府“什么都做不了”，AfD又可以继续以反体制力量的身分吸收不满。

《卫报》引述政治分析指出，这已经形成一个自我强化循环：中间政党选得愈差，组成的联盟共同政策愈少，政府能交出的成果愈有限，选民挫折感又进一步推高AfD。另一方面，部分研究者认为，主流政党近年在移民等议题上逐渐采用极右派的框架，也让原本被视为激进的主张慢慢进入主流政治讨论。

这次出口民调还呈现一个很清楚的政治分裂。《纽约时报》指出，大约一半受访者认为AfD威胁民主，他们几乎全部投给其他政党；另一半认为AfD没有构成威胁，其中大多数人最后投给AfD。德国政治的分界已经逐渐从传统左右派之争，转向“如何看待AfD”本身。

而且这里还存在一个德国制度上的特殊矛盾。萨克森-安哈特邦的宪法保护局早在2023年就将当地AfD邦党部认定为“确定的右翼极端主义组织”（gesichert rechtsextremistische Bestrebung）。如果AfD真的组成邦政府，原本受到邦政府情报机构监控的政党，有可能反过来掌握影响该机构的行政权力。

《台湾怎么撑》其实已经看见这条政治裂缝

在我们日前推出的《台湾怎么撑》系列报道中，就曾经提过德国面临的“缺工与反移民”矛盾。

2015年难民潮过后，大批叙利亚人进入德国。10年后，德国仍有约94万名叙利亚人，不少人已取得居留权。2025年庇护申请甚至年减51%，移民压力已经不像10年前的高峰，移民却依然是德国最敏感的政治议题之一。当时报道就指出，极右势力崛起还牵涉德国经济停滞，以及选民对主流政党累积的不满。这次萨克森-安哈特的结果，让这个矛盾变得更加具体。

德国人口老化、医疗、物流、制造与服务业都需要外来劳动力。AfD却主张大幅收紧移民政策，在萨克森-安哈特甚至主张以自动化取代部分外来劳动力，并反对依赖来自文化差异较大地区的移民填补缺工。对一个已经缺乏专业人才的经济体而言，这会形成很难处理的政策冲突。

我们当时访问欧洲外交关系协会（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ECFR）亚洲计划政策研究员Alexander Lipke时，他还提到另一个和台湾有关的问题。欧洲内部右翼政党愈来愈强，加上经济与外交问题累积，会让欧洲社会更难接受对外政策带来的成本。当德国民众已经认为自己国内问题很多，再要求他们为制裁中国承担新的经济代价，政治阻力自然会增加。Lipke当时的判断是，这样的环境“对台湾不利”。萨克森-安哈特这场选举，正好让这个风险提前浮现。

一场邦选举　为什么会牵动欧洲地缘政治

萨克森-安哈特邦政府无权决定德国是否援助乌克兰，也不能自行解除对俄罗斯制裁，因此43.8%的选票不会立刻改变柏林的外交政策。但它带来的压力却会一路往联邦层级传导。

AfD主张停止对乌军援、恢复与俄罗斯的经贸与能源往来，部分党内人士甚至公开倡议重新启动北溪天然气关系。今年6月，AfD政治人物Markus Frohnmaier还前往圣彼得堡，与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Gazprom执行长及普京顾问会面。

当这套外交主张能在德国一个邦取得近44%支持，梅尔茨政府未来推动乌克兰援助、增加国防预算或支持新的俄罗斯制裁时，就必须面对更大的国内政治成本。

德国联邦国防部甚至已经开始思考这类情境。今年7月，国防部长皮斯托里斯（Boris Pistorius）公开表示，如果AfD进入邦政府，必须重新检讨哪些军事机密可以提供给地方政府，原因就在于对AfD与俄罗斯关系的疑虑。德国政府随后也承认，安全资讯分享确实需要依照敏感程度重新评估。

如果AfD最终真的进入萨克森-安哈特政府，影响还可能延伸到德国联邦参议院（Bundesrat）。德国各邦政府透过联邦参议院参与联邦立法，人口超过200万人的邦拥有4票，而且同一邦的票必须一致投出。AfD无法靠一个邦改变德国政策，但它将有机会从单纯的国会反对党，进入联邦立法与联邦邦政府协调的制度内部。

对欧洲来说，问题也在这里。德国是欧盟最大经济体，也是欧洲对乌政策、国防支出、对俄制裁与对中政策的重要决策者。AfD若持续成长，未来欧盟每一次要求会员国承担经济成本的外交决策，柏林都可能面对比现在更大的国内阻力。



2024年资料照片。德国柏林民众上街反对极右派政党“德国另类选择党”（AfD），现场布条写着“投给AfD，就是投给纳粹”。随着近年AfD支持度持续上升，德国社会反对极右势力的动员也长期存在。（图／记者彭光伟摄影）

对企业来说　政治风险开始进入投资选址

这场选举还有一个常被政治新闻忽略的面向，就是企业投资。

短期来看，44%的得票并没有造成德国金融市场剧烈震荡，萨克森-安哈特本身的经济规模也不足以直接改变德国总体经济。路透Breakingviews因此把AfD崛起形妊酞一种“慢慢累积的经济风险”。真正可能影响企业的，是政治碎片化让劳动市场、退休制度、能源与产业改革变得更难推动。对萨克森-安哈特本身，问题更具体。

这个邦并非没有工业基础。化工、制药与炼油产业约占全邦工业营收四成，能源价格、电力政策、国际人才和外资都直接关系到产业竞争力。目前德国企业界目前最担心的因素之一，就是人才。

东德本来就面对人口外流与专业人才不足，如果政治气氛让外国工程师、研究人员、医生或技术人员不愿意搬到萨克森-安哈特，当地企业会更难招募员工。选后已经有移民家庭表示考虑离开，地方人士也警告，社会氛围可能同时影响专业人才与外来投资。

梅尔茨在选前甚至公开警告，如果由AfD主政，可能让国际企业重新评估是否投资萨克森-安哈特。

对台湾企业而言，这提供了一个新的德国投资判读方式。

过去企业评估德国，通常看的是欧盟市场、供应链、能源成本、工资、税负、补助与法规。未来“邦级政治风险”也应该进入选址模型。

尤其是需要大量国际工程师与外派主管的半导体、电子、机械、生技与研发型企业，除了看厂房价格和投资补贴，也要评估当地是否能吸引外国人才、国际学校与生活环境是否稳定，以及邦政府对能源转型、移民、产业补助与行政审批的政策方向。

这并不代表企业应该撤离德国。德国的法治、欧盟单一市场与产业基础仍然存在，萨克森-安哈特的选举也还没有决定AfD一定能够组阁。然而企业需要重新理解的是，德国的政治风险已经不能只看柏林。

萨克森-安哈特43.8%的选票，透露出东部德国在经济、人口、移民、能源与国家认同上的裂缝。这些问题如果无法被主流政党处理，AfD的影响力就可能继续从地方议会向邦政府、联邦参议院，最后向柏林扩张。

到了那个阶段，受到影响的就不只是德国的政党政治，也会包括欧洲对俄罗斯、乌克兰、中国与台海问题的政策空间，以及企业评估德国投资环境时所面对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