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发在经济学人。

思考人工智能将如何改变社会时，不妨先看看一种更早的技术。人类曾通过这种技术，为自己获得一个能力远胜自身的得力伙伴，那就是狗。

人类驯化狼之后，实际上也就获得了远距离嗅到猎物、在夜里听见敌人逼近的能力。他们因此成了比尼安德特人更出色的猎手，也成了更难对付的战士，很难遭到伏击，也很难被猎物甩掉。

一些人类学家认为，狗正是智人能够击败史前近亲、最终征服世界的原因之一。

当“狗这种技术”最初出现时，谁也看不出它对人类究竟安不安全。毕竟，人们是真的把狼领进了自己的洞穴。他们必须训练这些动物，让它们别吃婴儿。

几千年过去了，狗有时仍会逃脱控制，甚至突然伤人。但总体来说，人类对结果相当满意（当然，尼安德特人的结局就没这么好了）。

关于人工智能，最乐观的设想是，它会像狗一样，帮助人类工作，而不是取代人类，并且始终服从主人。但如果事实并非如此呢？

人工智能的进化速度快得多。很快，它可能就能不断创造更先进的新版本，速度之快，会让养狗育种的人望尘莫及。人们可以确信狗不会奴役自己，到了2030年，家里的狗照样不会用开罐器。

但面对人工智能，人类就没这么有把握了。

两本新书都在试图回答人工智能将如何塑造未来这个问题。一本出自诺贝尔奖得主、经济学家之手，另一本则由获得过普利策奖的历史学家撰写。

两位作者都没有用狗来作比喻，但如果从这个角度理解，两本书反而更容易读懂。

哈佛大学历史学家吉尔·莱波尔关注的是那些“训练狗的人”。在她笔下，人工智能巨头是一群糟糕而不负责任的人，他们创造出来的东西有朝一日可能挣脱锁链，反过来撕咬人类。

在《人工国家的兴衰》中，她认为，科技企业的老板正在打造“一种未来，在那个未来里，人类受机器统治，很多人甚至会被机器取代，而这些机器归企业所有”。

她说，这意味着“既抛弃自由民主，也毁掉自然世界”。

她的论据有一部分直接来自这些科技巨头自己的言论。OpenAI负责人萨姆·奥尔特曼曾表示，如果由人工智能取代人类总统，那会“非常棒”，因为人工智能可以“走遍全球，与地球上的每个人交谈，准确理解每个人的偏好”，然后为所有人进行“优化”。

马斯克则说，人类最终可能会像超级智能机器人饲养的“宠物拉布拉多犬”。

奥尔特曼曾表示，地球表面的大部分区域可能很快会被数据中心覆盖。马斯克想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把数据中心放到太空里，同时把数百万人送到火星生活。

莱波尔指出，这些科技巨头似乎人人都准备好了自己的逃生方案，“马斯克去火星，扎克伯格去元宇宙……贝索斯去太空，奥尔特曼则把大脑上传到云端。”

她担心，正因为他们都有退路，所以对把地球变成反乌托邦社会的风险格外轻率。

她说得没错。今天这些科技巨头，绝不是你会放心把未来文明规则交给他们制定的人。但她高估了亿万富豪个人的重要性。人工智能如何塑造社会，不会取决于马斯克那些古怪的政治观点，就像汽车给社会带来什么影响，并不取决于亨利·福特的想法。

真正关键的，是这项技术本身有多强大，以及人们最终拿它来做什么。

达龙·阿杰姆奥卢在《自由民主怎么了？》中讨论的正是这个问题。阿杰姆奥卢是全球被引用次数最多的经济学家之一。他最著名的作品是《国家为什么会失败》，这本宏大的经济史著作认为，让贫穷国家长期陷于贫困的最主要原因，是掠夺性的制度。

他的新书则把重点放在当下，讨论技术与民主之间的相互作用。

他认为，自由民主一直是社会进步的基础。自由民主推动创新和经济增长，并通过税收和公共服务让更多人分享增长成果，同时利用监管保护选民。

很长时间里，这套制度大体能够满足选民的期待。但“后来，计算机出现了”。按照阿杰姆奥卢的说法，数字技术加剧了不平等，因为经济越来越需要脑力，而不再那么需要体力。数字技术还增强了“大学毕业生的社会权力”，让新兴自由派精英能够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给心怀不满的工人阶层，最终引发反弹，并推动川普当选。

数字技术也改变了人与人的交往方式。在美国，过去20年里，人们面对面与朋友相处的时间减少了三分之二。政治争论则变得更加极端，也更加恶毒。

人工智能如果大幅加快创新，完全可能让所有人都变得富有得多。但阿杰姆奥卢担心，它也可能把数字技术已经造成的问题进一步放大，这种担忧多少已经耳熟能详。

人工智能可能导致大量失业，在“创造者”和“索取者”之间制造“巨大的社会地位鸿沟”，最终引发全面的民主危机，还可能通过更有诱惑力的虚拟情人和政治造假，加速社会原子化。

他的方案是发展“有利于劳动者的人工智能”。阿杰姆奥卢所谓的这种人工智能，是要寻找办法，让劳动者利用人工智能提升自身劳动的价值，就像史前猎人把自己制造和投掷长矛的能力，与狗的嗅觉和速度结合起来。

例如，人工智能也许可以帮助电工排查日益复杂的电网故障。系统通过传感器发现问题，再利用过去故障及解决方案的数据库，帮助人类进行分析。人工智能也可能改善教育。

人工智能助手可以评估学生在小测验中的答案，并建议如何把班级拆分成更小的小组，再为不同小组安排更有针对性的教学，从而增加对真人教师的需求。

这种想法很难反对。如果人工智能是增强人类劳动，而不是让人类劳动变得多余，它当然会少制造很多社会动荡。但阿杰姆奥卢没有解决一个关键问题，那就是究竟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

归根结底，这两本书都令人失望。不过，它们倒是在无意中揭示了一个事实：面对一种变化速度如此之快、未来能力又如此难以预测的技术，想写出真正有说服力的分析，本身就异常困难。

从政治上看，人工智能已经越来越不受欢迎。对人工智能长期社会影响持悲观看法的美国人，是持乐观看法者的两倍，而只有2%的美国人认为人工智能发展得“太慢”。

但无论如何，这头新的狼终究会被领进洞穴。人工智能技术目前走在最前面的美国和中国，本身就是竞争对手。双方都不愿成为第二个拥有超级智能盟友的国家，因为谁也不想最后落得那些倒霉、又没有狗帮忙的尼安德特人那样的下场。